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革命历史是经历过种种考验的，近代史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后是革命人士通过不断的努力，才将我国从水深火热中营救了出来。自此，爱国情怀在每个人的心中逐渐根深蒂固了起来。
正是因为有这些爱国人士，才有了后来1937年~1945年的抗日战争。这个时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痛苦的二十年，因为硝烟不断，战火纷飞。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统一战线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所有人都沆瀣一气，但还是有那么些人，为了自己的个人的利益选择投敌叛国，这是不能容忍的。
罗舜初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八路军中某个独立营的教导员孙黎选择投降日军，因为其本身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所以在他投日期间就为了日军坑害了许多共产党的同志，上级组织知道后对其深恶痛绝。最终，在1944年阴历八月十五的这一天，组织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会议上，政委罗舜初下令：立刻想办法执行处决孙黎的任务！
孙黎到底是谁？我党又是如何将他绳之以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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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孙黎
孙黎，1914年出生在山东淄博博山县南博山北邢村，原名孙炳琏。他在1936年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绩良好的他最终考入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随后，七七事变爆发，我国逐渐开始全面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一开始，所有人都是抱着中国必胜的信仰去战斗的。但不曾想，这一打就是好几年。
一开始的前几年，孙黎因为表现出色，曾一度被组织上重用。组织先后派任他为博山县的县委委员、博山县大队的教导员，在博山，他是有着一定连队影响力的。
但时间会磨平一个人的斗志，而孙黎，正是这类人的代表之一。
在孙黎投敌前夕，也就是1942年的上半年，这个时候距离我国最初的抗日战争的开始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五年，足以让一个人被社会的大环境所影响。但选择坚守还是放纵最终还是取决于自己。不幸的是，孙黎并没有坚守住。
在当时社会的大环境下，有部分的党内人员已经逐渐被社会所腐化，革命意识逐渐衰退。再加上前不久，在抗日形势日益严峻之下，日军还大搞所谓的“治安强化活动”，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不留余地的大扫荡，还时不时的在党内搞策反活动，而这对于革命意识本就薄弱的同志来说那就是致命的诱惑，他们觉得，只要投靠了日军，就会有好日子过。
后来，在逐渐的腐化当中，他们已经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了。中国人帮助外国人坑害同族同胞，这是为人所不耻的，也是罪孽深重的。
孙黎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没有坚持住革命的信仰，被日军策反了的。而他的投敌与伪军队中自己的堂叔孙志叔以及姑夫丁龙池分不开关系。
当时，时任博山县伪武装特务队特务的孙志书，在得知侄子孙黎不喜上级批评的事后，就将此事上报给了当时的特务队长谭继武。谭继武得知此事后就派副队长汪维太去核实这件事情，汪维太在核实孙黎确实有动摇的想法后，谭继武就下令让孙志书开始“策反”孙黎。在策反的几个月里，孙黎的姑夫，也就是时任朱家庄伪村长的丁龙池就负责在两方中互相传递书信。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孙黎最终没能抵过诱惑，彻底选择叛变。
同为混乱大背景下的孙黎和罗舜初
与孙黎这类人恰好相反的，当属像罗舜初参谋长这样信仰坚定的人了。
罗舜初，1914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溪口乡大洋坝村。他是一名坚定的无产主义战士。也是我国解放军中一名优秀的领导者，他在解放战争期间为我党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还曾被誉为“旋风勇将”。
罗舜初于193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严谨出色，在这一年就被派任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红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等职位，并实战参与了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后还参与了长征。
长征很艰苦，能真正坚持下来的人都是真正具有着强劲意志力的人，也是拥有着牢牢革命信仰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罗舜初前往抗日军政大学进行学习，随后就担任了八路军总部的作战科科长、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参谋处长、山东纵队的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还兼党委书记等职位。
在日军逐渐逼近的紧张时期，罗舜初虽然身兼数职，但他从不抱怨，坚定的选择革命这条路。他随后参与和创建了鲁中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虽然十分艰难，但为了国家能保住，他也咬紧牙继续奋斗下去，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停止。
在抗日日渐紧迫的大环境下，我党的损失本来就已经是巨大了。但孙黎在决定叛变之后，还依然数次暴露我军军中的机密，这就导致我党的抗日形式更加的危急，因为他的行动，后来更是导致我党地下同志被俘，生死未卜。
当时，在1942年农历六月初四，孙黎突然提出要到敌区去进行突袭，随后就带领着六个班的人从瓦泉移动到三皇庙，不出所料，他们被早就通过气的伪军包围了。孙黎下令等待时机，但一连的指导员阎发苍却不听他的劝阻，选择率兵往外突围，并且最终顺利突围了出去，这也使得孙黎第一次的计划落败。
之后，孙黎又精心筹备了一个月，再次找机会以连队活动为由，想办法把阎发苍支了出去，他让阎发苍带领一个班扎驻在祭母山，同时还下令把其他的领导骨干与部队分散开来，让副营长郇振民带着二连到三府山一带打游击，同时让特派员王玉林带两个班守罗崮寨。
在把所有人支出去后，7月20日下午，孙黎行动了。他以“打埋伏”为由，将半个连的人带到了盆泉的南庙附近。他故意不设置岗哨，给敌军留下了可乘之机。
第二日鸡鸣时期，连队的战士苏成吉出庙送病号，却发现日伪军正在包围南庙，于是他便马上回庙向孙黎报告此情况，但孙黎还是一概不打算采取行动。
之后，敌人放了两炮，孙黎接着也朝着天空打了两枪，和敌人通上了暗号。在和敌人对上暗号之后不久，他就收到了敌人发来的劝投书。
在收到劝投书后，孙黎就把副连长和其他排长叫到一起开会，他对着其他几人说道:“对面发过来一张劝投降书，想让我们投降，你们是怎么想的。”一片静默。他看其他几人不说话又接着说道，“我是这么想的，暂时，我们先投降吧。之后看具体情况再说。”
虽然另外几人并不想投降，但孙黎是教导员，此话一出，他们也无可奈何。
随后，孙黎就让他的传令兵，也就是亲信王化月去开门，之后，日本宪兵和伪军便蜂拥而至，孙黎下令递交枪械，并在庙外集合。就这样，八十余名八路军被迫投了降。
在庙外，日本宪兵队指导官佐竹和伪博山特务队长谭继武对着这些人进行了一番欢迎教育，之后就将其押运到博山南关基督教堂，之后根据伪特务队长谭继武的口供可以了解到，他们原本是想把这些人安插到伪博山特务队里，但因为日本上级机关不同意，最终只留下了孙黎和他的亲信王化月以及卫生员于某某。
而剩余的那些人，在被送往所谓的“感化院”后，就被强迫押往东北煤井去干苦工，只落得个生死未卜的结果。
孙黎正式叛变之后，他也因此深得上级重用，他用自己之前的职务之便向日军透露了许多我党的秘密，他的泄密直接导致了博山南部山区以及东部地区青杨杭、南博山等多个地方的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其中，北博山、洪山口等村破坏的非常严重，日本宪兵队在此抓捕了共产党员20所名，村民也深受迫害，我方的一名村长被日军打死。
孙黎投敌，组织下令击杀
孙黎的通敌叛国使得我党地下多名同志被抓捕，惨遭严刑。鲁中军区司令员罗舜初得知此事后，最终决定铲除这个通敌叛国的投敌分子。他对着其他人说：“把他铲除了，就相当于消灭了敌方一个师的兵力！”
随后罗舜初亲自到博山指导这项任务，他指派公安局局长夏新生执行处决孙黎的重要任务，并由第一军分区敌工部长张炳玉从旁协助。
这项任务十分的重要，夏新生和张炳玉最终选定了由李子平、赵子明、尹玉发、曹方斋、任玉兰、史庆山六人组成精密执法小队来执行此项任务。
在任务开始之前，他们找到了伪保安队中队长唐云芳的护兵齐延文，原来自从孙黎来到伪军后，由于有着“突出贡献”，一举成了唐云芳眼中的得力干将，得到了重用，齐延文“失宠”后郁郁不得志，早就看孙黎不顺眼了。
这一契机被夏新生得知了，于是他找到齐延文，探听了孙黎的具体行踪，寻找时机处决他。
他们在行动前提前打听到，孙黎就住在博山城里西沟街的一所院子里，院里还住着四个特务，是专门为保护孙黎而设置的。
在经过周密的筹备后，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这天，他们接到了消息，孙黎的亲信王化月回家探亲了，这个时候，正是个行动的好时机。
于是在1944年农历四月的第一个晚上，天空下起了小雨，执法小队也开始行动了。这天晚上，由李子平负责指挥，他和齐延文在西沟街放游动哨，防止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任玉兰、史庆山负责监视其他四个特务。而剩下的尹玉发、赵子明、曹方斋就负责去处决孙黎。
在三人确定好周围环境安全后，尹玉发推门而入，立刻朝着孙黎打了一枪，正中孙黎左肩。此时的孙黎惊慌失措，显然是没有想到当前的场景，立刻转手去拿枕头下的手枪，但还是来不及了。赵子明、曹方斋一起跳进屋内，立刻压制住孙黎，用枪抵住他的脑袋。
孙黎自知自己该丧命于此了，最终留下了一句：“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开枪吧，只求你们能给我留一个囫囵尸啊！”孙黎话音刚落，尹玉发就听到门外史庆山的声音传来，“二哥，快，抓紧时间，不能耽误了。”
压着孙黎的赵子明、曹方斋听到后，同时朝着孙黎的胸部开了一枪，但为了以防万一，尹玉发又朝着已然俯卧在地的孙黎打了几枪。这个恶贯满盈的叛徒最终没能逃过正义的审判，从他所在的房间里，赵子明等人还缴获了手枪、枪匣以及怀表和望远镜各一个。
其实孙黎是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的，从他当初决定叛国的那一刻起，他的内心应该也是备受煎熬的，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为了权力，为了享乐，他坑害了同胞，最终他也得到了惩罚。
古往今来，初心难守，英雄更是少之又少，但每个时期，哪怕政治混乱，却还是会有一些真正爱国的人愿意去拼头颅洒热血，古有屈原因爱国失意而投江，后有岳飞去精忠报国，今有罗舜初等爱国同志愿意为捍卫中国主权而坚守底线，这种精神实在来之不易，也值得我们去尊重。
也希望，如今生在太平盛世的中国人都能好好的珍惜当下所拥有的，永远满怀赤诚之心，永远热爱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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