黄文政:这个中国实行了40年的政策,带来的教训太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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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政:这个中国实行了40年的政策,带来的教训太惨重!

VIA:黄文政关注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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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出生人口是不是跌破口800万我不确定。我个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按目前的趋势,即使今年不跌破,过不了几年也会跌破。至于800万是不是很少,我只想列举下面一些基本事实。

一、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民国死亡率计算,我国1929年出生人口是1700-1800万。合理推算,800万年出生人口已经退回到清朝中早期水平。前不久网上流传的数据显示1929年出生505万,实在错得离谱。

二、我国占世界人口比例在1820年是34%,1950年是21.8%,1980年是21.1%,去年是18%。而现在一年800万的出生人不到世界的6%。

三、在当下不足世界一半的生育率下,我国出生人口在一代人时间,也就是30年左右会跌到世界3%。除非之后我国生育率大幅超过世界水平,否则我国人口占世界比例最多也就是3%,我国会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

四、目前的生育率持续下去,我国以后的人口将以每出生1人,去世6人的速度萎缩,而现在还只是生1人去世1人。如果生育率继续下跌(现在看来是如此),那么萎缩速度会越来越快。按东北现在的生育率,今后是每出生1人,去世27人。

那么哪些行业会受影响?

回答是所有的行业都会衰弱,先是奶粉、儿童用品,5-20年后是教育、食品、服装,20-50年后是房屋、家具、家电、电子消费品、汽车、旅游、娱乐,50年后再传导到医疗、养老、殡葬等领域。而且因为预期的影响,行业的实际衰微可能会大幅提前。这种全方位的衰退会导致几乎所有国内投资面临泡沫化,富裕人群会加速向外移民。

我国有没有可能把产能大量投到其他国家利用外循环来维持竞争力呢。但这只能短期续命,长期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大的本土市场支撑,这些投入到国外的产能即使能经营好, 要么会被本地化变成他国的资产,要么会促使当地的产业发展起来而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更不用说美西方与我们脱钩和挤压会因为我们的衰微更可能变本加厉。

由于文化、语言与日常行为方式的距离,国外人口对我们产业的支撑远不如本国人口,而在语言、文化、政治乃至安全领域,国外人口与我国更是处于竞争的关系。

除非生育率大幅上升,每个行业都会进入持续性萎缩。企业会从开疆辟土的扩张变成争夺存量的萎缩,职场恐怕会因此加剧内卷。全员失业率会上升(而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下降,这是因为匹配更加困难)。这主要表现为中壮年大量失业,而年轻人也许会短缺。

农村和小城镇会大量衰败甚至消失,中等城市会变成小城市,大城市会变成中等城市。这个过程中,人口会不断向少数中心城市收缩。

因为预期悲观和规模效应下降,人均GDP相对于出生人口稳定的情形要显著更低。我国大概率会失去产业链优势,科技力量会先升后降。现在印度在校大学生就比我们多17%,届时会是我们的数倍,甚至每年上大学的人数都远远超过比我们的同龄人数,更不用说欧美对我们拥有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

我国现在引以为傲的如航天、高铁、大飞机、北斗等大项目和大工程,可能会因为人口大幅萎缩而难以为继。这些行业产业链很长,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和庞大市场规模来支撑。

因为需求和财力下降,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停滞,大量已建设的会老化,失修甚至被迫废弃。城市面貌也会日益凋敝。每个城市的居民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机场、车站、医院、学校、小区、公园、办公楼都会愈发老旧。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会相对下降,甚至面临普遍的人道主义危机。

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整体国力会严重下降,周边国家会根据预期站队,现在隐忍的敌对势力可能会伺机反扑,我国可能面临严重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

那么有什么好处吗?如果北大清华不砍录取人数的话,以后的年轻人上北大清华会比现在容易,只是那时的北大清华因为筛选的人口基数大幅减少,其生源的基础质量恐怕也就是现在的二流大学的水平。而它们的科研水平因为财力和整体国力的萎缩,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大概不会高于现在的国内二流大学。

低生育率问题能解决吗?当然可以解决。提升生育率事在人为,只要激励机制到位就能做到。

处在半沙漠地带,自然环境恶劣,人均水资源仅中国1/7的以色列,正是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而认识到人口的核心意义,形成了提升生育率的全民共识并大力鼓励生育,成功地将生育率提升到3的水平,接近我们的三倍。特别是,不包括极端正统教派的世俗犹太人的生育率也高达2.3,显著高于2.1的更替水平。

中国现在一年固定资产投资是58万亿元,但很多都投到未来少有回报的项目中去了,比如各地大量空置的产业园区、人口稀少地区使用率极低的桥梁和高速公路以及数不清的里面人可罗雀的人造景点。

只要把相当于58万亿固定资产投资中的1/15的钱给到养育家庭,那就是3.8万亿,也即GDP的3.2%用来辅助家庭。这其实也就是欧洲鼓励生育的力度,但对我国已经能起很大作用。

假设我国每年出生2000万人,这些钱就足够给0-16岁到小孩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这样一个三孩家庭就可以有3000元的育儿收入,与现在内地年轻人的收入基本持平。

这是让老百姓分享发展果实的最实在的方式,也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更是维持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可行之道。如果能将出生人口逐步恢复到每年2000万的水平(这只需要比更替水平略高的生育率,相当于以色列世俗犹太人的生育率),整个预期会完全改变,现在很多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我国有强大的生产和建设能力,我国的民众自然就应该过上与这种能力相当的生活。如果大量的产出只是用于低效的投资和贸易顺差,而不是投给辛勤养育的民众,最后迫使年轻人放弃婚育而成为世界的工蜂,那将是我们发展方式的失败。

我们是一个祭祖的,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慎终追远的民族,而且,我们国家有强大的执行力。以色列可以做到,我们更能做到。我相信,只要我们认识到这是决定我们未来的头等大事,并着力应对,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也必须解决。解决低生育率危机,辅之以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深层改革,我国的前景会一片光明。

注解:前面生一个死几个的结论也许会让一些读者惊悚。但这个结论有初中数学基础就会计算。以东北0.7的生育率为例,对应于2.1的更替水平,这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有上一代人的1/3,也就是0.7/2.1,而平均寿命大概相当于三代人的时间。因此,0.7的生育率持续下去,第四代就只有第一代(隔三代)的(1/3)*(1/3)*(1/3),也就是1/27,即出生一个人,对应去世27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没有考虑外迁。由于还有不少年轻人外迁,如果生育率维持不变的话,东北未来人口萎缩会比上述更严重,当然这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此外,人口外迁只会影响出生率(出生人口/总人口),不会直接影响生育率(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量)。

很多人误以为东北人口快速萎缩是因为大量年轻人外迁。其实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即使一个人也不外迁,东北现在人口萎缩的速度也差不多。人们之所以有这种误解,只是因为外迁的人口是看得见的,而低生育率下“消失”的人口是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