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近些年来“低碳节约”等观念越发成为社会潮流。这股勤俭之规并非起于现在,早在建国前期就已形成,其象征就是国宴!

开国第一宴指的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大型国宴。由于这场晚宴的时间之早,意义之重大,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因此被称为“开国第一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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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军刚刚接管北京城,国内经济萧条,百废待兴。为了向参与开国盛典的人民群众代表和爱国民主人士展现新中国建立的新风貌、新希望,政府对这次国宴非常重视。

为了使开国首宴尽善尽美,中央政府特意安排著名礼仪和美食专家,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政府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主持第一国宴的事宜。

大典之后便是开国首宴,某种程度上开国第一宴也是开国典礼的一部分,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国宴开办的地点,上桌的菜肴和酒水等细节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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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宴会的主角,上桌的酒菜必然要经过千挑万选。经过热烈的讨论,周总理决定国宴菜肴以淮扬系菜品为主,采用山西出产的汾酒作为国宴用酒。

后文将会解释淮扬菜脱颖而出的原因。之所以第一宴上没有采用更具盛名的贵州茅台,是因为当时贵州尚处于国民党统治,直到建国1个月后才解放。故而茅台不幸与开国首宴失之交臂。

酒菜已定,接下来要确定的就是国宴的举办地点了。政府共计邀请了600余位嘉宾参与开国盛典,因此国宴的举办地需要有足够的空间承接最少60桌酒席。

现在,我国国宴一般在人民大会堂或钓鱼台国宾馆举办。当时人民政府刚刚接收北京城,来不及大兴土木,再建新馆,所以只能利用城内现有的饭店。人们纷纷把目光聚焦在北京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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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饭店负责宴会的总管叫郑连富,接到承办开国第一宴的任务时,他心中不禁泛起了苦。并非是郑连富抵触人民政府,而是因为北京饭店一直以西餐为主,没有大规模制作中餐的经验和能力。

余心清获知这一消息后,向上级请求批示。他希望从北京著名的淮扬菜馆“玉华台”调派技法老到的厨师到北京饭店帮忙,做好开国首宴。

余心清的请示得到了周总理的批准。经过余心清和很多领导的开导与鼓励,“玉华台”中以朱殿荣、王杜昆、杨启荣为代表的9名厨师欣然前往北京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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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开国首宴方才得以顺利进行!

开国大典后群英齐聚在北京饭店的礼堂之内。在周恩来总理致辞,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向与会来宾致意之后,开国第一宴正式开始。

北京筹备建国期间,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毛主席有时也只能以芋头充饥。当五香鱼、油淋鸡、镇江肴肉等冷盘,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红烧狮子头等热菜上桌时,来宾无不食指大动,尽享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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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之间,宴会上觥筹交错,欢声连连。来宾们赞的不是桌上的酒菜,而是傲立于世的新中国。代表们乐的不是眼前的美酒佳肴,而是前景光明的新生活。

开国首宴的成功无疑雄壮了国家初立的威望,同时也为新中国后来的国宴设计留下了宝贵的参考。

中国美食博大精深,种类繁多。但想入主国宴,除了能代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外,菜肴需要兼顾“众口”,即达到人饮食的“最大公约数”!

有鉴于此,口味过重、过咸、过辣,用料奇特的菜式都不适合进入国宴,国宴佳肴应当以咸鲜为主。最终,以咸鲜味为主的淮扬菜从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国宴主流。“官家菜”的头衔也实现了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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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古代政权中心主要集中在中原和华北地区,鲁菜就成为当朝官员权贵们食用的主要菜品,鲁菜当时也被称为“官家菜”。

清朝初年,国内菜品主要分为鲁菜、淮扬菜、川菜和粤菜。剩余八大菜系中剩余的浙、闽、湘、徽菜系均是在清朝中后期才逐渐从四大菜系中分化而成的。

古代对于四大菜系有着较为明确的定位。

例如,广东自古就是我国通商的重要省份,地理环境相对独立,菜系独具一格。因为丰沛的物产和潮湿的气候,导致粤菜非常重视食材的新鲜和复杂的技法,菜品较为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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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到了如今,粤菜馆都是大型商宴的首选场所,粤菜自古便被称为“商人菜”。

再如,四川自然条件优渥,人口众多。当地饮食虽然材料相对廉价,但以麻辣等强烈味道调和,反而更加鲜美。如今川菜馆风靡全国,这也与川菜便于复制,容易控制菜品质量有关。

不过,川菜不重技法重调味的烹饪习惯和选用食材的普通,在讲求“中庸”和“华贵”的传统社会并不受统治阶级认可,所以称川菜为“民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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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淮扬菜流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江南地区。江南地区自宋朝后成为我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讲究精致、淡雅口味的淮扬菜在我国文人和知识分子中非常受欢迎。因此淮扬菜被视为“文人菜”。

淮扬菜多咸鲜,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南北方人群和国外宾客的饮食需求,同时又能展现我国历史文化底蕴。正是因此淮扬菜得以取代鲁菜成为新一代的“官家菜”。

如,东坡肉便是由我国北宋著名文人苏东坡所创,外宾一边享用美食,一边又能增加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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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淮扬菜刀章代表作文思豆腐,将小小一块豆腐切成5千根细丝,辅以高汤调和而成。这道菜充分展现我国饮食的精细的技法和独特的魅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菜系的菜品不能被国宴采纳。

比如国宴素菜的巅峰存在——开水白菜就是川菜。开水白菜味道清爽,不麻不辣,适合所有人食用。而且开水白菜淋汤开花的姿态暗合我国质朴谦逊的品格和花开富贵的吉祥意象。

常见菜“宫保鸡丁”也是川菜,能够入选是因为这道菜已经成为海外中餐的招牌菜。但因为国外人普遍不能吃辣,国宴上的“宫保鸡丁”就需要进行“无辣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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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菜经典松鼠鳜鱼也凭借着绚丽飞扬的造型和酸甜适口的味道成为了国宴上最受外宾欢迎的菜品。

闽菜扛鼎菜品,又称福寿全的佛跳墙也以丰富营养和鲜甜的口味成为国宴常客,被美国总统里根,英国女王等领袖品尝。

著名的北京烤鸭多年来盛名在外,也经常能够在国宴的饭桌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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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吸取各个菜系之精华,新中国的国宴才能调和“众口”,兼顾中西。国宴菜肴既满足了天南地北群众宾客的口腹之欲,又能彰显中国文化形象的国菜。

尽管开国首宴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领导人对这一现象深刻反思,就此改变我国未来国宴的配置规格。

开国宴会上每桌4个冷盘,8个热菜,外加4种餐点的食物供应量远超宾客的食量,很多食物都没有吃完。这样无疑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为我国并不宽裕的财政造成了不少的损失。

因为忙于工作,毛主席并没有参加开国宴会。但是在收到开国宴会的用度报告后,毛主席对此产生的浪费依然十分痛心。毛主席表示宴会的规格太高了,吃掉的食物没有扔掉得多,这是巨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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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着勤俭节约的精神,中央政府后续的餐会上极少出现如开国宴一般每桌菜肴过多的情况。此举为的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领域去,毕竟老百姓过得太苦了,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人员不该再浪费资源。

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国宴接待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对外上,我国接待外宾越来越多。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外交需求,国宴招待必不可少。

对内上,新中国发展迅速,各个领域建设日新月异。每隔一段时间中央政府都需要聚集全国各地的代表庆祝新时代建设的成绩,共商国家发展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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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959年新中国十年国庆时,政府就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大型宴会。连同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在内,当时一共有5000多人参与宴会。

再如1962年,政府召开了中央工作扩大会议。来自全国各个省市区县,各行各业的干部和代表共有7000多人参加讨论,这便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政府需要照顾参会人员饮食,国宴不可避免。

虽然招待部门都贯彻着毛主席避免浪费的精神,但这些宴会依然浪费不少食物。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中苏交恶和3年经济困难时期之后,华夏大地物产贫乏,民众的生活必需品都需要凭票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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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国宴的饭桌上,众人却视凝结无数农民血汗,“粒粒皆辛苦”的食材于无物,肆意浪费。

与民众感同身受的毛主席对此非常痛心,1965年的会议上,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表示:以后国宴用四菜一汤就够了。较为名贵的鱼翅燕窝等食材,外国人并不常吃,所以不必出现在国宴的餐桌上。

其实这跟四菜一汤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渊源的。四菜一汤做国宴规制,最早起源于明太祖朱元璋。作为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低微的皇帝,朱元璋终其一生都有着浓重的民本思想。

当时明朝刚刚建立,正处太平盛世。可是很多官员却沉迷于奢靡铺张的优渥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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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上既如此,下必甚焉”,为了预防这股奢靡浪费之风在全国蔓延,朱元璋借着群臣为马皇后祝寿的机会提出了四菜一汤的官家餐饮规格。

毛主席效仿先贤的举动,就是希望人民政府以身作则,奉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自此国宴四菜一汤的规制定下,延续至今。

基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见,中央政府为各层级干部队伍规定了四菜一汤的餐饮规格和国内每人50-60元,外宾每人80元的消费标准。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基层干部或者是没有贯彻领会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实质,或者是寄希望于奢侈排场,媚上逢迎,四菜一汤的规制在地方逐渐变了味道。

四菜一汤的规制中,是不包括冷盘的。为了让上级“吃好喝好”,不少基层餐会就在餐桌上加了很多的“小菜”。为了不违反四盘热菜的规定,他们就把小盘子换成了可以拼装多道菜的大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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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老师的早期电影《来的都是客》和经典小品《牛大叔提干》等文艺作品就生动而辛辣地讽刺了少数官员铺张浪费的不正之风。

2008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经济一蹶不振。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我国特批了4万亿的大规模基础建设计划。

虽然该计划极大地翻新了我国的基础设施,为现今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客观上也助长地方上铺张浪费的不正之风。

在4万亿大基建政策的刺激下,一小批官员被竞标商和承包商糖衣炮弹击倒,开始在锦衣玉食和奢侈享受中迷失自我。城市中高档餐馆和休闲会所云集的“腐败一条街”,多半在这一时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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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之间,我国“三公消费”暴增。2010年我国三公消费高达94.7亿元,2011年三公消费支出达到93.64亿元,达到近些年最高水平。

三公消费原指政府为公务员出国考察交流学习差旅费,日常行政花费和公务招待费用。可是少数别有用心的干部却将相当份额的三公费用变成了假公济私,贪图享乐的“肉头”。

民间也逐步受到了不良之风的影响。近年来表面上人均大胃王,背地里吃完即吐的吃播开始受到追捧,社会上浪费食物的风气愈演愈烈。据统计每年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就价值2000亿元。

须知我国第二艘航母“山东舰”总造价约合250亿元,一架歼20战斗机造价约合7亿元。2020年中央扶贫专项资金达到1461亿元。我们为什么不利用那些被浪费的物资和资金富国强兵,共同富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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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杜绝浪费的“光盘行动”,看到了吃播被叫停,看到了公款招待从四菜一汤,逐步向三菜一汤方向发展。

前些年来惹人非议的三公消费近些年也不断减少,凡此种种都是政府为扭转铺张浪费不正风气的努力。

所谓“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恪守勤俭虽然有违人性,但是可保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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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历史上诸多王朝,外有古罗马帝国,均是兴盛之后开始奢靡,最终在腐化中灭亡。由此可见,如今政府政策的正确性,更可见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思虑深远。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词句至今读来都触目惊心,感同身受。唯有感念先贤创业艰苦,心怀谦逊节俭,国家和个人才能在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