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一个邱震海的评述，它让我们清醒，民营不仅仅存在营商环境的诸多问题，也存在文化环境的障碍，而后者更为深远。
邱震海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学者在东北某大学演讲，在问答环节，一位大二的学生拿过麦克风说：
“我不愿意毕业后给资本家打工。”
演讲人：“谁是资本家？”
学生：“所有民营企业家。”
于是，全场掌声响了起来。
邱震海认为管简直不可理喻，是典型的扁平思维；而我的第一个结论是，要谈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生的水平高于演讲的学者；而下一个结论是，当中国的学生水平都高于学者时，文化最终将成为ａｉ的投影，学者是多余的。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个问题：谁毕业后愿意给资本家打工？
学生说的完全正确，民营肯定不是大多数学生的首选。
第一选择当然是去做公务员，或者去国企。任泽平去年做了一个调研，愿意去民企打工的占比只有７％。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因为中国的国企仅支持了７％的就业，而民企却支持了８５％的就业，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太大了，大多数人注定要去民企，却不盼着民企好，逐步改善劳动环境。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以两倍于民企的总资产和无比优越的政策红利，国企并没有撑起中等收入群体的天，这本身就是中国问题。
毕业后不愿意去民企，太正常了；这当然可以归结为民企缺少人性化管理，缺少各类保障；工薪与改革开放初期比，也完全倒了过来；那时是国企的人拼命往民企跑，因为民企工薪要高得多。央视动画部的精英，这么好的工作岗位也不要了，背上空空的行囊直奔深圳，去香港翡翠打工了，工资比是３００人民币比１００００港币，这种背景下，是去做公务员，还是给资本家打工？显然，在真实的场景中与网络不同，总是现实打败立场，立场也要有“经济基础”。
但是，是否有人认真思考过，为什么中国的民企现在会如此不堪？国企又是如何做强做大的？作为一种经济学的视角，当然不是在人性中找根源，只能问道于营商环境，否则，就无法解释，同样是资本家，为什么北欧没有同类的问题，相信在北欧，公务员不会是学生的最优选。
第二个问题：谁是资本家？
当然是所有民营企业家。
学生的这个回答完全符合经典理论对资本家的定义。
只要有私人产权，又雇佣了工人，那妥妥的就是资本家，你无力辩驳。邓公早年也困惑于这个问题，是不是私人一投资就成了资本家？如果消灭资本家是一个终极审判，那么，谁还敢投资？这不是自己和自己较劲吗？鼓励民营做大做强的政策又如何落实？专家回答邓公，雇佣八个以上的工人算资本家，为什么是八个，不是七个？这太烧脑了，理论到底是实践的裹脚布，还是地平线上升起的航灯？
邓公的选择是，搁置。
相信全世界没有这种问题：谁是资本家，谁又是企业家？
而在中国这完全是一个隐语，把赚的钱通通交给国家，放弃实际控股人，自然就脱去了资本家帽子。这就陷入了既要、又要的中国式幽默，既要鼓励去投资、去创业，去做一个富人，又要对富人削藩均田，富人就活成了笑话。
其实，这种中国式幽默不仅仅发生在富人身上，也发生于中等收入群体，这就是股市上的韭菜们，既要韭菜相信这是一个价值投资市场，市盈率超低；可还是要割你的韭菜，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能选择一个文学式的表述：贪婪。
昂山素季说中国股市是一个“工具”，有点道理。
任正非与曹德旺算不算是资本家？
太算了，两人都是中国民营的骄傲，但也还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都在国外有千平豪宅，都与美国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是搭桥美国技术做起来的，一个是把厂子搬到了美国，但是，全国人民一致认为他们两才是企业家，其它都是资本家，这真的太奇怪了，这又是为什么？人们可以找出太多的理由，我相信基本都是错的。
学生回答出了全国１５００家马列学院的标准答案，这很奇怪吗？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应该为这位学生鼓掌呢？还是鼓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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