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3年,陈哲民的前妻许桂馨带着两个孩子从香港回到北京。许桂馨原以为丈夫之后也要回北京,没想到陈哲民只是说说而已。

许桂馨后来说,陈哲民不愿回是有深远考虑的,主要考虑到他的父亲是陈独秀。

当时党内对陈独秀是有争议的,弄不好,他也会受到牵连。

陈哲民虽然生活在香港,但对国内如何评价父亲陈独秀也颇为关心。

1991年,陈哲民的女儿陈祯祥到香港看望父亲,正好电影《开天辟地》也在香港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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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儿的带动下,陈哲民走进了香港电影院,认真地看完了这部电影。许久,他给出了八个字的评价。

定居香港前,陈哲民一家四处漂泊,曾被盗匪打劫

陈哲民是陈独秀最小的孩子,他于1913年出生在故乡安庆宣家花园。他原名“鹤年”,乳名“黑子”。

儿时的陈哲民,与姐姐陈子美一样,基本是和父亲陈独秀、母亲高君曼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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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美

1925年,即陈哲民13岁时,父母因感情破裂而分居,他跟随母亲去了南京生活。

在南京,陈哲民主要是读书,也和姐姐陈子美一起去过山东半工半读。姐弟俩都学得收发电报的技术,姐姐去了杭州,陈哲民留在了南京。

1931年,陈哲民刚满18岁时,母亲高君曼突然病逝了。临终之时,只有陈哲民一个亲人在跟前,很是悲凉。

陈哲民首先通知在杭州的姐姐,让她赶回南京,然后四处寻求亲友帮助。在父母好友的帮衬下,姐弟俩总算是为母亲料理了后事。

丧事之后,姐姐回杭州上班,陈哲民又在南京住了一段日子。期间,他为《民声报》收发电讯。

次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押送南京。

尽管陈哲民对父亲远不如母亲那样感情深厚,甚至还因父亲后来和母亲分手而对他颇有怨恨,但当他得知父亲被关押后,还是第一时间去监狱探望。

见面后,陈哲民天真地提出:“爸爸,我要想办法帮你越狱逃跑。”陈独秀听后,直接开骂:“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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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骂归骂,陈独秀对儿子的这片孝心是满意的。同样,陈哲民也没有因挨父亲的骂而对父亲不满,以后仍经常去看父亲,力所能及地帮助父亲。

据陈独秀的孙女回忆:

“爷爷在狱中写得《自撰辩诉状》,就是由父亲拿到《民声报》去秘密印刷后,在社会上散发的。”

1934年,陈哲民意识到自己虽有一技之长,但学历不高,只有初中文化。

于是,陈哲民先到扬州中学高中班读了一两年,之后又去了北平致诚中学男校续读。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陈哲民在学长许建平的邀请下,到他家参加了一个读书会。

在那里,陈哲民认识了学长的妹妹许桂馨。许桂馨那时在该校的女校读书。

“一二九”运动后,陈哲民、许建平、许桂馨加入了一个“民先队”(卢沟桥事变后改为“民先小组”),主要活动是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抗日。

有一次,三人一起到门头沟煤矿看望工人,向他们宣传抗日。

在这些活动中,陈哲民和许桂馨越来越熟,慢慢地产生了感情。1936年,两人同时高中毕业。

陈哲民考入北平法商学院,许桂馨则考入中国大学。进大学不久,两人便结婚了。

卢沟桥事变后,陈哲民接到组织命令,让他办一个秘密训练班,训练培养收发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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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训的人掌握了技术后,陈哲民就把人交给联络员,由联络员通过交通网把技术员送到西山游击队。

那时,许桂馨生下了大女儿陈祯祥。因为有了孩子,她没法做很多工作,只能帮着做一些手套之类的物品,做好后由专人送往西山游击队。

在北平的这种秘密工作,大约持续了一年。

1938年秋,陈哲民、许桂馨加入的“民先小组”里的一对夫妻,被日本人抓去了。被抓时,这对夫妻托付亲属,让他们去找陈哲民,说小组已经暴露了。

于是,陈哲民一家辗转去了香港。

在香港待了没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占领了香港。陈哲民一家只好返回内地。

1942年1月,到了桂林。许桂馨生下二女儿陈祯荣。

不久,日本人又开始沿着西江进攻,陈哲民一家不得不再次转移。他们又在桂平待了一段日子,最后决定去重庆。

去重庆必须先步行翻过大瑶山,路十分难走。那时,许桂馨的第三个孩子陈祯庆尚未满月。

动身时,陈哲民请来两个挑夫,一个挑夫挑两个孩子,另一挑夫挑衣服被褥等。许桂馨自己抱着最小的一个娃。

山路难行,陈哲民倒还能忍受,最让他气愤的是,竟然被两个挑夫给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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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两个挑夫与当地的盗匪有联系。他们一出发,就被盗匪盯上了。等进了山,盗匪就出来抢劫。

这伙盗匪不但抢走了他们的衣物,还把陈哲民身上的钱都收走了,最后把他们全家绑在了山上。戏要做足,两个挑夫也被绑上了。

到了晚上,两个挑夫才给他们松了绑,叫他们走。

所幸的是,许桂馨身上的600元钱还在。因为她在“坐月子”,广西人忌讳这个,盗匪没有搜她的身。

重庆是去不成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又回到了桂平。

1946年2月,此时抗战已经胜利,广西已是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当局知道了陈哲民是陈独秀的儿子,便下令让他们离开桂平。

就这样,陈哲民一家收拾东西去了香港。

陈独秀办《新青年》,儿子陈哲民在香港办《新少年》

到了香港不久,正巧《星岛日报》这时刊出一则广告,招聘既懂英语,又熟悉中文的人才。陈哲民便去考,结果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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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陈哲民便到《星岛日报》工作了。

起初,陈哲民做中英翻译工作,以后又搞收发电讯。

由于陈哲民不但能接收各通讯社用明码发的电讯新闻,还能破译其他报刊的密码电报。所以,凭着这一技术,陈哲民给《星岛日报》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后来,随着陈哲民薪水增加,家庭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就不满足仅在《星岛日报》工作了。

他想像父亲陈独秀那样,自己办个杂志。经他的努力,杂志很快办起来了。

杂志起初叫《少年文艺》,刊登了不少介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生平事迹的文章。

由于这个杂志,从一开始就思想倾向明显,所以杂志的出版、发行受到了反共的港英当局的阻扰。

陈哲民并未因此放弃出版。当杂志被查禁后,陈哲民就改变杂志名称。正因如此,《少年文艺》后改为了《新少年》。其中含义十分明显,陈哲民就是为了延续父亲《新青年》的精神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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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许桂馨则帮着丈夫做杂志发行的工作。

1948年,许桂馨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即陈祯琦。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了,广州也获得了解放。许桂馨决定把两个大孩子送回内地读书,他们夫妻和另两个小孩找机会再回去。

就这样,陈祯祥、陈祯荣来到了广州上学,成了住校生。

1951年,许桂馨和丈夫提出回大陆的事。陈哲民认为,妻子可以先回去,把《新少年》杂志拿到广州发行,他自己则看情况再说。

许桂馨带着《新少年》回了广州,杂志发行一年多后,军管会的人突然找她谈话,说这本杂志,不论是形式和内容,对香港的读者比较适合,但已不适应国内的政治水平了。

许桂馨回到香港,将情况与陈哲民说了。许桂馨那时已经非常想去北京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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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桂馨(右)

一来是她哥哥在北京基建科当科长,来信要她去北京。二来是她离开北京多年,想回去看看。三来是两个女儿都从广州来到北京读书。

陈哲民见妻子迫切想回去,便让她把另外两个孩子一起带走。等她在那边站稳脚跟后,他再回去。

不过,陈哲民并没有回北京。

夫妻俩实际上已经分手了。到了1958年,通过有关部门,两人取得联系,办理了正式的离婚手续。

几次运动下来,许桂馨的生活很艰难。相比之下,陈哲民在香港的日子过得比较宽裕和安定。

不久,陈哲民又重新结婚。

陈哲民虽然有钱,但他依旧保持着父辈的那种勤俭作风。据陈哲民的两个女儿回忆,她们到香港看望父亲,父亲对吃喝玩乐不感兴趣,全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特别是放在他自己办的杂志上。

《新少年》于1978年底又更名为《科学模型》。据说到现在仍在出版。

晚年的陈独秀,一直关心着内地的情况。80年代之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他也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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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大女儿陈祯祥到香港探亲,在她硬拉之下,父亲走进了电影院。那一次,陈哲民看得非常专心。

从开映到结束,陈哲民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也未对旁边的女儿说一句话。看完后,他对该片做出评价:“比较公允,比较客观。”

显然,这部电影把他带入了过去的岁月,引发了他的许多回忆,也让他看到这样的事实:人民不会忘记陈独秀在历史上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