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与会800多人，或伏案记录，或昂首沉思。
就在会议进行半途时，一人突然站了起来，掷地有声道：
“我要检举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
话音刚落，台下立刻小声讨论起来，多数人不明所以，四下打听检举人姓甚名谁，而一小部分人听完这句话，霎时脸色惨白、冷汗直流。
面对800多人的注视，检举人丝毫没有怯场，他拿出准备好的证据，开始一一列举刘青山、张子善的累累罪行。
随着叙述的深入，众人逐渐从疑惑转为震惊，甚至是愤怒，因为刘、张二人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巨，简直闻所未闻。
这场检举发言足足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会后引起极大轰动，甚至惊动了毛主席。
主席看完调查组的报告后拍案而起，震怒道：“严查！严惩！当大斗争处理！”
一场震惊全国的贪腐大案由此拉开序幕，而身处漩涡之中的检举人，正是刘、张二人的同事李克才。
他是如何发现刘、张贪污的？又为何要走“会上检举”这步险棋？
这一切，要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起。
从报道中察觉贪腐
1949年7月，李克才被调任为天津行署副专员，与刘青山、张子善共事，时时往来。
在上任前，李克才心情激动，因为刘青山、张子善都是革命期间响当当的人物，自己对他们的事迹多有耳闻，早生敬佩之情。
然而，见到本人后，李克才大失所望。
因为刘、张二人身上不仅全然不见英雄气概，反而一身戾气，做事专横独断、肆意散漫。
刘青山更是经常借口称病，闲赋在家，把工作一股脑丢给张子善、李克才。
对此，李克才虽心生不满，但顾念他们同事之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忍了过去。
然而，几个月后，李克才偶然读到《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出，天津有人冒充解放军，与富商交易，违法贩运木材。
文章并没有提到刘青山和张子善，但李克才从字里行间的细节中，敏锐察觉出这件事背后有他两人的影子。
于是，李克才找上张子善，质问他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张子善见事情暴露，还想矢口否认，但李克才紧咬不放，直逼得他说不出话来。
见隐瞒不过，张子善干脆摊牌：“是又如何，我们都是商量好的，出了事大家担着，与你何干？”
李克才听后十分气愤，但又真拿他没有办法，苦口婆心劝诫，反被他一顿讥讽，最后只能拂袖离去。
这件事后，李克才窥探到了刘、张二人罪行的一角，由此开始处处留意两人的言行，没承想真发现了许多端倪。
因为天津与渤海相邻，所以不时有洪灾发生，当时中国采取“以工代赈”政策，招募受灾群众治理河道，并为其发放粮食。
这本是为灾民谋福的举措，但刘青山、张子善却从中嗅到了“商机”。
1950年，刘、张两人靠侵吞粮款、倒卖粮食、骗取贷款等手段，牟利150多万，导致无数河工拿不到救命的粮食。
为了得到更多钱，他们还以次充好，将腐坏的玉米发给河工，十多名河工因此患病，甚至落下残疾。
这些事，有的是瞒着李克才进行的，有的就当着他的面做。
李克才多次警告阻挠，但架不住刘、张两人阴险狡诈，变着法地绕开李克才，将不义之财收入囊中。
“有钱”的感觉很快麻醉了两人最后的良心，为牟取更多钱，他们开始更加不择手段，更加肆意妄为。
建机场的钱，吞！
水利专款，吞！
军用物资，吞！
凡是经手他两人的项目，能贪的贪，能拿的拿，短短几年，两人就已牟利超3亿（旧币）。
手里有了钱，生活就变得奢靡起来。
刘青山不仅住进了别墅，开上了豪车，甚至染上了大烟。
每天不是在别墅“吞云吐雾”，就是在风月场所“纸醉金迷”，甚至曾在开会时瘾发作，硬是要求推迟会议，注射完玛咖后再继续。
张子善同他不遑多让，在金钱的驱使下，他从一个作风严谨的战士，变成了一个爱慕虚荣的伪君子。
烟要抽最好的，酒要喝最贵的，筷子要用象牙的，手表要戴上万的，还要斥巨资，买下5辆轿车，出门尽显派头。
当时，李克才一个月的吃饭钱才刚9元，但刘、张二人洗个澡就要花48元，由此可见一斑。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胆大妄为？难道两人真就到无人能管的地步了吗？
事实上，纵容他们的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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