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贵州遵义的一处牌楼里，事关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正在举行。会议旨在批判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但仍有执迷不悟之人，对毛主席出言嘲讽道：
“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指挥打仗么？我坚决反对毛泽东领导红军！”
这个当众挖苦毛主席不会打仗的与会代表，正是绰号“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凯丰。
凯丰
本文内信源来自官方媒体（《毛泽东楹联、名句、趣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但为提升文章可读性，细节可能存在润色，请理智阅读，仅供参考！
危机渐近 紧急开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遭遇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打击——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了。面对国民党的重重追击，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便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然而即便采取了补救措施，危机的阴霾也始终没有从红军的头顶散去，隐患仍然存在。
问题的根源出在李德、博古这二人身上，他们所提倡的“左倾”主义思想，是导致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失利的直接诱因。然而，一意孤行的李德和博古依然执迷不悟，继续在红军内部推行错误思想。红军所蒙受的损失，这两个“罪魁祸首”似乎并不认为错在他们身上。
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和张闻天等人已经意识到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危害，曾不止一次的劝说他们及时纠正。湘江战役让8.6万人的红军锐减到3万，到了后来，红军的“大本营”井冈山根据地也没守住。因为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红军已经走到了崩盘的边缘。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抵达湖南通道县城后，毛主席和周总理一致认定，必须召开一场会议及时纠正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于是在拿下贵州黎平后，中央红军的高层领导人们召开军事会议，就红军接下来的行动路线进行商讨。不出意外，博古这次又在会上“作妖”了。
博古的“好盟友”李德曾经建议去湘西，结果被毛主席和周总理否了，博古心里铁定想着要“扳回一局”。他提议让红军返回黔东地区建立湘西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再次予以反驳，认为部队的目标应是遵义。遵义是军事重镇，如若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红军也能有喘息之机。
毛主席的提议得到了彭老总、刘伯承等大多数红军将领的支持，李德也在会后不久被解除了全部职务。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成功占领遵义县城，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80号召开遵义会议，一场决定党中央和红军未来命运的激烈交锋，也就此拉开序幕。
出言顶撞 挖苦主席
遵义会议的召开目的在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批判李德、博古所领导的“左倾”错误思想。博古心思缜密，早早就猜到自己会被众人轮番批斗，提前几天就搞了份“万无一失”的长篇报告。他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身份，岂能被人质疑？
于是遵义会议刚开始，博古就亮出了他精心准备的报告，洋洋洒洒的讲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内容看着挺多，但仔细听下来，他还是没有半点反省认错的意思。相反，博古将红军长征以来的种种失利都归结于国民党军队“实力太强大”，赤裸裸的将自己的责任甩锅给了敌人。
博古
红军会蒙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国民党难辞其咎，但并不是根本原因。博古对自己的问题却只字不提，明摆着在装傻充愣。毛主席毫不客气的指出，红军正是因为才犯了逃跑主义、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错误才会失败。结果这时凯丰忽然跳出来，趾高气昂的挖苦毛主席：
“博古同志是执行共产国际主义路线的，他不可能有问题！你毛泽东懂什么马列主义，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指挥打仗么？我坚决反对毛泽东领导红军！”
凯丰的尖锐发言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毛主席也很吃惊，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不同于凯丰的咄咄逼人，毛主席气定神闲的反问他是否读过《孙子兵法》，又是否知晓里面有多少章节。一页都没读过的凯丰当即被噎得哑口无言，毛主席摇摇头，语重心长的继续说道：
“李德同志虽然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却是‘纸上谈兵’，并不考虑红军的实际情况。打仗之事，怎能全照书本去打呢？我并不反对理论，但应该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让它变成‘书呆子主义’！”
当然，凯丰这种和毛主席直接唱反调的只是极少数，会上的大部分人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的。张闻天将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狠批一通，朱老总和王稼祥也觉得红军的军事失利应当多从自身找原因。博古被一众人怼得无话可说，只能暂时宣布散会。
凯丰却仍不肯死心，会议结束当晚，他就悄悄找到聂荣臻，试图拉拢这位红一军团政委“入伙”。聂荣臻脾气耿直，和毛主席私交甚好，自然是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从聂荣臻那里吃了闭门羹的凯丰很憋屈，“博洛交权”前夕，他又鬼鬼祟祟的撺掇博古拒绝交权：
聂荣臻
“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不过，现在谁对谁错还没成定论呢，你（博古）可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总书记，他们几个人随便说说，还能真算数？”
但厕所里的臭石头可搅浑不了红军这锅粥，第二天的会议上，众人针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更尖锐的批评。周总理作为“三人团”之一主动请辞，毛主席也因此顺利重返红军领导层，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遵义会议圆满落幕，党和红军的命运也迎来了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红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思想，将处于危机边缘的红军扳回正轨。正因毛主席的坚持，中央红军才得以避免覆灭的风险。那么，和毛主席毫无瓜葛的凯丰，又为什么非要和他公然对着干呢？
凯丰，本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乡，毕业于萍乡中学。1925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后，凯丰深受《语丝》、《莽原》等进步书刊所影响，树立了参与革命的坚定决心。湖北“反赤运动”爆发后，凯丰在《莽原》上发文带头抵制，为其日后正式投身革命打下了基础。
王明
1927年，凯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2月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是一所汇聚了无数人才的地方，诸如邓小平、叶剑英、董必武、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都曾在这里学习。当然，这里也有王明和博古，他们在当时是凯丰的老师。
1930年，凯丰在博古引荐下加入共产党，不久走马上任广东团省委书记。凭借着曾经在家乡农会当过宣传干事的工作经验，凯丰很快就适应了新岗位。这期间，凯丰曾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三个月，最终在组织搭救下才逃出生天。其后不久，他便辗转来到了上海。
前排左二为凯丰
当时我党在上海安排了很多干部，凯丰到达时，负责迎接他的正是博古。因为在苏联留学时的师生情谊，博古对新来的凯丰很是照顾，这让凯丰打心里对他十分感激。博古是王明的学生，凯丰和他呆的时间久了，思想上自然也不可避免的被同化，和博古成了同一阵营的人。
1931年，王明被共产国际调到江苏瑞金的中央苏区。不久后，凯丰也被调到这里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后于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博古接替王明的领导之位后，凯丰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而这时的他才刚满28岁。
博古和王明都是奉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忠实信徒，他们的思想方针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凯丰，让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错误认知中。如果不是后来亲眼见证毛主席如何带领红军走完长征，凯丰恐怕还会站队博古，成为党和红军的历史罪人。
迷途知返 善莫大焉
好在凯丰的思想转变的并不晚，亲眼目睹毛主席领导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壮举后，他对毛主席的指挥能力有了清醒而全面的认识。原来还到处挖苦毛主席指挥能力多差劲的凯丰，在数月后的一场会议上，诚恳的表达了自己对毛主席的歉意：
“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中央红军。时间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的了我们的党和红军！”
左四为凯丰
凯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后期批判张国焘的行动中，他大胆登报建言，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中央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批评。虽然凯丰和张国焘同为老乡，但在原则性问题上，凯丰丝毫不顾同乡情面，坚定不移的站在毛主席的一边，一度将张国焘气得够呛。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促进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我党将原来的红军大学改编为抗日军政大学。考虑到校内学生成分复杂，既有陈赓、许世友这样的老将，也有来自各地的普通学子，毛主席决定让“党的笔杆子”凯丰出面，负责撰写学校的校歌。
凯丰深知这是自己将功补过的重要机会，对这次任务十分重视，最终不负主席期望的完成了任务。后来，他被任命为“七大”准备委员会的委员，为抗日宣传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1941年11月，凯丰被调回延安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改任为沈阳市市委书记。
1952年，凯丰回到北京出任中宣部副部长一职。多年前那场深刻的思想转变，让凯丰在后半生的工作生涯中始终保持清廉简朴的本色。即便二女儿生了孩子想请他调工作，凯丰也毫不留情的回信拒绝，让女儿和女婿回老家种地当农民。
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凯丰的前半生受博古、王明的错误引导，思想上一度偏离党中央。所幸在毛主席的感化下，凯丰迷途知返，并用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曾经的过错。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凯丰同志在风华正茂之时被查出肝癌，最终于1955年不幸病逝，年仅49岁。#文章首发挑战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