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第一集里，辍学的李文秀，来到乌鲁木齐一边在餐厅当服务员，一边追求自己的作家梦想。
一天，她潜入大学课堂听文学讲座，台上讲课的作家告诉她，想当作家，就要“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后来，干活笨手笨脚的李文秀被餐厅老板辞退了。
在离开乌鲁木齐前，她回到了当时听讲座的校园，她看到墙上的画像歪了，于是停下来将其扶正。
这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画像。
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女作家，在此发生了神奇的交汇。
弗吉尼亚·伍尔夫1929年在英国出版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伍尔夫在书中探讨了女性群体写作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鼓励女性大胆写作，在文学界争取一席之地。
一个世纪前，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下了振聋发聩的句子：“千百年来，妇女一直坐在屋内，时至今日，这房间的四壁早已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
伍尔夫说，“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钱呢，要年入500镑，房间呢，还要能上锁。”
在伍尔夫看来，生儿育女的职责使得当时的女性不可能赚到钱，深陷在繁重的育儿和家务劳动中。
那么，如果女性拥有财富又能怎样呢？专注于作品的简·奥斯汀在伍尔夫看来也有缺憾，因为她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简·奥斯汀从未独自生活，她的作品大多在与家人共用的起居室完成，写作面临各种干扰，没有独立和隐私，她很谨慎，她用可以随手藏起来或用吸墨纸盖住的小纸片写作，在前门和其他房间之间有一扇吱嘎作响的门，只要有人来，她就能听到声响把纸藏起来。所以尽管简·奥斯汀有着惊人的才华，但她只能写不需太多专注力的散文和小说，而不是写诗、戏剧或历史。
“一间自己的房间”，除了是物理意义上的写作空间，也代表一种独立的精神空间。
伍尔夫的写字桌
伍尔夫曾描述过一种理想的女性生活——
挣到足够的钱，去旅行，去闲着，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去看书做梦，去街角闲逛，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街流之中。
但一个世纪过去，很多女性仍被束缚着，她们是是妻子、是女儿，是需要担起各种角色与责任并为之努力奋斗的普通人。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就有这样一个片段，作家和一位女作者在咖啡馆里交流，这位女作者满脸写着为难：“……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
时至今日，很多人认为“女性写作”仍是一个非常规的现象。
博尔赫斯那样了不起的男作家，就可以经历多次婚姻，并且多年有玛利亚·儿玉那样的助手陪伴在身旁，但女作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婚姻不幸，一生孤独，就好像如果她有了婚姻家庭，就注定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写作了。
《我的阿勒泰》中，如果李文秀和巴太结婚了，他们将来又会不会因为李文秀专注写作，不愿意辅佐丈夫，不愿意生小孩做家务而分开呢？
好在，有那么多的女性，带着镣铐也要舞蹈，是在琐屑的日常中，依然不放弃自我成长、自我滋养的内在强韧。
今天的李娟，她把女性写作的房间拓展到了广阔的阿勒泰，她跳出了许多女作书写的框架，在广大的天地间，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她示范了另一种女性写作的可性能。
正如伍尔夫曾经对女性作者的期许：
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为解脱……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或任何事物本身，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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