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胡蝶与“杨惠敏案”|八百壮士|军统内幕|司令部|战争法|戴笠|日寇|杨惠敏|胡蝶(演员)|谢晋元

一

献旗女英雄杨惠敏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谢晋元将军率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轰动全国。八百壮士在内无补给，外无援兵的艰苦条件下，与日寇殊死作战，堪称中国军人的楷模。

在当时，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中国人不顾流弹横飞，拥到苏州河南岸为中国军人喝彩打气。当时，上海各家报刊，均以头版详细报道四行仓库实时战况。

上海各界，包括平日里贩毒杀人的黑社会青帮都出钱出力，想方设法为八百壮士送去粮食、药品和慰问信。

这其中有一位名叫杨惠敏的22岁的女童子军，以舍生忘死之胆气，趁着夜色从苏州河南岸下水，冒着枪林弹雨，泅水到北岸，匍匐进入我军阵地，拿出一面中华民国国旗，敬献给八百壮士。

次日一早，战士们列队敬礼，在已经沦陷的上海市区升起了中国的旗帜。这个消息通过报纸、广播，迅速传遍上海，在那个极度黑暗的日子里为上海市民燃起了一丝光亮。

杨惠敏是江苏镇江人，抗战爆发前她在上海一家糖果公司当售货员。淞沪会战爆发，糖果公司停业，她便怀着满腔热忱加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日宣传、救助伤员难民的工作。

杨惠敏护送国旗的事迹，经过报纸、广播的大力宣传，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谢晋元将军担心杨惠敏在上海待下去会发生危险，特意给她写了一张条子，介绍她到后方继续参加抗日工作。在谢团长的帮助下，杨惠敏送往武汉，安排到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厅长手下，继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初，影片《八百壮士》拍摄完成。杨惠敏受邀参加电影宣传，电影播出后，杨惠敏一度成为举国闻名的女英雄，受到了宋美龄等诸多名人的接见。

当年八月，杨惠敏被国民政府选派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她在美国受到华侨的热情接待，和平大会结束后，她接连到美国各大高校演讲，为抗日战争争取捐款，在她的事迹感召下，不少在美华人青年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战争。

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教育专员、主持“三民主义青年团”日常工作的张伯谨先生在写给陈诚的报告中对杨惠敏的成绩做了一番详细汇报：“自去年9月15日起至12月15日止，共计90城市，讲演200余次，听众7万余人，捐款8000美元。”

1939年4月，杨惠敏回到陪都重庆，教育部以“特派生”的名义，保送她到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学习。在这之后，她选择参加“秘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被派往香港。

杨惠敏在香港因为工作关系结识了光华大学毕业生，服务于军统局香港站的赵乐天。半年之后，两人结为夫妻，并以这种身份为掩护，继续为军统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寇入侵香港，25日，港督杨慕琦签署投降书，香港沦陷。赵乐天、杨惠敏奉命参加营救在港名人的行动。令杨惠敏万万没料到的是，这次行动不仅断送了她的前途，还险些丢掉性命，成为一名冤死鬼。

二

女星胡蝶

胡蝶（1908—1989），原名胡瑞华，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上海中华电影学校。1925年，她凭借电影《战功》开始演艺生涯。先后主演过《梁祝痛史》、《白蛇传》、《火烧红莲寺》等电影，1931年，凭借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而蜚声海内外。抗战爆发前，胡蝶还主演了《自由之花》《姊妹花》、《绝代佳人》、《孔雀东南飞》等电影。《姊妹花》在上海连续放映60天，场场爆满，创造了当时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自由之花》更是在意大利米兰国家电影节中获奖。胡蝶因此获得了“电影皇后”、“中国的葛丽泰·嘉宝”等美誉。

胡蝶在演艺事业上登峰造极，同时也有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淞沪会战期间，她积极出钱出力支援抗战，还曾与另一位影星陈燕燕一起特地前往新加坡路40号的“孤军营”，慰问曾经在四行仓库孤军抗敌的八百壮士。

上海沦陷不久，胡蝶与丈夫潘有声一起移居香港。

日寇占领香港后，得知胡蝶在港的消息，立刻派报道部艺能班班长和久田找到她，软硬兼施胁迫她去东京，拍摄纪录片《胡蝶游东京》，宣传所谓的“日华亲善”。胡蝶无奈应允下来，以“怀孕”为理由，“承诺”分娩后即前往东京，骗过了日寇。

不久，在军统的安排下，胡蝶夫妇顺利离开香港，辗转抵达越南。为了回到祖国，他们徒步跋涉20多天，抵达曲江，稍后乘飞机抵达重庆。

胡蝶离开香港的时候，将多年来积累的首饰、衣服及其他贵重物品装成30多口箱子，拜托杨惠敏代为运回重庆。然而，胡蝶、潘有声在重庆焦急等待的时候，杨惠敏发来电报告诉她，托运的箱子在广东东江一带遭劫，物品全部丢失了。

胡蝶听到消息如遭五雷轰顶，整日伤心哭泣。就在胡蝶夫妇万般无奈的时候，胡蝶在上海的同学、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妻子林芷茗前来探望她，热心地提出让杨虎出面恳请手眼通天的军统头子戴笠帮助她寻找失物。六神无主的胡蝶点头答应。就这样，由杨虎夫妇做中间人，胡蝶与戴笠见面了。

三

戴笠

一直以来，戴笠就是胡蝶的“忠实影迷”，而且，此人十分好色，对胡蝶更是早已垂涎三尺。他听说胡蝶的遭遇后，觉得实在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便与杨虎一起设下了一个骗局。

胡蝶夫妇通过杨虎的引荐，见到了戴笠。他们没想到戴笠非常痛快地拍着胸脯答应下来，一定设法将他们丢失的财物“完璧归赵”。

戴笠果然说到做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了绝大多数丢失的财物，还“慷慨”地自掏腰包，把缺少的东西一一补齐。

戴笠的做法令胡蝶夫妇感激涕零。没过多久，戴笠又通过各种关系为潘有声谋得一个“专员”的头衔，前往昆明做生意。潘有声离开重庆不久，戴笠便以“找个清静地方疗养”为借口，连哄带骗地将胡蝶弄到杨家山“中美合作所”附近的一处私人公馆软禁起来。至此，胡蝶被戴笠强占。

此前不久，在戴笠的授意下，胡蝶财物丢失案的主要责任人赵乐天、杨惠敏夫妇被重庆稽查处抓了起来，关进了息烽集中营。

审讯中，杨惠敏坚决否认自己偷盗了胡蝶的财物，坚称箱子运到东江后被强盗劫走，而且连同自己的行李衣物也都被劫掠一空。

不久，迁到重庆的《南京晚报》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刊登了题为《胡蝶衣物被劫，杨惠敏涉嫌被捕》的文章。由于两位当事人都颇有知名度，这起事件立刻引起了轰动。

消息泄露令戴笠非常生气，他立刻派人找到报社老板张友鹤，查问消息来源。张友鹤只得以“读者来信”为由搪塞过去，从此再也不敢刊登这起事件的后续了。

杨惠敏在狱中屡次三番鸣冤申诉，却都无济于事。1945年，她从息烽集中营转入渣滓洞。被军统羁押在渣滓洞的重庆西郊工运小组长王仁德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杨惠敏在渣滓洞沉默寡言，常常仰天长叹，悲愤不已，十分憔悴。”

他还听到赵乐天亲口说过这段经历：“胡蝶再三要求代运行李，杨惠敏爽口答应。然行至东江，衣服箱笼全为败兵乱匪劫去。杨惠敏奔走广九之间，抢救难民，自己衣服也遭损失，从何提起偷胡蝶箱笼？押解来渝后，在法官追逼下，我不得已承认了与杨惠敏勾结偷盗胡蝶的箱笼，谁知一问定案，从此既无人提审，我们也没有翻供的机会了。”

1946年春节前，王仁德向所长濮齐伟请求排演京戏，在春节上演。演戏时，赵乐天与杨惠敏终于有了一次会面的机会。杨惠敏对赵乐天、王仁德说：“太侮辱人了，真是天大冤枉。我几次想自杀，只是死不瞑目。”

四

杨惠敏

1946年3月17日，戴笠意外摔死在南京附近的岱山。时隔不久。军统来人将杨惠敏、赵乐天转移走。杨惠敏担心要秘密处决她，哭诉情愿死在渣滓洞。军统来人不容分说，将她押送到镇江老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将她释放了。几天后，得到释放的赵乐天不辞而别出走上海，从此离弃了她。

后来，杨惠敏在军统司法人员那里得到一些消息，她的案件早在1943年就已经查清楚，断定胡蝶遗失财物并非杨惠敏所为。司法人员请求戴笠准予无罪释放，然而戴笠为了给胡蝶“一个说法”，故意压住不批。戴笠死后，司法人员再次提出释放意见，经毛人凤批示，杨惠敏才得以“送原籍开释”，这个时候，杨惠敏已经被无故关押三年多了。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杨惠敏离开大陆。她所遭受的罪名到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得到平反，后来又传出杨惠敏当年献旗不过是个人“出风头”等言论。杨惠敏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1980年，杨惠敏突发脑溢血，经抢救保住了生命却成植物人，12年之后的1992年2月19日，杨惠敏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