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着2500年历史的佛教，自从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其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几度沉浮，在汉地甚至经历过四次大的劫难，遭受沉重打击，这就是佛教史上说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这里牵涉到四个皇帝，而且他们还都是有作为的皇帝，那他们为何要执意打击佛教呢？我们先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说起。
第一次佛教“法难”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毁佛行动。
拓跋焘这个皇帝还是很有作为的，他广泛征召汉族士人，重用了汉族大臣崔浩、高允等人 ，改革官制，整肃吏治，抑退奸吏，提拔忠良，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显著促进了北魏官吏和庶民之间的和睦相处。 他又宣传礼义，崇尚儒学，推动了北魏的汉化发展。
不过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认为人都进入了寺庙，导致自己无可用之才；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力。
一些僧人的不法行为，是导致这次“法难”的直接原因—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关中发生骚乱，太武帝率兵讨伐，在长安的佛寺里发现了弓矢矛盾等兵器，怀疑僧人与造反者通谋;随后，又在佛寺里查抄出酿酒具(当时禁止民间酿酒)与大量钱财，并发现了僧人与贵族女子私行淫乱的“屈室”。太武帝大怒，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焚毁长安佛像。
第二年，他进一步诏令全国，大举毁破佛寺、焚烧佛经、坑杀沙门，使佛教在汉地的发展遭受了沉重打击。北魏太武帝毁佛还有个原因是是在他攻打北凉时候，当地和尚曾经大举参战守城抵抗。他破城后。骂他们是贼。
第二次佛教“法难”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毁佛运动。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期间，摆脱鲜卑旧俗。整顿吏治，使北周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国势强盛。宇文邕生活俭朴，能够及时关心民间疾苦。他采取灭佛的行动是为了政权的稳定和增加财政收入。
魏晋时期，北朝佛教的兴盛实际上要超过南朝的。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更适应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心理状态。另外，不管南方和北方，僧尼都有免除役调的权利，这也是苦于赋役剥削的农民大批地逃入佛教寺院的主要原因。北朝僧尼犯法，不受国家法律制裁，而以寺院内律处理。于是大批的人进入了僧侣队伍。
在北齐、北周时期，据统计，北齐境内共有寺院3万所，僧尼200万人;北周境内寺院共有1万所，僧尼100万人。北齐北周全境共有僧尼近300万人，为唐代僧尼最多时期唐武宗时代全国僧尼30万人的10倍。当时北方人口约为3000万，僧尼人数占总人口的10%，这个僧尼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历代僧尼人数所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佛教日盛，信者益众，寺院益多，直接影响到封建世俗地主的利益。，他们与世俗地主集团争财力，争人力，并导致国家经济实力下降，政府收人减少，国家机器的开销和徭役的负担，则只能全压在少数人身上。这样发展下去，阶级矛盾一定会激化，政权的基础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固。“僧侣数目的大量增长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腐化现象。和尚们中间兴起了经商热和高利贷行为;企图逃避赋税和兵役的伪滥僧越来越多。”。这些伪滥僧成为北朝的一大灾祸。北朝的僧尼曾展次起兵发动叛乱。因而，寺院经济势力太盛，占田和荫附的劳动人手太多，直接影响到了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和政权的稳定。
佛教在北周当时十分流行，北周的开国皇帝孝阂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很虔诚地信佛，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全国有1万多处寺庙，100多万和尚、尼姑。寺庙占的地不交税。人当了和尚就免除了劳役和兵役。周武帝觉得这实在太浪费了，这么多的人力财力，如果能用到实实在在的地方，那该多好哇!
于是，武帝召集群臣、名僧及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宇文护，不表同意。
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开始掌握朝政大权。即位并掌握实权以后开始大兴革新。周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他平时只穿麻布做的袍子，盖的被子也是麻布的，金银珠宝一概不用。他还禁止官员侵占百姓的财产，亲自训练和检阅军队。
周武帝下诏禁止佛教:寺庙的房屋、土地、财产，全部归公，强迫沙门还俗，将300万僧民还俗变成国家编户。和尚、尼姑、道士一律还俗，参加农业生产。年轻力壮的和尚要跟一般男子一样去服兵役、服徭役。结果，和尚、尼姑、道士不愿意也没有办法，都各自回了各的家。这么一来，田里的劳力多了;还俗的和尚分担了一部分徭役，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兵源当然也充足了。不过废止佛教，致使北方的佛寺与佛像损失殆尽，“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
第三次“法难”是唐武宗李炎的灭佛毁佛行动，他于会昌三年(公元845年)敕令灭佛，共毁破了 44600所佛寺，被迫还俗的僧尼达260500人，大批铜制佛像以及钟、磐等法器也被熔铸为钱币了。
唐武宗李炎在位七年，对内打击藩镇和佛教，对外击败回鹘，加强了中央集权，唐朝一度出现中兴局面，史称“会昌中兴”。李炎又为何对佛教动刀呢？
原来在唐代时，为了防止百姓隐匿户口逃税，唐政府沿用隋文帝的“大索貌阅“制度，施行“团貌”管理百姓户籍。“团貌”跟隋文帝的“貌阅”一样，都是把人丁的相貌特点编成户口手册，作为掌握劳动力和赋税的根据。唐代规定每年给户口核实相貌，编成手册，各州县户口情况每三年汇集于尚书省户部，作为户籍。从基层到高层，以手册、计账、户籍三者构成一整套周密完备的户口检查制度。
但是，即使如此，偷税漏税现象仍然存在。唐代佛教盛行时，由于寺院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为逃避赋役而入庙做僧的人以及”逃丁避罪，并集法门”的人不下“数十万”。”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强大的寺院经济不仅侵蚀了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且逐渐完善的寺院制度和法律系统也影响到了唐朝政权的稳固。
唐武宗是个道教信徒，他本来就对佛教深恶痛绝。早在会昌二年(842年)时，唐武宗就开始逐渐限制寺院的发展，逐步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843年)，因为听闻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城长安，唐武宗于是下了“杀沙门令”，后来在长安城中被杀死的裹头僧多达300余人。
会昌四年，因讨伐刘棋，平定泽路之叛，唐政府财政告急。会昌五年(845年)三月，唐武宗下令检查所有寺院僧尼、奴婢、财产的数目，为彻底灭佛做好准备。四月，唐武宗受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在大臣李德裕的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毁佛运动。八月，他下令在全国限期拆毁多余的寺庙。
通过灭佛运动，唐政府拆除的寺庙总计4600余所，迫令还俗的僧尼共计26万多人。灭佛运动后，唐朝政府的收获颇丰:没收寺庙占有的良田“千万顷”，寺庙里的宝物也一概被没收。拆庙所缴获的金银佛像被收入国库，铁像用来冶炼成农器，而铜像及钟、磬则用来铸造成钱。从寺庙拆下来的材料被用来修缮政府的建筑。
此外，所有被还俗的僧尼都被编入户，按规定缴纳当时的两税。为了对灭佛运动的成果进行巩固，唐武宗又勒令长安、洛阳这两个佛教重地各自只能留两座寺庙，且要求每个寺庙的僧人不得多于30人。之后，唐武宗又在全国范围内规定，“天下诸郡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
灭佛运动给唐朝政府带来了一定的税收利益。唐廷不仅可以从废庙行动中收获大量的财产，而且通过回收土地分给农民耕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灭佛运动给当时的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灭佛运动后，佛教宗派严重没落，到处“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灭佛运动后的第二年，唐武宗就去世了，此后唐宣宗即位，佛教又得以复兴。
唐武宗灭佛行动，老百姓其实并不支持。会昌四年(844)，敕令诸寺佛殿供养花药等，尽搬到兴唐观祭天尊。(七月)十五日，天子驾幸观里，召百姓令看。百姓骂云:“夺佛供养祭鬼神，谁肯观看!”天子怪百姓不来”。百姓不入兴唐观，可见武宗强制性的崇道灭佛措施并没有得到百姓的拥护，反而换来百姓的抵触。
灭佛继续进行之时，宰相李德裕闻奏: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缘所在长吏，掩闭道路，颇甚怨磋。”，灭佛还俗的大量僧尼无家可归、无以为业，因还俗僧尼未得到良好的安置而转沦为盗，更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都不利于唐政府统治基础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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