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兵团司令张淦酷爱《易经》，迷信八卦，会看风水，就连他每次坐下，也必须事先校对罗盘的出向，时人称之“活济公”。
张淦于189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后参加北伐和抗战。张淦一向迷信算命、看风水，平日常挂在嘴上的话是：我打仗不行，能打胜仗都是因为我会看风水。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由湖南、广东、贵州分三路向广西进军，张淦率部向雷州半岛逃窜，于十万大山被活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成为俘虏的张淦并没有因为“算错”认识到迷信害人，依然无比热衷，在功德林改造中，他提的要求就是：我要看《易经》。主席亲自批示：给他买乾隆版的，错误最少，也最全。
张淦在《易经》上面确实下过功夫，他能够背诵《易经》的全部内容，但他虽然懂得身外物的万变，却是以自己的不变作为前提的。这样一来，张淦的《易经》不仅与唯心主义发生了联系，同时也与实用主义产生了瓜葛。
功德林国民党战犯的一没学习讨论会，讨论的内容是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第一节《两种宇宙观》和第六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徐远举操着湖北话打头炮说，他认为毛主席把人类的认识分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大类，使他乱麻一团的思维经纬两分。他承认，毛主席说的“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一句话击中了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他说他之所以当年所为正建立在对国民党统治的充分信赖上。他由此引申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天”，必然产生法西斯的“道”；法西斯的“道”，必然维护国民党反动派“天”。反过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天”之不存，亦正说明法西斯的“道”之不存；法西斯的“道”之破灭，亦正导致国民党反动派的“天”之破灭。
张淦用他的广西话打断了湖北话：“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张淦解释说，这是《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二章的话。他针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一语说，一方面伸张变化之说，一方面变随裁改，通随行易，又怎能自圆其说？
廖耀湘的湖南话又打断了张淦的广西话。他先指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出处是汉代儒师董仲舒对汉武帝刘彻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然后说明毛主席“天不变，道亦不变”一语的本意是“命中注定”，而非“变化”之说。
张淦唱诵道：“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张淦解释说，这是《易经·谦卦》中的一段话。
张淦看了讨论会主持人王耀武一眼，继续说道，黄帝子孙历代相传，都以谦让为德行。唯有“阶级斗争论”者数典忘祖，变谦让为对抗，化玉帛为干戈。而——他认为——战争就是屠杀，战争的双方既没有正义之师，也没有乌合之众。说到这里，他又唯恐大逆不道，不得已在通变之说中闪烁其词。
王耀武待张淦说完，接过话题道：“不错，‘谦让’、‘行礼’是民族传统。曹孟德也有《让礼令》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但就是曹孟德杀了吕伯奢，恩将仇报，落得世人耻骂。共产党化敌为友，不杀不辱，宽大为怀，恩同再造，岂止谦让？有同学身受其惠，反而出言不逊，足见反动立场根深蒂固，不可教化！”
张淦淡淡一笑，作答道：“不读《离骚》，最好不要谈诗文；不读《易经》，最好不要谈哲学，否则就要失之风马牛。”
会场哗然。众人纷纷掉头指摘张淦，或曰狂妄之尤，或曰嚣张之甚。张淦不变坐向，舌战群儒，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稳操着他的古老的新式武器——《易经》之内的六十四个别卦，三百八十四个爻辞”。
许多战犯没有读过《易经》，对于张淦的摇头晃脑，正像人们由于不懂外国话，当有人在他面前叽里呱啦的时候，既不能点头，又不能摇头一样，是谈不上任何思想交流的。但有些人之所以轻视《易经》，是因为张淦毕竟位于李宗仁、白崇禧之下。白崇禧虽然绝顶聪明，也只有“小诸葛”之称，可见《易经》并没有帮张淦多少忙。人们之所以重视《矛盾论》，是因为思想的运动，证实了毛泽东的文字的可靠性。人们至少相信，“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保不变”的意志的破产，是在毛泽东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揭露之中最后完成的。
1959年，张淦因病去世。人民政府因他在在抗日战争中曾作出过过贡献，便批准将他的骨灰安葬回他的故乡桂林，张淦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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