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有一句名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本人在进行伟大革命的间隙从未放弃过体育锻炼,游泳、爬山等活动是毛主席70岁时仍能保持比同龄人更健康体魄的关键。

从带领红军反抗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到在美帝国主义的压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时刻充满了紧张和危机,他的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天大的压力,却依然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靠的就是强健的体魄。

但年华的流逝并不因一个人的伟大与否而暂停,即便毛主席心中时刻担心人民再度被资本家剥削、担心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他的晚年仍然在多种疾病的裹挟中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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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毛主席昼伏夜出的工作习惯众人皆知,在那个仍然需要点蜡烛和煤油灯的时代,毛主席的眼睛承载了很大压力,以致70岁之前都健健康康的他出现了重大的眼部疾病。

1973年毛主席因罹患老年性白内障而常常看不清东西,医生多次叮嘱他减少读书看报和审阅文件的时间。毛主席怎么忍得住呢,他的心中装着全国人民,总是想尽最大努力去为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多做一些事情。

批阅文件的时间已经减少,如果再禁止毛主席看书和看报,他老人家就会生气。为了保护毛主席的眼睛,秘书张玉凤等人决定找一些电影来给毛主席看,放松精神的同时,也让他长期聚焦在书报上面的眼睛歇一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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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香港电影之后说了一句话,让香港影视行业的著名的邵逸夫听闻后感动不已,后续产生了和内地更多的交流和往来。

毛主席对香港电影的评价是什么?这种态度是如何牵连起香港和内地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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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喜欢看有深刻内涵、有教育意义或者规模宏大的电影,英国的风景片和国外名人的传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比如《拿破仑传》和《林肯传》都是毛主席比较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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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虽多,质量上乘的却有限。即便毛主席每部电影要分成十几天来看,每天只看几分钟,好电影终究都被毛主席浏览过一遍,对熟知剧情的他不再有吸引力。

外国的电影看多了,毛主席不免想看一些自己国家产的电影。只是当时电影的制作工艺远不如现代,为数不多的几部样板戏毛主席已经熟记于心,看起来不再有什么新鲜感。

听说香港的电影拍得比较好,华国锋便打算找一些香港影片来给毛主席观看。当时也有人因香港尚未回归的问题而产生过忧虑,怕资本主义拍出来的电影出现问题,华国锋却不放在心上。华国锋清楚毛主席的脾气性格,也清楚他并不在意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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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和华国锋

但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状态让借阅影片存在一些现实中的困难,华国锋便找到了《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的扮演者,也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刘庆棠,让他想办法帮主席找一些香港的影片来。

华国锋给刘庆棠写了一张条子,让他到广东找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帮忙。刘庆棠下了飞机直奔韦国清的办公室,把条子亮给他看。韦国清不相信刘庆棠看电影还要华国锋亲自批条,试探性地询问是不是毛主席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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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

刘庆棠并没有明确回答,只说了一句“你说是谁就是谁吧”。韦国清心里有了数,便找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梁威林,但没有透露详情,只说希望他想办法借一些影片给文化部。

要看香港电影则绕不过邵氏兄弟,“邵氏出品,必属佳品”这句宣传语伴随着每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那时邵氏的薪水比市场上普遍偏低,还是有大把的导演、编剧和演员投身于邵氏公司。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邵逸夫时常亲自到片场监督拍摄,无论多么繁忙,每天下午都会到片场巡视一遍。如果拍摄的电影质量不好,邵逸夫会冒着亏本的风险直接烧掉,以此来保证邵氏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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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

七十年代的邵氏公司有所衰落,产量和质量都被竞争对手压了下去。曾经对邵氏有着极大贡献的邹文怀离开后,直接招揽了从好莱坞回香港发展的李小龙,这一手牌直接将邹文怀的嘉禾影视推上了巅峰。

那时邵氏电影最重要的票房保证就是武侠片,几乎称得上是邵氏电影和整个香港电影的代表类型。这一点从好莱坞的鬼才昆汀·塔伦蒂诺把邵氏兄弟公司的导演楚原1978年拍摄的《少林三十六房》视为中国武侠的代表能看出一点端倪。

李小龙本人就是一个武打明星,他超越门派限制和眼光创造了世界性的截拳道,以快、准、狠的手法干脆利落地展示中国功夫,迅速吸引了国内外喜欢武打电影的影迷,成为享誉国际的华人影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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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

恰好梁威林和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创始人邵逸夫有一位共同的朋友。这位律师朋友接受了梁威林的委托到邵逸夫那里借电影片源,直说是内地文化部的人要看。

邵逸夫的第一反应是版权费怎么算,电影借出去能为自己带来多少收益。后面转念一想,

此前从未到过内地的邵逸夫却有些慌张,设想最坏的结果是内地要借电影对他进行批判。

邵逸夫的顾虑是有其内在原因的。1958年在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有限公司与之前的电影公司走的路线不同,他们专注于拍摄面向底层百姓的通俗影片,以类似于民间戏曲的浅显易懂传播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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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电影天涯明月刀

邵逸夫本人是个十分典型的商人,只看钱而不讲感情,按照他本人的话来说“公司两千多名员工,讲感情要讲死了”。所以邵氏旗下的员工都很清楚邵逸夫的脾性,前一天因票房大卖而被他邀请去吃饭的人,可能第二天就因为票房惨淡而遭遇视若无睹的尴尬境地。

邵逸夫清楚自己与其他公司讲究文艺内涵和美学追求的电影公司不一样,生怕遭到官方的批评和指责。那位律师朋友便安慰他:尼克松都已经访问北京了,国家怎么会和你一个放电影的计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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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

这句话解开了邵逸夫的心扉,他和律师朋友一样,对共产党政府的宽容胸怀也有一些浅显的了解,同意了将影片借给内地。

除了邵氏的电影,刘庆棠还从另一家公司借了几部李小龙的电影。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人李小龙的知名度仅次于新中国的领袖的毛主席,他的武打电影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功夫的力量,对古老而丰富的中华文化产生兴趣。

影片借回来后,刘庆棠亲自把关,全部看过一遍确认没有问题才会推荐给毛主席。每次到文化部取片源的都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如秘书张玉凤、8341部队的政委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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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凤

刘庆棠精心筛选的高质量香港影片很显然赢得了毛主席的认可,张玉凤说原本每天只看几分钟电影的毛主席看到好电影时,难得的放下了文件和读书的大事,专心致志地看电影。

毛主席尤为喜欢李小龙的电影,一部影片起码要留下一个月,反反复复地观看。看到李小龙打外国人打得起劲时,一个人边看边鼓掌的毛主席还会大喊:“功夫好!打得好!”

毛主席对李小龙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武艺高强又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在电影里也正义凛然地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令人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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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

因为毛主席的喜欢,国家正式在1974年引进了李小龙的三部电影:《猛龙过江》《精武门》和《唐山大兄》。电影中的李小龙不畏强暴、始终坚持弘扬中华威名、以中国人的身份而自豪,这种精神和他高超的武艺与表演才能相结合,令每一个中国影迷都与有荣焉。

可惜的是,李小龙已经在1973年不幸去世,让1974年才成为他的铁杆影迷的毛主席无缘得见这位同样有着中国人不屈不挠民族气节的武打影星。

毛主席有生之年没能看到香港的回归,他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要把这个问题交给邓小平等下一代人去解决。但毛主席对香港的关切从未断绝,他说过香港和内地人民都流着一样的血,拥有同样的民族气节,尊重香港的同时也真切地希望香港的发展能更上一层楼,拥有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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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毛主席对香港的评价和香港电影的认可让邵逸夫感动不已,借电影让他和内地的关系逐渐升温,也产生了对内地发展状况的好奇。之后,邵逸夫秘密地到大寨、大庆和上海等地进行参观,进一步确认了和内地的友好关系。

刘庆棠后来说李小龙的电影是邵逸夫了解大陆和进入大陆的第一步,他后来到内地的参观行程都起源于毛主席喜欢看李小龙和邵氏公司的电影。

1976年春天,刘庆棠也因邵氏电影对邵逸夫产生了好感,以文化部的名义向中央申请,要邀请邵逸夫到内地来。毛主席批示准许后,邵逸夫最终于改革开放后开始向内地捐款支持文化和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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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楼

除了敦煌画展和浙江大学分别收到邵逸夫捐赠的1000万以外,以邵逸夫命名的教学楼几乎遍布全国的各个省份,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教育事业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伟人已逝,他对国家和人民做的贡献却永久流传,英雄不朽的精神永远指引后人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