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对十一国发布宣战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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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0年,义和团运动从它的发源地山东地区,开始扩展到京津地区。天津县令的阮国桢巡行街市时发现,天津市区里的不少地方,小孩子们在三五成群的练拳术。

义和团的参与者大多是普通百姓,运动兴起以来,主要是反对西方传教士和列强侵略,虽然经过不少打压,但随着列强侵华,义和团运动越演越烈,西方各国有所警醒,不停提醒清政府。

英国公使窦纳乐告知清政府说,义和团对外国人持有很大敌意,你们有义务保护我们。窦纳乐还来联合各国公使,调动军舰武装示威,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廷两个月内消灭义和团。

不过,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很暧昧,她担心义和团势力太大不可控制,但也希望用义和团来制约西方列强。不久之后,御史李擢英发现,义和团运动出现在北京城内。

进入三月份,北京城内的义和团成员到处都是,尤其是太阳落山之后,很多小商贩一收摊,全跑到街上练拳。这些义和团的团民呼朋引伴,到处张贴告示,说要杀掉洋人、摧毁教堂。

义和团的告示不是说说而已,他们很快对教会发动攻击。五月中旬的一天,法国驻华公使通知各国公使说,义和团在北京不远的保定摧毁了三个村庄的教堂,杀死了六十一个天主教徒。

各国公使闻讯大为恐慌,慌忙联络清政府,清廷感受到国际压力,让庆亲王奕劻出面做出保证,承诺严厉镇压。各国公使本想致电国内,要求派兵保护,见清政府态度积极而作罢。

可庆亲王奕劻的保证没有生效,因为几个月来,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声势越来越大,清政府的军队没来得及反应,京津地区丰台车站附近的欧洲人房屋,就全部都被义和团烧毁了。

消息传来后,各国公使认为清廷对义和团始终放任,局势已经严重恶化,决定调派军队进京。

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慈禧太后这才发现,不但京城已经失去了控制,就连朝政也已经失去了控制。原来,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在清廷内部和北京城内都引起了恐慌,这种气氛使得仇洋情绪急剧高涨,载漪等人也由此占据了朝政舆论的制高点,谁要在这时候轻言妥协,必然有“通敌卖国”的汉奸之嫌疑。在这种情绪下,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淹没。

6月16日,义和团在正阳门纵火,大火“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周围几千家商铺和民房被毁于一旦。就在这天,慈禧太后在紫禁城仪銮殿东暖阁,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这次是扩大会议,包括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总共有一百多名在京官员参加。

会议的气氛是紧张而压抑的,慈禧太后看着外面弥漫半空的黑烟,她阴沉着脸,抛出一句话:“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你们说怎么办吧。”各大臣听后面面相觑,没人敢先发言。沉默了一阵后,曾任外交使臣的吏部侍郎许景澄说:“大清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每年都有民教相仇之事,但大都是赔钱了结。现在,如果义和团攻杀外国使臣,必然导致各国联合进攻,到时将如何抵御?”

这时,太常寺卿袁昶也站了出来,他痛斥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戮使臣,有悖国际公法,其声音之大,声振殿瓦。慈禧太后听后十分不悦,她冷冷地说:“法术不足恃,难道人心也不足恃吗?现在国内积弱已极,所仗的也就是人心还在,要是连人心都没有了,何以立国?”

听了慈禧这话,侍郎长萃乘机跳出来说:“义和团都是些义民啊。我刚从通州回来,通州要是没有这些义民的话,恐怕早保不住了。” 载漪、载濂听了大乐,赶紧连声附和说:“长萃说得对,人心不可失!人心不可失啊!”

自戊戌政变后,一直不太吭声的光绪皇帝这时说话了:“人心顶什么用,不过是添乱罢了。士大夫们都喜欢谈兵,朝鲜一仗,朝中大臣都争着主战,结果是一败涂地。如今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若和他们全部开战,必败无疑。” 载漪听后,顶嘴说,已调董福祥部来京,其善战,剿回时立下大功,有他在就不用怕洋人。

光绪冷冷道:“董福祥骄横跋扈,列强船坚炮利,回部之乱根本不能比。” 自变法失败被幽闭后,光绪皇帝每次见大臣都只说个三言两语,绝不提及政事。独有这一天,其说话峻切,显然知道这时的局势已是非同小可。

这时,侍讲朱祖谋也说董福祥是个无赖,万不可用。慈禧太后听后,厉声说:“你说董福祥不能用,那你就推荐个有用的!”朱祖谋说,如果一定要选将,那必须要用袁世凯。这些义和团的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听后,用极为粗暴难听的话大骂朱祖谋。各大臣见状,都不敢吭声了。

对此,荣禄在后来写给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的信件中,也多次提到载漪等王公贝勒在会议中,心怀鬼胎,在殿廷上大呼小叫、犯浑不懂事理,实在不成体统。在这些人的威势下,负责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在会上居然连声都不敢吭。

6月16日的会议,慈禧太后还是没有打算和洋人决裂,只是派那桐、许景澄去杨村面见联军,要求其不要进入北京。但那桐、许景澄在路上就碰到拳匪抢劫,根本就没见到联军。到6月19日,慈禧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却是风云突变。

据说,慈禧太后在会上拿出江苏粮道罗嘉杰,辗转送来的一份密报,这是一份洋人的照会,其中,提出四条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钱粮;三是代掌天下兵权;四是勒令皇太后归政。

慈禧太后将这个消息公布后,全场惊愕,据说端王以下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激动之余,这些人发誓要效忠皇太后,不惜一切和洋人拼了。慈禧太后也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那只有和洋人决一死战了!

当然,真正让慈禧太后下决心与洋人决裂,不是洋人的假照会,而是来自直隶总督裕禄发自天津的报告。裕禄在6月17日上午6时接到洋人一份迟到的最后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2时将大沽口炮台交出。

作为对洋人最后通牒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口炮台“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应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十二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出境,考虑到洋人在天津的无理要求,清廷的反应也不算过分。

6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朝廷已经陷入洋兵和义和团的双重困境,要求各省督抚通盘筹划,联络一气,接济京师,共挽危局。这道上谕,随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称列强“三十年来,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日甚一日,无所不至”;“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清廷决定对“彼等”“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这个诏书颇耐人寻味。首先,诏书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宣战,殊不知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因直隶总督裕禄害怕担责任,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宣战,6月21日清廷的宣战,反落在了后面。其次,诏书的宣战并没有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从国际公法上说,这能不能算是对外宣战恐怕还是个问题。而以事实论,后来,也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各国均认为出兵是为了解救使馆人员而非其他)。最后,这个诏书向国民解释了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而不是什么宣战书。由此,目前的主流看法说慈禧太后对十一国“悍然”宣战,显然是重大误解,在法理上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单独前往总理衙门时,在路上被清军小队长恩海所杀;而在此之前,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也于6月11日被董福祥的甘军所杀。外交人员特别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使得外国公使们彻底失去了对清廷的信任;因此,在清廷已经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他们当时唯一能做的,便是在使馆中坚守待援。由此,清军对使馆长达一个多月的“围攻”开始了。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