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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作为我国现存最大的编年体通史，与《史记》合称“史学双壁”，地位非比寻常。然而，人民领袖毛主席却在晚年提及此书时笑言：
“《资治通鉴》这本书，我整整读了17遍！”
同时，毛主席还将《资治通鉴》的300万字浓缩为五句金言，这里面的内容又有哪些呢？
传世名著 主席钟爱
《资治通鉴》作者为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66年，司马光将自己编纂的从战国到秦亡的编年体《通志》八卷上呈宋英宗。宋英宗阅毕大喜，不仅为此书亲自赐名“历代君臣事迹”，还为司马迁修建了专门的书局，可见其对司马光的支持与重视。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后，同样对司马光的通史编纂工作给予高度关注。在前任皇帝的基础上，他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底，将司马光的书更名为《资治通鉴》。公元1084年，司马光终于将耗时19年编好的《资治通鉴》全书上呈，2年后，此书正式被批准刻印。
《资治通鉴》全书共300余万字，共294卷，时间线从公元403年到公元959年，讲述的是发生在这1362年里的所有大小历史事件。除去正史，《资治通鉴》还包括两百多种杂史，全书内容详略得当，让人读之一目了然，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两大史书之一，王鸣盛曾言：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此之书也。”
事实确实如此，《资治通鉴》虽然是古籍，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却非同凡响。司马光编写这本书的初衷，正是为了让后世以前朝为鉴，不再重蹈过去的错误。正因自身所具有的宝贵价值，《资治通鉴》才能成为毛主席最爱不释手的一本书。
《资治通鉴》和毛主席，相逢的缘分可谓源远流长。1912年，19岁的毛主席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当时录取毛主席的是教育家符定一，第一次见面送上的“见面礼”是《通鉴辑览》。那之后不久，毛主席又看了《资治通鉴》，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据毛主席的护士孟锦云回忆，主席床头总是会摆满很多书籍，《资治通鉴》是他看得最多的一本书。由于频繁拿出来阅读，《资治通鉴》的内里很多地方都破损了，不得不用透明胶粘住。可即便如此，毛主席依旧读得乐在其中，还根据心得体会总结出了五句金言。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原句出自《资治通鉴·唐鉴八》，唐贞观二年，唐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的一段对话。唐太宗询问“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则以历朝历代君主的正反例子，作出了如上回答。
简单概括，就是君主应当广开言路，积极吸收臣子的建议。统治者如果想将国家长久发展下去，就应当杜绝“闭门造车”的思想，虚心接受下属的意见。昏君易做，但明君难当，国家有了明君是人民的福祉，倘若永远“闭门不出”，大搞独裁统治，结局必然是众叛亲离。
古代封建时期，帝王常年居于深宫，得到的一切消息都是来自官员们上交的奏折。老话讲“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皇帝虽能收到奏折，奏折里的内容却不一定是真实的。很多情况下，奏折都是官员们主观上得出的结论，判断不见其准确，多少会存在一些偏差。
就像是如今的学生怕被父母责骂偷藏试卷，古代的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在书写奏折时也会有所隐瞒。比如说去某处巡查，官员们明知实际情况不佳，但为了免罚还是会强行说好。帝王又不会天天去现场确认，判断力也不强，自然是听一句是一句了。
然而，对于一个合格的统治者来说，这样“摆烂式”的统治模式却是极为致命的。没有必备的判断力，不清楚真相和事件原委就草率做决定，被威胁到的不只是帝王自身的皇权，王朝的命运也会滑向错误的轨迹。做不到广开言路的话，那岂不是和昏君没什么两样？
毛主席十分赞同魏徵的观点，对“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更是赞不绝口。他不仅时常向全军各部队灌输魏徵的“治道”名句，还在《矛盾论》中引用这句话，借此指出党中央的部分同志看待问题不够全面，犯的正是没有“兼听”的错误，也因此，他们很容易在工作中碰钉子。
毛主席是这样说的，在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从秋收起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持续迸发出蓬勃生机，靠的正是毛主席善于“兼听”的宝贵品格。不管是谁，只要能够提出对党和国家有益处的建议，伟人都会欣然吸纳，从不会搞区别对待。
这一点，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会上，各共产党干部和其他各界爱国人士汇聚一堂，就国家当下的财政困难问题交换意见。这时候，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认同，当即就予以了采纳。
1941年12月，参议会结束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便面向全国下达“精兵简政”的指示，通过军事大裁员减少军政经费。同时，毛主席还在全国发起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大大的提升了我国生产力，还缓解了经济危机，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唐太宗因为有了直言敢谏的魏徵，才能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成为唐朝为数不多的一代明君。毛主席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领袖，从谏如流，积极吸纳各层次、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可谓真正地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运用到了极致。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历朝历代的帝王，之所以有的会早早被赶下台，落得身败名裂的现场，并不完全是自身原因所致。如果仔细观察，这类帝王都普遍存在一个通病，那便是选人不慎。他们选拔臣子大多只看才能，却因此忽视了对人品的考察。
当代有个词叫“德才兼备”，人才之所以会称为人才，指的正是既有好品格又有突出才能的贤才。诸葛亮《出师表》中“亲贤人，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阐述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拥有良好品格的臣子，既可用自己丰富的学识辅佐帝王，也能在无形中帮助帝王匡正言行。历史上的奸佞小臣，有的固然有才干，但人品却不过关，脑子里琢磨的永远是自身的利益，并不是真心为帝王着想。也正是因为受这类人影响，帝王才会堕落，王朝才会走向灭亡。
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毛主席的做法就十分值得借鉴。他历来坚持“立党为公，任人唯贤”的原则，坚决杜绝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的歪风邪气。杨开慧烈士牺牲后，他的兄长杨开智一家为了躲避敌人想求主席进京工作，毛主席不但果断回绝，还写信给湖南省委的王首道：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而对党员干部们的犯错问题上，毛主席也一向处理分明。参加过1929年工农武装暴动的谢步升，为了霸占他人妻子秘密杀害干部和军医，最终伏法。参与过四渡赤水、夺取娄山关的黄克功枪杀了女知识青年刘茜，毛主席没有理会众人求情，只是在临刑前给黄克功送了封信：
“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今天，在各行各业都“内卷化”的大环境下，很多家长出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求才心理，对子女给予了过于繁重的学业压力。学习要搞好固然重要，但也要为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要过于偏激。马加爵案的发生，不就是高材生品行不端、走入歧途的真实案例吗？
去就以道，可谓君子矣！
俗话称“道不同，不相为谋”，每一个都是拥有独立意识的个体，其思维高度和人生态度也各不相同。在同样的一件事上，不同的人总会给出不同的态度，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彼此间都不能说服对方，那么只能分道扬镳。此乃人生常态，人是无法自主干预的。
然而，分离虽然是常事，但也要基于合理却正义的理由。如果两个人都怀着公正、严明的态度，即便发生纠纷，心中也不会落下愧疚。相反，如果两个人的其中一方是因为无法说服错误一方选择离开的，那么这既破坏了两人的关系，也会让彼此的心中落下无尽悔恨。
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大千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的闪光点，自然也有不好的缺点。作为管理者，如果要想将事业长久的发展下去，如何结合各个员工的长处进行职业安排变成了关键。在这方面，毛主席同样用了实际行动，对这句话作出了生动的诠释。
红军长征时期，23岁的林帅出任朱德、毛主席领导的红四军军长一职，这在当时引起了党内很多干部的焦虑。大家都很发愁如何同这位性情古怪的新军长相处，对林帅有意见的人更是不在少数。因此，选谁来当红四军的军政委，就成了党中央思考的头等大事。
罗荣桓
毛主席作为红军的军事统帅，对各位将领的脾性都了然于胸，自然也最清楚该找什么样的人和林帅互补。
经过反复遴选，毛主席决定让罗荣恒担任红四军军政委一职。罗荣恒憨厚宽容，看问题也全面，和林帅刚好互补。可以说，红四军能成为铁军，离不开主席的这一英明决策。
不痴不聋，不作家翁。
管理者永远是掌握更多权力的一方，但如果想要事业做的长久，“中央集权式”的独裁统治是万万要不得的。古往今来，那些被众人唾骂的昏君帝王，无不是犯了拥权自重的通病，他们对自己要求不高，却对臣子各种苛求。这样的帝王，又怎能让王朝长盛不衰呢？
因此，在毛主席看来，作为管理者要学会适当放权，给予下属一定的自由权力。在不逾越底线的前提下，员工犯错误可以予以适当惩戒，但切不可“一棒子打死”。人都是在不断成长的，天下从没有十全十美之人。管理者自身都难免犯错，又何必去刻意刁难员工呢？
“《资治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步入晚年后，毛主席在和护士长孟锦云的谈话中，曾如此总结性的概括了《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时至今日，在中南海毛主席的故居里依然摆放着一本线装本《资治通鉴》。这本巨著记录了中国的历史，也见证了毛主席的壮阔人生，其魅力之无穷，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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