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召开会议,审议《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试行)》。

会议指出,制定出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试行)》,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在金融领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压实金融领域相关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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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出台,释放出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近年来,在落马官员公开披露的违规信息中,大肆举债问题成为了密集出现的焦点。

比如,5月23日,央视新闻报道称,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被指控25年时间里受贿4.32亿余元,在六盘水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滥用职权、违规举债高达1500亿。要知道六盘水市仅有300万人口,而且属于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拉了这么多饥荒猴年马月才能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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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贵州,《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发贵州省纪委监委梳理的典型案例汇编,其中披露,为了政绩,潘志立不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他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这意味着,独山县每年光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全年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远不足偿还利息。潘志立因此被舆论称为“全国最会借钱和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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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升迁,不顾财政实际承载能力,纵容盲目举债,导致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和贵州省纪委监委披露的典型案例,让人深感震惊和愤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顾当地财政实际承载能力盲目举债,已经成为了某些地方官员秘而不宣的升官秘笈。一时举债一时爽,有的领导干部认为,举债堆积的政绩是自己的,而举债留下的隐患却是继任者的,拿到政绩升官走人,哪管继任者洪水滔天。

曾经有一个县主要领导砸坑笑话,引人深思。

说是主政一方,要想升迁得快,就必须在当地砸个大坑。坑越大,举债越多,政绩越明显,升迁越快。一是政绩明显,上级认为有能力;二是债务太大,当地不敢留,赶紧推荐走。

地方主要领导的短期政绩效应,是地方政府的一道痼疾顽症。“新官不理旧账”,是主要表现。主要领导到任后往往书说得好听,实则行动上对前任的工程,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只关心自己能在哪方面出彩。

这些领导干部以“政绩明显”为由,高调堆砌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将债务累积如山。有的被称为“全国最会借钱”的县委书记,明里得意洋洋,暗里贻害后人,令人寒心。

债务是无情的,盲目举债是不负责的,妄图通过财政套现来追求名利的想法将带来长期的痛苦和沉重的代价。对于这些债务疯狂的领导,应该加大问责力度,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日子不好过!

要扼止盲目举债的冲动,就要切实抓好《规定》的贯彻落实,坚持严字当头,敢于较真碰硬,敢管敢严、真管真严,让金融监管真正“长牙带刺”。唯有如此,才能切实维护政府的财政安全和社会的稳定,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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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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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