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思想史》中将盛唐的时间界限定义在睿宗景云中到玄宗天宝初，而这段时间正是王维施展才华之际。
他经常自觉地对豪华壮丽的帝都长安进行由衷地歌颂与夸耀，同时对盛唐的壮阔气度、清明政治等进行推崇与高扬，这体现出王维对长安的深厚情感，表达出作者歌颂圣代的倾向。
圣代长安
王维有时通过描写长安的总体景观来歌咏长安。在《瓜园诗并序》中写道：“蔼蔼帝王州，宫观一何繁。林端出绮道，殿顶摇华幡。”
帝王州作为一种帝京意象，用来代指长安。登高远观帝王州觉得祥和旖旎，宫殿和寺观也十分繁盛，显得错落有致，一条宽广的大道连接着城郊山野和帝都内景。各个宫殿顶端的旗幡随风而动，可谓壮美之至。王维眼中帝王州的总体形象是富丽、巍峨、繁华、壮丽的。
通过对此种长安形象的描摹，展现出作者对帝王州的歌颂、倾慕和高扬。王维有时在诗中以长安代言者的身份站在国体国格的角度对长安这一帝京意象进行歌颂，显示出帝都长安的国际风度和国际气魄。
如《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珮声归向凤池头。
开篇从皇帝的服从人员开始写起，赵殿成引《汉官仪》:“宫中兴台并不得畜鸡，夜漏未明三刻鸡鸣，卫士候于朱雀门外，着绛帻，专传鸡唱”。
而晓筹则是报更用的牌子，尚衣为“掌天子服冕之官”，“翠云裘”则为皇帝的服饰。天还未亮，宫人便开始了忙碌的工作，服侍皇帝起床。
此时大臣们已经抵达大明宫前，整理官容，静等朝拜。不久，高大庄严的宫门徐徐打开，金碧辉煌的宫殿随着阳光的射入而显得愈发耀眼。
皇帝到来之后，凡是在本朝为官的臣子，无论其国籍为何，都要对最高皇权进行朝拜。国体的尊严在此刻得以彰显，雍容壮美的帝国气度随着朝阳等充满着无限希望的意象得以表现。
随后，对大明宫的宫廷器物进行刻画，塑造出雍容华贵、严整秩序的早朝景观。其中无论是帝京意象还是宫廷意象，都显示出王维身在圣代的无比自豪与自觉歌颂，展示着一种华贵而不绮靡、壮大更显圆融的积极健康的气象。
但不得不引人注意的是，此诗作于安史之乱收复两京之后，但诗中并未显示出落寞与伤感，可以见得此时盛唐的气象与光环还未完全褪去，失落与恐慌的社会心理并未占据大部分诗人的内心，他们依旧对统一的帝国充满憧憬与希冀。
功业长安
王维对圣代进行歌颂的重要原因在于帝都长安为士子提供着无限多的入仕机会，便于他们实现自己的功业理想。因而王维诗歌中经常借助长安的各种意象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少年王维对长安的追逐，一方面是为了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他儿时便受到了儒家报国思想的感染，“九岁知属词”，15岁入长安参加科举，渴望高中，直趋龙庭，实现个人理想；
另一方面还有家族光辉的复兴，其父王处廉属于太原王氏，“终官汾州司马”，此官为州县官吏，“唐人习尚重京官而轻外放”。
因而尽管是五品官职，但并未进入中央朝廷，并未靠近政治核心，对王处廉而言不可谓不遗憾，加之其母为博陵崔氏，父母二人皆为望族。
科举高中，入朝为官便成为王维光耀门楣的使命与责任。中年王维对长安的追逐便不再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了，而是面对“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的社会现实做出的妥协。
安史之乱后的王维对长安的趋靠是出于任叛军伪职而产生的惭愧与自责，对政治重新做出了价值判断，渴望为清明的政治贡献己力、报答皇恩。
毕宝魁曾言：“这是王维政治热情第三次高涨时期。这一时期诗人的内心很复杂，但在愧疚之中还是很开心的，抱着感恩的心情积极工作，尽自己最大能力为社会做点贡献。”
王维有时在诗歌中直接抒发自己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志向。他在《寓言二首其一》中说：“骊驹从白马，出入铜龙门。
问尔何功德，多承明主恩？……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铜笼门”即“龙楼门”，是汉代长安宫门之一。
大夫以上的官员乘轩服辇，诗中往往借助轩冕代指权贵，二者皆属于宫廷意象，此外还涉及了皇帝意象———明主。
王维通过这两种长安意象的结合，在诗中寄托了自己渴望身骑白马、出入长安的宏伟理想，表达了对君主的尊崇与感沐，也表现了自己不甘平凡、不安于平民的深切情感。但同时轩冕也代表着社会地位与政治阶层，便在现实意义上与王维拉开了距离，毕竟王维作此诗的时间正在他被贬之后的第二年。
虽然心中凝结着郁结之气———在“奈何”二字中可见一斑，但他用白马配宫门、称皇帝为明主，说轩冕是贵，可以看出对长安的总体态度还是怀念、崇拜与趋靠的。这种将各种不和谐的情感包蕴在礼义规约之中的遣词运思方式，正是王维典雅雍容创作特点的核心。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与巨大反差不断强化着王维着意仕进、建功立业，进而直驱龙庭、入朝为官的志向。
有时在对朋友的劝勉中借用长安意象渗透着自己的功业理想与价值观。王维在《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中写道：“故旧相望在三事，愿君莫厌承明庐”。
承明庐为汉代侍从之臣值夜之所，颜师古在《汉书·严助传》中注曰：“承明庐在石渠阁外，值宿所指曰庐”。
三事即三公，王维对友人的劝勉与安慰寓于省阁意象之中，希望他不要嫌弃值夜之臣官阶低微，终有位高权重之日。
承明庐就成为了王维对苑舍人进行劝勉的情感载体，其中蕴含着王维对友人的拳拳之心，寄托着对友人光明未来的祝愿。他在《送李睢阳》中说：“布衣一言相为死，何况圣主恩如天。”
圣主作为皇帝的代称，表现了王维对皇帝的尊敬与推崇，同时此句的圣主还表现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王维对皇帝提拔之恩的感念，还有对友人内心的安慰，希望李睢阳不要因为一时坎坷而自我放弃，希望他不忘建功立业之志，可以继续为朝廷、国家贡献价值。
吏隐长安
长安对于王维来讲是复杂的，一方面，长安是他实现理想的重要途径，他由正八品下的司仓参军一路升迁至正四品下的尚书右丞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久在官场的他对紧张、繁杂、险恶的政治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不得不引起他的反思与怀疑，士子们趋之若鹜的长安是否真的如梦想的一般神圣？事实证明，如履薄冰的艰险境地是官场之常态，而王维内心是渴望自由的。
于是他产生了厌官求隐的归隐之心，所谓的“厌官求隐”表现为两方面：其一，王维厌烦了繁杂的官场生活，进而选择归隐田园山野；其二，王维借助宗教，在体悟的过程中寻求短暂的精神自由，这种精神自由是不受现实政治规约的，显示出“逃离”———厌官的意涵。
但毕竟受限于前期供养弟妹的需要和安史之乱后对肃宗的愧疚之心，王维并未真正归隐，只是表现出对归隐的向往，表现为吏隐。
王维在入朝之后，企图远离长安，追求田园。如《酬郭给事》:“禁里疏钟官舍晚，省中啼鸟吏人稀。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强欲从君无那老，将因卧病解朝衣。”运用“官舍，省中”等省阁意象、“金殿，琐闱”等宫廷意象，描绘了宫廷紧张而繁杂的工作状态。
虽然此处描绘的宫殿依旧具有典雅、华美、流利的美学特点，但却与王维的真实情感产生了某些反差。
因而他将“疏钟”与“官舍”并提，将稀少的官吏与繁忙的门下省对照，并用“晨”“夕”两个对比十分明确的时间节点描述官员的工作状态，渗透出王维对长安工作的厌倦，进而将目光转向田园，渴望从政治工作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实现自己内心的绝对自由。
王维被称为“诗佛”，甚至被誉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他在荐福寺从道光禅师学佛十年，与南宗禅七祖神会交往频繁，并为六祖慧能撰写碑铭。
须知王维在早期是信奉北宗禅的，直到他知南选期间，在南方与南宗禅七祖神会交流后，逐渐认同起以通过琐碎生活的修行而不是参禅来悟道为特征的南宗禅来。
早期王维还只是精神上向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闲远的精神状态和空寂的禅理体验，但到了后期，尤当王维在安史之乱后，现实将他的热情残酷地浇灭，他将辋川田居捐赠之后与佛教禅理更为紧密了，呈现出一种寄托依靠的关系。
现实的无奈使他只得在精神上与佛家的思想寻求一种融合与共通，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说：“臣即出家修道，极其精勤，庶裨万一。……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
王维此时经受了内心的极度煎熬，愧于在朝为官，希望通过另一种方式报答皇恩。当然，这反映出佛教与儒家思想在王维思想中达到的融合，更为重要的是，王维此时对佛教的态度与年少时迥异，曾经是爱好与兴趣，而现在是宽慰内心的解药、治愈内心的良方。
结语
王维运用长安意象表情达意之时，尤其注重长安本身的面貌，试图将自己的思想志趣与帝都长安所体现的美学特点融合为一，但在其诗歌中，这些长安意象并非片面的、模式化地表现同一种感情，而是呈现着王维多元化的思想倾向。
既有属于盛唐士人的浪漫———对盛世长安的歌颂、对功业理想的追求，也有王维对这种浪漫的自我思考———对田园禅理的回归，这些复杂的情感志趣都包含在他描绘的“长安”之中。王维的内心状态借助长安意象得以丰富，长安意象也在王维的不断歌咏下愈发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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