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4年10月15日，美籍华人作家江南从美国家中出来，下楼开车准备前往离家不远的渔人码头。
然而，正当秋日的阳光洒在他身上，让他感到一丝愉悦时，两个人突然在车库旁出现，他们手中拿着手枪，枪口正对准他。
那声救命没来得及喊出口，江南眉心就出现了一个血洞，随后凶手又在胸口追加了两枪。
枪响立即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也有居民及时报警，可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凶犯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而在江南被枪杀之前，他刚刚写了一本《蒋经国传》，其中披露了大量国民党的黑幕，因此江南的死顿时在美国和台岛两地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更令人惊讶的还在后面，在“江南案”结束后不久，蒋经国竟在一次公开访问中表示“从来没有考量过让蒋家人接班”，并且将儿子调离台湾政坛中心，以向世人证明他结束蒋家政权的决心。
因此许多人怀疑，蒋经国结束蒋家政权的决定与“江南案”有关。
那么，为何一件普通的凶杀案会让蒋经国终结蒋家政权？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江南案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南”只是笔名。1932年刘宜良出生在江苏靖江县，初中毕业后随国民党前往台湾。
由于他认识几个字，因此来到台湾后被选入“政干班”学习，之后考入台北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即被安排到《台湾日报》当记者。
由于“政干班”的履历，因此刘宜良说是记者，不如说是国民党政权潜伏在台湾的情报人员。当时国民党为了维持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培养了大量情报人员进入到台湾的各行各业，长期把持着舆论、经济等各个方面，将台湾压制成了“一潭死水”。
1967年，刘宜良被国民党情报部门派往美国工作，而其表面上的身份则是《台湾日报》的特派员。
由于长期在传媒行业和情报部门中工作，刘宜良在台湾期间接触到了大量国民党的秘密资料，因此到了美国后，因为“天高皇帝远”，他便大量发文批评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并开始着手写作《蒋经国传》，将他所掌握的内幕、黑料全都披露了出来。
无论他是出于想出名还是想获利，还是什么其他不为人知的目的，《蒋经国传》出版后，无疑在美国华人社区以及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披露的大量细节犹如江南亲历，且说得有理有据，让人十分信服。
此书一出，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怒，随后刘宜良就在自家车库门前被人三枪打死，且警察到现场后发现刘宜良身上、家中财物均未丢失，为蓄意谋杀，因此这不得不令人将刘宜良的死和国民党的报复联系起来，此事也顿时在美国华人社区引起热议。
不久，这件事竟然惊动了美国总统里根。江南死后，美国华人社区立即成立了“江南事件委员会”，以敦促“江南案”尽快查明。不久，“江委”代表竟然直接给美国总统里根去信，要求彻查江南一案，并对这一恐怖事件提起政治上的谴责。
这封信背后隐藏的意思可谓不言而喻，无疑所有人都将凶犯指向了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当局为镇压民主声音做出的野蛮、残暴行径。
然而，当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当局所为的时候，蒋经国却公开表示听到此事让他感到十分震惊，并对刘宜良的死“十分痛心”。之后，国民党高层更是直接放出话来：“彻查此案，无论是谁，无论何职，绝不放过！”
一个月后，美国警方宣布，刘宜良的死和台湾竹联帮帮派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三人有关，希望台湾当局协助查明。台警方接到消息后，也立即开展了“一清项目”，在台湾地区进行“扫黑”，逮捕了大量帮派分子，其中嫌疑犯之一的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更是当晚就被抓获。
而另外两名嫌疑犯，则一人被抓，另一人逃亡海外。
至此，仿佛一切都要水落石出，国民党当局是被“冤枉”了。可陈启礼被逮捕不久此案就出现了爆炸性进展，这次直接将国民党当局杀人的残暴行径“实锤”。
据陈启礼交代，1984年7月28日，陈启礼受电影界人士的邀请到导演白景瑞家中做客，在白景瑞家中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军情局局长”汪希苓和“副局长”胡仪敏。
期间，汪希苓曾对他说“军情局”出了个叛徒刘宜良，打算给对方一点教训。作为黑帮老大，陈启礼正想要在政坛寻找一位靠山，因此忙不迭的表示此事可交由他处理。汪希苓同意了，之后便让陈启礼和两名帮派分子在“军情局”接受了半个月的暗杀训练。
训练结束后，三人即前往美国，伺机杀害了刘宜良。并且回台后，汪希苓还亲自设宴为三人接风，并拿出20000元美金作为酬谢。
至此，国民党的野蛮行径被“实锤”，岛内以及美国华人社区反感抗议国民党的声音不断高涨。并且，有人根据陈启礼的刑讯记录推测，汪希苓这么做一定有幕后指使者，矛头直指蒋经国之子蒋孝武。
虽然蒋孝武一直极力否认自己与此案有关，但蒋经国几乎已经确定，此案必定是自己儿子指使的。蒋孝武的这一冒失举动，让蒋经国对儿子充满失望。
可仅凭这一件凶杀案，就足以让蒋经国动摇蒋家独裁的心吗？显然这并不可能。
党外势力崛起
江南命案发生后，台湾著名作家柏杨曾评价说：“江南之死，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引起了整个政权的骨牌效应。”
因此“江南案”的发生对于蒋家王朝的终结，充其量是导火索，远远算不上真正的原因。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一时间岛内失业人数剧增，因此社会治安问题十分严重，各种帮派斗殴现象此起彼伏，小学生、中学生都成了帮派分子争抢的对象，因此校园暴力、帮派势力层出不穷。
加上蒋介石为牢牢将台湾握在手里，在社会中派出了大量情报人员，收集各种情报，一旦发现谁有“通共嫌疑”就会被逮捕杀害，社会气氛高度压抑紧张。因此，那段时期被后来人称为“白色恐怖”时期，许多老人都对那一时期心有余悸。
在这样的高压独裁统治下，台湾人民敢怒不敢言，同时厌恶反感国民党的情绪也在不断积累。
到了70年代，岛内经济刚刚有兴起的苗头，就迎来了三次打击。一是1971年的美元贬值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二是1972年苏联农业歉收引起的全球谷物价格波动，三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连续三年的经济打击使得岛内失业率再次激增，同时人民生活成本大幅上涨，给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三次经济打击之后，大量底层人民生活困难，因此对当局不满的情绪也与日俱增。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三次经济危机给了台湾崛起的机会。由于当时蒋介石病重已无法理事，因此这个让台湾崛起的重任就落到了蒋经国身上。
为了稳定社会经济，蒋经国和一群财经专家燃膏继晷的研究应当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实施抑制通货膨胀、稳物价、稳市场、稳金融和调整产业结构五类措施，对台湾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改革。
很快，这五项措施就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将台湾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了工业经济，并且大幅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稳定了社会局面。截止到1980年，台湾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2344美元，和1972年的522美元形成了鲜明对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水平上升带来的，则是政治、文化上的变动。
一些医生、律师、作家等高收入群体在成为中产阶级后，已经不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更迫切希望改变当前高压独裁的政治环境，因此他们迫切希望能够获得参政权利。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人群开始越来越多，逐渐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而标志性事件，便是《美丽岛》杂志的创办。1979年8月，由诸多“党外人士”推动创办的《美丽岛》杂志在台北挂牌创刊，随后这里就成了“民主人士”“党外人士”的大本营，经常有人在上面发表各种政论文章，内容清一色的对国民党专政的批评与指责，给广大青年人造成了巨大影响。
而当时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台湾有着严格的“党禁”和“报禁”，即不准成立党派以及私人创办报刊，因此《美丽岛》及聚集在周围的“民主人士”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不断激化。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的各地读者及服务站人员从各地涌向高雄，开着宣传车一路广播，和大批群众一起在高雄举行了非法游行，参与者多达两万余人。之后，国民党当局派出军警前往镇压，因此发生了大规模警民冲突。
事态扩大后，警方开始向民众投放催泪瓦斯，最终强行镇压下了这场暴动。之后，有152名“民主人士”因此被逮捕，《美丽岛》杂志也被查封。
《美丽岛》虽然被查封，但民主运动却丝毫没有停下，反而向国民党当局控制不住的方向发展了过去。
在法庭开庭审理被逮捕的“民主人士”后，当时参与“美丽岛事件”的“政府议员”林义雄全家遭到血洗，除大女儿林奂均重伤幸存，其余家人均被杀害。
“林家血案”后，台湾的民主运动被迅速推向高潮，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国民党当局为压制“党外势力”而采取的血腥震慑手段，因此台湾民众对国民党专政独裁的厌恶反感与日俱增，人们呼吁政治民主的呼声也几乎达到了顶峰。
蒋家落幕
在“美丽岛事件”爆发以后，蒋经国就开始了对台湾未来发展的思考。
作为曾经一手执掌台湾经济改革的蒋经国十分清楚，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国民党专政的统治方式早已落后于时代，因此逐渐放开岛内民主和改组国民党是必要的事情，而这也是后来他终结蒋家王朝的真正原因。
在“江南案”发生后不久，岛内又接着发生了“十信案”，即“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违规放款被大量套现，最终导致民众财产损失的事件。这两件事让国民党当局威信扫地的同时，也加快了蒋经国党派改革的步伐。
当时国民党大权依然握在“外省人”手中，那些都是一群和他差不多大的老头子，当年他们一起从大陆退到海岛，如今手中握有大权，自然不想轻易交出去。为此，他拖着年过古稀的身体逐个拜访这些元老，但商谈的结果多半不如意。
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见了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社长，在采访中，他明确表示“蒋家人士继任一事，本人从未有此考虑”。这一发言表明了蒋经国已经对岛内民主有了十分清楚的认识，也表明了他改革国民党的决心。
而同年年底的“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上，蒋经国也再次表明：“继承者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在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里是不存在的。经国的家人中，不能也不会有人竞选下一任‘总统’。”
此次发言在岛内引起了巨大震动，这是蒋经国第一次在官方场合表明放弃蒋家“独裁”。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他还将儿子蒋孝武调到了新加坡，以远离政治中心。
而在改革上，蒋经国知道自己年事已高，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他开始加速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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