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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左派以丰富的思想理论而著称，他对战后英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研究把松散的新左派凝聚在一起。聚焦于文化研究使新左派有了核心理念和相对一致的政治主张。
同时由于对斯大林模式的不认同，新左派试图回归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通过建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主义”以反对斯大林模式，新左派出版物获得了很大的讨论空间。
文化转向
正如霍尔所说，虽然新左派的成员不是同类人，但他们在系列相关的主题上却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从而使新左派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这里所说的“一系列相关主题”，主要落在“文化”上，"
可以提出四个背景因素来解释对英国新左派对文化的广泛关注，第一，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和阶级结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再加上迅速发展的大众媒体的新力量，突出了生活质量和工人阶级态度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者在回答政治问题时，不得不提到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远远超出了生产、经济剥削的范围。使得工人劳动的异化程度大大加深。
福利国家制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以娱乐、消费为诉求的大众文化迎合了传媒熏陶下的普罗大众的趣味，此时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对立模式。
第二，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更广泛的批判，就不可能意识到教育和交流的重大扩展对社会和社会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左派首先承认舆论系统(报纸、广播、电视和新闻)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是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工具。
第三，在新戏剧、自由电影和类似创作活动中引发的新的政治抗议艺术形式,推动了新左派对文化压迫问题的关注。同时,新兴的叛逆的青年文化也是促使新左派关注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对于新左派来说，文化问题长期被英国共产党忽视或曲解。这就要求新左派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修补和创新。
面对战后英国的文化状况，新左派对以英国共产党、工党为首的传统左派对文化的处理方式进行了批判。英国新左派认为老左派忽略了文化的重要性，老左派的那一套做法在新的语境下已然失效，因此他们的视线开始转向大众消费、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问题。
在霍加特看来，文化所指的是从文学到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过程本身，而不是简单的对经济与政治的反应。这种涉及文化变迁的范式转变被称为“文化转向”。
新左派极力凸显文化的价值，强调发掘工人阶级的日常文化经验，他们的关注视角由“文化一文明 ”传统的少数人文化或精英主义文化转向战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重视文化与政治的关联并且极大地扩展了文化的定义。
文化即政治
文化即政治，是英国新左派的重要观点之一。这一口号将独特的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让文化问题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新左派认为文化在政治中是相当重要的。
在这里，旧的政治和非政治的区分消失了:政治不能再被仅限制于上层的辩论，任何社会主义的政治都必须与普通人的直接经验或生活文化相联系，人们只有将政治付诸于行动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斯图亚特·霍尔重申了这一扩大的政治概念。在30年后重新研究新左派的文章中他表示:对于任何可以重新描述社会主义的语言来说，文化话语似乎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新左派来说，文化既不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也不是政治权力的统一方面。但这肯定不是新左派的新发现。“列宁的'文化革命’观念，或者托洛茨基反对在社会变迁时文化会自动改变的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挑战。
兰西科学的文化霸权观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真正进步。"新左派思想的这一特点可以从其构成新的政治视角的“文化整体”中看到。后来被称为文化研究，文化讨论第一次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文化被用来“指定一个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中心进程和领域”。
这种激进的文化理念，是新左派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种补充。此外，大多数新左派人士承认成人教育的优点，并在工人教育协会和大学校外或劳工学院担任导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左派与工人教育运动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五十年代逐渐衰落，失去了政治意义。
反传统文化的青年文化
与传统左派忽视年轻人的力量不同，新左派认为年轻人是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对文化的需求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20世纪 50年代来的各种社会变革的进一步印证了新左派的这种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后期'青春期’文化的出现、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很多年轻工人在经济上获得独立，都与对青年的各种描写结合在一起成为比尔·奥斯格比所谓的国家病的隐喻。
新左派对青年人的关注源于新左派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个性的扼杀。新左派认为把握青年文化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社会文化状况，甚至理解工党失败的原因。
新左派青年一代的支持者科林·麦金尼斯曾感叹说:"我读完工党发给青年人的宣传材料，再想想我在咖啡厅、俱乐部、舞厅遇到的那些年轻人……我深切地感到他们之间根本不能产生任何有效交流。”
霍尔在1959年发表的《绝对的开端》一文对青年人与教育、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传统观点认为青年人更多关注自身而忽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所以相对而言更加容易被犯罪行为、广告等所诱惑。
霍尔反对这一观点，并且从社会、教育和文化等角度出发对青年问题进行了探究。“霍尔观察到许多学校根本无法提高青年人的创造力，以及无法应对青年亚文化快速发展的各种状况。
由此，霍尔指出，他们毫无目的、狂乱的休闲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以往被学校和工作所培养或消磨的精力和愿望”。新左派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现代教育”与“以往学校环境”夹缝中的文化贫瘠状况。
教育被看做培养儿童适应“恰当的社会文化状况”的方法。"时，大众文化重复了学校的异化教育与以休闲实现人的满足之间的二元对立状况。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的情感活力与创造力应该在休闲过程中得到引导。
1959年7月，新左派向工党青年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关青年奋斗目标的文件，这份文件表达了对工党在处理青年问题时的不满。这份文件明显地接受了《大学与左派评论》的一些观点，并以霍尔的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一套颇为中肯的建议。
它非常全面地探讨了青年反叛行为的特点:“年轻人张扬地着手创造在很多方面具有反文化特点的青年文化，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个别青少年的个别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不仅他们的父母，包括整个社会都被拒之门外。
青年文化事实上就是青年人针对自身的无力状况所作的一种反应，并且是根据他们内心的准则和规律建构起来的。在外人看来，这切都毫无意义。
这份文件以不同寻常的恻隐之心描述了普通青少年所栖居的梦幻世界。这些文化团体根本不接受传统的政治语言与表述模式，更是对政党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他们对这些政党与福利国家僵化的官僚机构保持密切关系大失所望。
学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教育的范围必须拓宽，以至于能够涵盖青少年个性的所有方面。这份建议指出，学校不仅是教学中心，还是社会中心，并呼吁国家制定见习训练方案。
尽管当时的工党政府对这些观点充耳不闻，这份文件的一些建议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开始逐步进入教师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各种规定之中。
尽管如此，此前的各种怀疑态度与理论仍然存在。更为概括的说，这份文件以及新左派运动不可能以另外一种条理清晰的语言表述自己的观点，所以要经常借用一些老套无力的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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