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同志，因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作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人之一，邓颖超同志始终以严谨的工作态度，与追求真理的伟大品格去对待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是党内公认的，杰出的妇女工作推动者，是无数中国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
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描述，邓颖超在临终前，言语里仅仅留下了两个字，而这自她口中说出的最后两个字，就是“李鹏”。
那么为什么邓颖超在生命的最后要呼喊李鹏的名字？她与李鹏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邓颖超
贯穿一生的善良
在邓颖超病重期间，来看望邓颖超的人自然也是络绎不绝，这其中不乏她的亲人、好友、战友，可就在她临终前嘴里冒出的名字，却是看上去跟她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的李鹏，这一点着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李鹏是1928年生人，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党组织安排下前往苏联学习，回国后过了大约11年左右，直到1966年才进入北京工作。
历经十年浩劫之后，1983年，李鹏因其坚持真理与严谨优秀的工作态度，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这也标志着其基本正式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在1988年的时候，李鹏就已经是国务院总理了，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
李鹏
从这一份简短的人生轨迹来看，李鹏大概率是在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之后的1983年，才开始与邓颖超产生工作接触的，按理来说，他与邓颖超的关系应该并没有那么好，但这个结果却又与邓颖超临终前的表现相悖，这才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有人传言：李鹏是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养子。似乎只有这个理由才能说明为何邓颖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的是李鹏的名字。因为众所周知，周总理与邓颖超膝下一直无儿无女，那么作为养子的李鹏得到邓颖超的挂念似乎也是理所应当。
对于这个说法，李鹏同志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的进行过否认。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其实就是革命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传言说我是他们的养子，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也是片面的。因为如果我是他们的养子，那么太多人都可以算是他们的养子、养女了，因为他们关心、接济过的烈士后代不只有我一个。”
周总理（左）、邓颖超（右）
而这个就要追溯到李鹏的少年身世了，李鹏是革命家庭出生，幼年时期父亲就英勇就义了，母亲含辛茹苦的将李鹏养大成人后，李鹏毅然决然的走上了和自己父亲一样的革命道路。
在李鹏的成长道路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提供了许多帮助，他们也正如李鹏所说，关心、接济了许多烈士子女及其家属，因此许多的烈士后代在小的时候，都喊他们夫妇二人为“周伯伯、邓妈妈”。
既然李鹏不是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养子，那邓颖超临终时的遗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邓颖超临终之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曾经携妻子朱琳一同去看望过她，当时的邓颖超已经即将不久于人世了，但看见李鹏来了，还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李鹏”二字，之后便再也没有能说出其他的话，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则是在一旁默默的记下了这一切。
（自左）李鹏、邓颖超、朱琳
但不巧的是，这竟然也是邓颖超在世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没过多久她的身体状况就急转直下，在周总理先他16年而去的情况下，她终于可以去到另一个世界与周总理永远相守了。
战争年代的相守
邓颖超的一生成就，其实与她的家庭也有着莫大的关系，父母的人生经历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古往今来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904年2月4日，邓颖超出生于广西南宁，但实际上她的祖籍在河南光山。而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上一句邓颖超同志的父母了。
邓颖超
邓颖超的父亲叫邓廷忠，是光绪十二年的武进士，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抗法英雄之一。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邓廷忠随同宫廷卫队一起，护卫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前往西安。
因护驾有功，邓廷忠被擢升为广西南宁镇台，于是邓廷忠便前往南宁为官，妻子杨振德随行，3年后在南宁生下邓颖超。
在对待法军的态度上，邓廷忠与新任提督产生了分歧，邓廷忠认为，清军不应该对于法军在中国边境的骚扰行动视若罔闻，而新任提督却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认为应该对法军妥协。
由于镇台要受到提督节制，邓廷忠此举属于以下犯上，再加上他性格刚直，不善结党，不久就遭到了排挤与孤立。
杨振德（左）、邓颖超（右）
1908年，广西议和派上奏朝廷，诬陷邓廷忠，于是皇帝革了邓廷忠的职，将其发配新疆充军3年。由于邓廷忠为官清廉，家境清贫，去新疆的路上连路费盘缠都没有，是妻子杨振德变卖了首饰、衣服送他去新疆充军的。
本来，邓廷忠还想着等自己充军期满，还能回去报效朝廷，但在1912年初，在进入陕西境内时，一路风餐露宿的邓廷忠终于体力不支，倒在了回家的路上，时年52岁。而就在他逝世的2个月前，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的统治已然风雨飘逸，可是邓廷忠却没能看到。
这一年邓颖超8岁，自从她4岁时邓廷忠去新疆充军开始，她就再也没有收到过父亲的消息，最后一次，则是关于父亲的死讯。这也让邓颖超从这一刻开始，对自己所处的旧社会，或者说封建社会彻底失望。
邓颖超小的时候，因为家里觉得女孩子读书没有必要，但是邓颖超有一颗想学习的心。在她的苦苦哀求下，母亲杨振德还是同意了。邓颖超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同时，旧社会的男女不平等也让她看到了中国女性所遭受的压迫，这些都在她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邓颖超学习刻苦，天资聪慧，再加上革命觉悟高，很快就让她成为了学生之间颇有声望的女性“带头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邓颖超参加并领导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在这里，她认识了陪伴自己一生的挚爱，周恩来。
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在周总理的介绍下，1924年，邓颖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与周总理结婚，此后几乎一直兼任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的秘书、书记以及分管妇委方面的职务。
邓颖超（左）、周总理（右）
1934年，邓颖超带病参加长征，她小时候就有肺病，长征途中更是旧疾复发，长时间低烧不退、咳血不止。此时，周总理也在患病，比起妻子邓颖超，他此时高烧不退，人几乎都是昏迷的，医生望着手里仅有一支的退烧针和眼前的两个人犯了难。
邓颖超此时神志还算清醒，所以果断的将退烧针让给了丈夫，自己则是最后硬挺了过来。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邓颖超说：“当时要是恩来也醒着，恐怕这针我也让不出去。”
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这两位少了谁都不行。
矢志不渝的信仰
邓颖超同志用一生诠释了自己的信仰，也在丈夫周总理离世之后坚强的扛起了中国的大旗，这才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最好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在重庆、武汉一带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工作。
1938年，这一年邓颖超的肩上多了许多担子。1月，邓颖超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3月，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同时，邓颖超也是该会的组织者之一。
同年5月，邓颖超参与起草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内容以“为动员妇女积极参与抗战建国工作，必须迅速提高妇女文化水平”为主，简要论述了今后的工作方向。
宋美龄
随后，在宋美龄主持召开的“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上发表。虽然这次谈话会的与会代表只有50人左右，但并不影响它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1943年，邓颖超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两年后的中共七大上与蔡畅、陈少敏作为仅有的三位女性代表，一起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于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作为中共唯一的女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在南京、上海等地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而持续斗争。
1949年6月，邓颖超入选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并且成为了著名的《共同纲领》起草小组成员之一。之后，邓颖超受毛主席、周总理之托，赴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参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相关事宜。
宋庆龄
邓颖超是我国争取男女平权的先驱，她建国后就职期间，大力促进了中国妇女地位的上升，也为全国妇联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在国际上，也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方面的妇女交流合作。
中共八大之后，邓颖超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但并无具体职务。直到丈夫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才重新回归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颖超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她利用早年在国民党方面积累的人脉，以及她自己在抗战期间声望，全权代表中共中央进行对台工作，有力促进了两岸关系的进步与发展。
邓颖超
1985年9月，邓颖超主动辞去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在3年后的全国政协主席一职任期届满后，离职回家休养。不过实际情况是邓颖超此时的身体，已经完全不支持她继续进行工作了，晚年的她身体羸弱，需要人搀扶才能正常出行。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同志在北京逝世。很多人都习惯称她为“周总理的夫人”，但邓颖超自己也说过：“我是邓颖超，其次才是周恩来的夫人”。尽管两人的爱情传颂至今，但对于理想与爱情这个话题，老一辈的革命家还是很能拎得清的。
对于邓颖超在革命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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