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臣、帝师张居正对万历帝教育非常严格，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他几乎不允许朱翊钧碰任何容易“玩物丧志”的东西，书法也在此列。万历经常写书法赏赐臣子，有一次他完成了一件得意之作，自认为用笔精到，于是拿给张居正看，结果被一通批评。
张居正引经据典，拿古人举例，告诫万历如果沉迷于此，不仅会“误国”，甚至有可能“亡国”，书法对于治国只是细枝末节，自古圣君明主，靠的都是德行治理天下，而它对苍生并无补益，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都是书画高手，但都下场凄惨。与其学书，不如好好研究经史。
张居正执政期间，刷新吏治，推行一条鞭法，他身上流露出来的是“法家”精神，而从“法家”创始人韩非子开始，就非常轻视诗文书画这些艺术，《韩非子·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息文学而明法度”。
如果说先秦诸子是批评整个艺术系统，那么东汉的赵壹则直接对书法“破口大骂”，他在《非草书》中指出：“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正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
赵壹站在纯粹实用的角度指出“草书无用论”，认为它对于选贤任能、治国理政、民富兵强、劝课农桑无任何用处，相反会如“东施效颦”一般，分散人的注意力，让人产生厌恶。与法家相对应，儒家是大力宣扬书法的。
儒家文人对书法的推崇，是看重其“教化”作用，文字有“载道”的功能。明人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锺、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
一位帝王治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或是因外戚，或是因宦官，或是因强敌，或是因女宠，或是因奸臣，或是因奇技淫巧，书法本身是没有罪过的，是因为统治者不能善于克制自身，所以有人说：“射之不中也，弓无罪，矢无罪，鹄无罪。书之弗工也，笔无罪，墨无罪，纸无罪。故君子求诸己，理有未达，事有未就，则益用其心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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