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大授衔，他认为自己能授中校就不错了，最后竟成为了开国中将|中校|军衔|团长|开国中将|授衔|武汉军区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加强了国土防御，为了适应国际形势，实现军事现代化，授衔成为当时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的事情。

1955年，南京军事学院举行了一场授衔仪式，参与其中的将领们心态各异。有些人抱怨自己的军衔太低，觉得不公平，仿佛是《亮剑》中所描述的那样；而更多的人则是怀着崇高的精神，想到了那些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战友们，他们都坦然接受了军衔的授予。

然而，也有一些人的境界更高，他们觉得自己的军衔太高，不太相称。其中，孔庆德将军就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他曾经对战友们说过：“自己能授中校就足够了，太高了也不敢奢求。”

但令人意外的是，最后孔庆德竟然被授予了开国中将的军衔，这让他非常意外和惊讶。

我国历史上涌现过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其中孔庆德虽不为人熟知，但其卓越的资历和德、才在军中颇有声望。孔将军出生在山东曲阜的一个贫苦农家，是孔子的第73代后裔，父亲因此给他取名为孔庆德。由于家境贫困，孔庆德在儿时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直到参加革命后才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

孔庆德的早年经历是一个由服从转变为领导的故事。他的军旅生涯始于国民党部队，但随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投身鄂豫皖红军。一开始，他在队伍中担任通信员，这是一个职责单一的角色，但他很快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在经历了几年的历练之后，他脱颖而出，最终晋升为红4军36团的团长。

1936年，红军抵达甘南地区，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刻。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孔庆德被任命为红4军独立师的师长，这意味着他将领导一个更大规模的部队，面对更为艰巨的任务和责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进行了组织调整，孔庆德被任命为第10师769团团长，该团原师长陈锡联则担任团长。在抗日战争中，孔庆德和他的部队展现出了出色的战斗力和组织能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1938年，孔庆德随徐向前南下冀南时，曾担任769团团长，并后调到冀豫支队担任团长，最终成为冀南军区3军分区司令员，在许多战斗中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领导能力。例如，他在夜袭大杨庄中率领突击队夺得一门大炮，为此受到刘伯承的嘉奖；在狼牙山战斗中，他亲自操作机枪，掩护尖刀排缴获大量敌人的武器弹药。

在解放战争中，孔庆德担任过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旅长、副司令员等职务，1949年担任58军军长、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调任中南军区炮兵代理司令员。

在1955年初，孔庆德在中南军区武汉速成中学进行文化补习，这是为了备战军衔制度的实施。在那段时间里，刘兴元部长向他介绍了军衔和勋章的评审条件，并征求了他的看法。孔庆德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能够获得军衔和勋章已经是一种非常幸运、无上光荣的事情。对于军衔和勋章的具体等级，他表示非常满意和高兴，强调自己将服从组织的决定。他认为，无论授予何种军衔，都是一种肯定和认可，他愿意接受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军衔的等级，而是能够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因此，他强调不要抄袭，而是应该真诚地为军队和国家做出贡献。

评衔是根据1952年全军干部评定等级的标准进行的。在评定军衔时，除了职务外，德才评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虽然一般情况下军长应为正军级，但根据德才评定的结果，可能会评定为副军级或准兵团级。到了最后评衔阶段也是如此，同样是军长，可能的最低军衔是校官，而最高则可能授予上将军衔。

1955年，军委重新划分了各大军区，将孔庆德所在的中南军区划分为广州军区和武汉军区。孔庆德于9月改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去北京参加首次大授衔典礼，而是等到年底才在武汉举行了军区的授衔仪式。

授衔仪式由中南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王任重主持，副总理李先念宣读了授衔和授勋的命令。在仪式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孔庆德和军区副政委谭辅仁则被授予中将军衔。孔庆德本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将被授予何种军衔，因为李先念也没有提前透露授衔结果。因此，当他听到授衔结果时，感到既意外又惊喜，更多的是激动和自豪。

孔庆德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的时刻，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光荣和自豪的时刻之一。这三枚勋章包括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象征着他在军旅生涯中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

这一荣誉极为特殊，因为在全军1000多位将帅中，只有140多人曾获得过三枚一级勋章。孔庆德接受这些勋章的时候，内心激动而又庄重，他深深地铭记着那一刻。金灿灿的肩章和三枚勋章的光芒，让他感到身负重任，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为国效力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