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4山西能源化工高质量发展科创大会上的发言（2024.5.11）。
谢谢李会长。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好！我以研究者定位向大家汇报一下围绕着“新质生产力”这个关键词的一些相关认识。刚才会长说了要对应一下山西，实话实说，我对山西了解还是非常不够，只能试着勾画式谈谈思路性认识。
我的发言题目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促转型升级”——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近政治局会议新闻通稿里给出的一个鲜明表述，我认为它的针对性，就是我们方方面面已经在不断讨论领会总书记所说的“新质生产力”，大家高度重视、有了初期的讨论之后，更应该注意的是怎样务实地把它的精神实质、方针指导来加以贯彻，那么就一定要在不同地方政府辖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中来讲“制宜”。因地制宜，因区域制宜，因行业制宜，对于山西，显然也要特别注意中央给出的这样一个指导方针的因地制宜贯彻落实。
谈思路要领之前，我还是想先简要勾画一下关于新质生产力概念的认识。总书记在黑龙江视察提出这个新质生产力表述之后，在今年年初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又有展开的论述。我认为总书记已给了这个概念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式阐述，即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几句话内涵非常丰富，而条理分明，其要领是使我们相对容易地放在定义上来首先认识的。
直观上，新质生产力即“新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也是总书记政治局讲话中的一个用语，它实际上对接到哲学上大家并不陌生的“量变为质”这个原理：客观事物中，经常可以注意到量的变化在某些临界点出现之后，会出现质的变化。比如大家都知道，水在常温区间与标准大气压下，它是液态，标准气压不变，对它加温到99度，它仍然是液态，而一旦到沸点100度，它就变成气态了，这是一种形态的跃升，是一种量变为质。诸如此类有很多可以对应的案例。而在生产力来说，这个质态跃升它的机理，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来领会。按照总书记前面的定义，也结合我们作为学者原已在这方面形成的一些理论上的认识，我想第一个视角，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之一，就是要强调质变特征的“阶跃”——上台阶式的发展。在我们现在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特别要追求的，就是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以后的新境界，是上一个台阶，不是简单一个平滑的上升曲线，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式这样的往上发展。其实这跟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说出的表述是一模一样的，也和人类历史上文明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跃升过程完全一致的。农业革命发生以后，上了一个大台阶，工业革命发生以后，再上一个大台阶，现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到了信息革命的时代，这个迭代工业革命生产力的信息革命“数实融合”的生产力，正在跃升一个更高的大台阶。如果做这种划分的话，那么工业革命形成的生产力比之农业革命时代的生产力，显然它是新质生产力，信息革命形成的生产力比之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力，又成为新质生产力。还可有细的划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信息革命时代，移动互联网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比之有线互联所支持的生产力，那显然是新质生产力；当下人们在展望未来，将来所谓计算机已经不再是电子计算机概念，会进一步跃升为量子计算机概念，那么量子计算机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比之电子计算机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又是新质生产力。这是一个关于概念内涵的非常重要的认识视角。
另 外一个视角，就是新质生 产力一定结合质变特征，要有要素组合升级这样的放大效应。总书记特别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学术界已经有共识的一个理论方面的重要概念。在传统的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这种生产要素组合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要特别注重：有科技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创新要素，有改革是最大红利之所在的制度要素，还有中央现在强调的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把我们的眼界扩展到除了传统三要素之外，还包括我们应正面认识的科技要素，数据的要素，以及特别是中国经历经济社会转轨而改革还没有取得决定性成果、在深水区要攻坚克难的制度要素。如果讲创新是第一动力，那么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合在一起带出的，是整个要素组合的优化而带来的这种升级式的新境界，是支持着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更高水平的要素组合状态。
从以上这样两个视角综合而言的新质生产力，我认为，再结合着现在中央强调的因地制宜，下面我想粗线条勾画一下我所认识的在我们山西，在地方政府辖区，在特定的行业和领域，要注意什么样的要领。
显然，山西是我们国家一个很独特的区域。大家都知道它是能源基地，全中国的基础能源以煤为主，山西是最典型的。在前些年对它的讨论，说到要利用它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意思就要充分利用煤炭、煤化工对于山西整个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支撑作用；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可以观察到所谓“资源的诅咒”——看起来是个资源富集地区，某一种资源特别有它禀赋上面的优越条件，但很可能是好像冥冥之中被发展过程附加上了一种诅咒，它就成了拖累了。其实对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探讨，肯定见仁见智，但的确是可以对应上一些特定的具体情况的。比如原苏联地大物博，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现在的俄罗斯少一些了），原来称为“苏联”的那样一个资源富集、特大版图的经济体，它的资源条件反而对它形成了一定的拖累，在特定方面带来的是不思进取，不思升级发展，忽视创新方面的紧迫性，延误了应该有的社会主义概念下的改革时机，最后是以前苏联自己的解体而造成了一种现在我们说起来还带有悲剧色彩的结果。
从山西来看，我愿意说得直率一点。我注意到前些年很多的信息是说，山西不得不考虑在自己资源禀赋条件下的转型升级。对接现在中央强调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要有两分法：一方面，在山西必须认识到，我们的资源禀赋条件就是以煤为主，那我们煤炭行业，煤化工行业，煤炭更多的清洁绿色技术运用而来的它的绿色发展和相关的深加工，怎么样打造国际先进水平？显然这是不能放弃的一个在新质生产力概念下的诉求。另外一方面，显然还得考虑整个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的升级式跃升式的发展，怎么形成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战略思路和战略、策略的组合——在这方面，我就没有更多的发言权了。但我认为，在思路上来讲，这种二分法非常重要，两分法合在一起，应该是在有多次讨论的山西区域发展战略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着力优化推进整个战略规划的动态升级：按照现在新质生产力最高决策层给出的明确定义和要求，这样的一个对整个山西自己的发展战略动态优化，我认为是当务之急。很多的不同意见，很难取得简洁的共识，但至少要更充分地加以讨论。实话实说，这种国土开发规划、资源禀赋基础之上到底怎样制定总体战略，怎样突出重点，等等，总得有一个最后决策环节的拍板，这就是历史性的考验。一种国土开发规划它所形成的结构，一旦按照这样的思路造成一个基本模样之后，你如果发现错误了再要改过来，那是难上加难，或者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代价损失便无法用弥补手段来完全挽回不良局面。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里，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我也想比较直率的说，比如北京市、首善之区，建国之初北京整体的国土开发规划应采取什么样的思路，什么样的“中心”定位，怎样的一套要领？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梁陈方案”是极端的少数派——苏联专家不同意，国内很多专家不同意，决策层也不认可，最后否定之后，梁思成、林徽因只能以痛哭的方式来退出对决策的影响，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所有的人都在扼腕叹息，梁陈方案的水平实在是高，但是生米做成熟饭，已经基本无法再往回找了。我们山西如果这一轮发展新质生产力，整个国土开发的类似这种顶层规划上，必须是我们的政府体系、我们的行业领导体系，在承认市场有资源配置总体而言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规划上可是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和我们现在体制内决策环节的作用。这种国土开发顶层规划，是不能靠市场主体以分散的行为、以试错形成一个好的合理结构的。我们的煤炭和煤化工行业，在山西怎么布局，山西的布局跟整个国土上的、乃至与国际上的其他的产能怎么样相互呼应，怎么样更好的协调，以及怎么样更好应对全球能源升级的发展与挑战，等等，这种顶层规划中力求的高水平，实话实说就是要政府出面组织尽可能高水平的专家团队，并且充分听取一线的意见、汇集民间的智慧与建议，争取在动态优化的过程中能够对应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体现尽可能高水平的设计引领。这是我愿意强调的基本思路。
往下讲具体要领，没有调研就不能提更多对接操作的认识了，但在此我愿意非常简要地说一下，从思路对接下面的要领，还是可有一种认识：新质生产力必须是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来以量变引出质变，那么在总体来说，有这么几个层次的创新，结合着山西，结合着我们的行业，我认为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形成我们这方面具体的、务实的、对接操作的努力。
第一，是制度创新。现在我感觉很多的讨论场合谈新质生产力，往往有不少同志是跳过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它的考验性，直接来讲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对于制度创新里面的难题，有意无意是绕着走的。但我觉得制度创新一定是对于中国新质生产力打造和发展最为关键的，所谓“纲举目张”之“纲”。如果没有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后面那些事情，实际上会是经过努力以后仍事倍功半。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如果只是形式主义地讲改革而不动真格，会越来越感受到拖累性的“改革综合疲劳症”，和实际上我们产业企业的潜力、活力不能如愿发挥。企业界喊困难，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往往感受到的，是我干脆躺平——这样一种状态跟我们这些年面对的信心不振、预期不好、改革步履维艰，是不是有内在关系？应该特别注意，中央现在有非常强烈的信号：7月份就要开三中全会，是要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这个以改革为“纲举目张”之纲、为整个龙头而带出整个的新局面、打造新质生产力的跃升，逻辑在中央层面已经非常清楚了。当然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学习7月份三中全会将推出的指导全局深化改革的这一纲领性文件，它一定是在中国改革到了深水区，针对前面“说的多做的少、做了以后实际进展少”这种带有惰性的局面，中央决策层会给出非常权威的指导。那么我们在山西、在我们的行业，一定要注意：正处在这样一个制度创新方面上台阶的当口，我们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在改革深水区要啃硬骨头，要攻坚克难。
第二，就是我们的区域、我们的行业、我们特定的煤化工赛道上，科技创新是直观而言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前沿事项。对这个概念我觉得前沿的表述又是“数实融合”，就是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一定要在我们的领域里，我们的山西煤化工行业里，要落到务实的可操作状态。对这个我又没有多少发言权。我在70年代，当时文革还没结束，从部队退伍到北京，是在北京矿务局的机电厂，在实际体会中，对于煤炭行业我是很有感情的。那时候虽然在地面工作，但是动不动支援高产日，我也有掌子面上的直接体验。我们那时候的煤炭生产力是什么？一般来说就是以木料支撑着掌子面采煤，而我们煤机厂当时已有了“液压支架”的概念，那就算是上了一个台阶。我们曾在当时的设计条件下，生产过这种液压支架，但知道跟国际上的水平还是相差甚远。而前些年我到河南在郑州调研的时候，接触到他们的一个实体经济工厂，他们生产的液压支架，说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有国际领先的地位了——但我也知道，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他们已经基本上没有煤炭开采了，是不是这也给了我们一个空间？这些事情使我进一步想到，已经有的摸到前沿的实际状态，还要跃升为数实融合，怎么样掌握这种数实融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经验，数实融合的龙头是什么？是数字经济平台，就是中央强调要“完成整改”的一些为数不多、但是以数字经济最前沿的平台状态联系供需、带动整个产业链实现追赶硅谷的升级发展这样一些最有影响的核心企业。实话实说，我观察在我们的煤炭煤化工企业，并没有这样的头部企业，但我们显然需要探讨，在我们的已有基础上，在数实融合的导向下，怎么跟这种头部企业要发挥的作用对应起来。他们已经提供给所有企业带来很大效益提升的云服务，比如阿里云、华为云，我们的煤炭行业、煤炭化工、是不是应对接这样的云服务？一般的统计说，用这样的云科技，企业研发创新的效率至少提高30%-40%。这些当然就是在要领上应该考虑的现实问题。
再有第三，当然也离不开管理创新。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是非常实的事情。企业界的同志们早都认同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但我认为这是在大的方向、前面的框架处理好之后，再务实掌握管理的细节。但是回到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我们日复一日不断要处理的实际运行中这个管理水平提高，一定要紧紧抓住不放，把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天天追求做到最满意的极致水平，就是不容易，把一件一件简单的事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我们打造新局面的一个不简单的升级发展，那就是我们管理创新的诉求。
以上这三个层次之后，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一定还要有思想观念的创新。在整个改革深化的过程中，现在又特别需要注重思想再解放。在我们得到的决策层信息里，已经看到领导人在视察调研中不断强调思想观念创新。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实，是一个体系。而现在我们得承认，由于这么多年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碰到的“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是总书记的原话，冲破这种既得利益阻碍，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推进思想再解放的要领，落实到我们区域的、行业的赛道上的工作中，一定会遇有惰性因素表现出来。思想的再解放，观念的创新，是服务于前面所说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结合的。在很多的情况下，人性中间确实存在着学者所说的幽暗面，这是人性使然，即不思进取，固步自封，不知晓甚至是抵制发展的大势，面对创新的风险因素缺乏勇气与担当，只想墨守陈规，明哲保身，甚至很容易形成保守从众、宁左勿右的社会氛围，然而我们整个中国现代化中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福祉的提升，却一定需要有邓小平说的通过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去实现创新的新局面，去实现总书记所说“唯改革创新者胜”的新局面。这样我们要联系到中央反复强调的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良影响。今年的两会上，又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强调了这个要求。过去很多大家觉得可以认同的一些条条框框，随着时代的进步，情况的变化，确实需要在创新中间突破。那么客观要求的，是一种试错的弹性空间和开明态度，很多我们过去没有进入信息革命时代而觉得天经地义的问题，到了信息革命时代，它可能就明显地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
我记得在比较早的时候，开始有移动通讯的情况下，曾经听到过我们的管理部门、纪检部门说为了节省经费加强廉政建设，所有基层乡镇的干部不允许配备手机，然而1998年洪灾发生，很多区域被洪水分隔的时候，通讯中断，应急指挥无法实施，这才清楚认识了破除原来那条清规戒律的现实必要性。又比如，我们在经济生活中，讲竞争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要意识到竞争概念下，越来越多已经是伴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不是简单讲竞争中间就一定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是更多有可能在共享经济发展中形成谁多一点儿、谁少一点儿这样一种非零和博弈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可能。核心的企业，可以通过“供应链金融”把上游下游更多的企业拉在一起形成一个供应链、产业链，大家共同发展，大企业并不是简单排斥小企业。在整个全球，我们还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所以，这些思想观念的创新，我觉得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但针对着我们煤炭和煤化工行业，这方面怎样来重点推进，我没有多少发言权。
上面这些粗浅的认识，不揣浅陋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品质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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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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