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前巴卡路荣王国时期，那格里完全依照舅父制度自下而上实行自治。舅父制度从来都是母系文化的重要内容，这时米南加保族已经形成以那格里为载体的内部自治机制。巴卡路荣王国统治时期并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那格里依然处于自治状态。
荷属东印度公司时期，荷兰人从亚齐手中夺得米南地区的西海岸的控制权后，在那格里笼络那格里首领，开始把手伸向中心地区的那格里。1667年，荷兰人任命一位名叫卡约的那格里首领为巴东的“司令员”，并让卡约在西海岸拉拢其他那格里首领。
西海岸的那格里首领大多是商人，与殖民者相互支持可以为他们带来利益。荷兰殖民政府时期，那格里被纳入荷兰殖民政府行政体系，殖民者对那格里进行多种干预，人为增加那格里的数量。
完整意义上的“自治”
破坏那格里自然分化而成的规律，利用那格里首领对人民进行强迫种植，那格里从此没有了完整意义上的“自治”。米南加保族依旧是母系社会，但舅父制度的功能已不像从前，首领从为族人谋福利变成压迫族人的工具。
进入印尼共和国时期后，中央政府在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促进地方发展中不断探索前进，政策上出现反复。那格里纳入印尼行政区划体系后，那格里长与那格里日常委员会共同行使管理职责，那格里长通过选举产生，而不是传统的从舅父制度中逐级推选出那格里首领。
决议产生的方式变成了少数服从多数，不再是一致通过。特别是1958年动乱后制定的关于加强对那格里管理的法令，那格里协商会议主席集权明显。
在习惯法的作用下，政治变化并没有影响米南加保族坚持母系，舅父制度依然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传统上从“家庭——家族——部族分支——那格里”自下而上发挥管理作用舅父制度，已无法在现代治理中完全保留，无法在那格里一级发挥作用，于是舅父制度的范围退至“部族分支”一级。
特别是1979年至1999年，那格里从行政级别中抽离，那格里被拆分成周隆。由于拆分过细导致难以发展，又人为地把几个周隆合并成一个。部族分支在原本集聚的地方经历反复拆分合并后，舅父制度下的管理恐怕已经不及“部族分支”一级，只是在家族事务发挥作用。
1999年那格里作为行政级别恢复后，在印尼政治经济稳定的背景下，那格里亦稳定发展，那格里重新成为具体的地理概念，社会自我管理逐渐恢复到那格里一级。
国家行政管理依旧，舅父制度所进行的管理在习俗和习惯法范围内居多，例如保持母系特色、教育外甥、规范习俗、举办传统仪式、继承土地和财产等。首领在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形象也得到恢复。
时代变迁，那格里历经政治管理的变化，即使在那格里被拆分成周隆的情况下，习惯法依然得到尊崇。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米南加保母系文化表现出了强大的适应力。
并且，政治环境的影响始终聚焦在那格里的管理上，那格里的管理是可以退让的，政治从未对母系发起过挑战，例如对母系继承财产进行过干涉，也是母系文化一直得以延续的原因。
米南加保族母系文化的变迁历史
米南加保族男子“出外谋生”的过程，亦是米南加保族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米南加保族的出外闯荡最初属于居住区中心地带的拓展，从“三个村”地区往外拓展。在往东、西海岸拓展的过程中形成相对固定的贸易路线。贸易路线沿线由“侨居地”逐渐变成“常居地”。
大量米南加保族商人到达马六甲王国首都的附近地区。米南加保人在马来半岛同样建立那格里，遵循母系文化，逐步发展成今天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荷兰殖民者为培养服务于殖民政府的当地人，开始建立新式学校，客观上促进了米南地区现代教育的发展，造就了米南加保族的求学风气。
进入20世纪后，这一批荷兰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已活跃于文学、媒体、教育等领域，为印尼建国初期做出卓越的贡献。城市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印尼建国后，米南加保族到城市中谋发展，到大城市求学，其良好的民族形象，受印尼各民族尊敬。
习惯法“下去”（从米南加保族中心地带到东西海岸），伊斯兰教“上来”（从东西海岸传入米南加保族中心地带）。伊斯兰教的传入于米南加保族而言是一个历史节点，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伊斯兰教伴随商贸传入过程是缓慢而温婉的。
从最初的阿拉伯商人带来的伊斯兰教的直接影响，到后来已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六甲王朝、巴赛王朝对米南地区的影响，从苏门答腊西海岸到内地，从东海岸到内地，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这为包括米南加保地区带来了稳固的伊斯兰教的影响。
伊斯兰教在米南加保内地的传播，以“村内小清真寺”（surau）为重要载体，着重发展年轻一代。“村内小清真寺”、“母系”、“青少年”、“教育”这些元素开始与联系紧密。
那格里是米南加保母系文化的载体。时代的发展与米南加保族的发展在那格里的地理区域、发展方式、管理方式、行政层级的变化上亦有体现。
时代变迁，那格里从完全自治状态，到上有国王统治，纳入荷兰殖民政府的行政体系，印尼建国后纳入印尼政府的行政体系，现代治理与传统协商一致自治方式对抗之下，后者退让；
从自然发展形成新的那格里，到外力增加那格里数量，组合成自治区，拆分成周隆，最后还原那格里为“村”一级，舅父制度从完整的“家庭——家族——部族分支——那格里”逐层自我管理，退至“部族分支”一级，甚至“家族”一级。
1999年恢复那格里并相对稳定后，特别是在习惯法和社会管理方面，“舅父制度”呈往上至那格里的趋势。
米南加保族的现状展示即米南加保族母系文化的变迁结果
米南加保族是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母系氏族，历经上述民族发展、宗教、政治方面的变迁和影响后，本文对米南加保族现状的展示就是米南加保族母系文化的变迁结果。
米南加保族依然按照母系计算世系，女子继承财产，婚姻中“从妇”，男子入住妻子家，尊重女性，重视亲属关系。米南加保族尊奉习惯法，善于运用习惯法“变与不变”的哲学来应对时代的变化。
也是因为习惯法，米南加保母系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可以并存，米南地区的伊斯兰教氛围并不比印尼其他地区弱。目前，米南加保族98%信仰伊斯兰教，米南加保族母系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依然并行发展。
舅父制度依然是米南加保族的社会管理制度，男子担任舅父、丈夫、父亲、家族首领、部族分支首领等多重身份。男子管理和发展母家的财产，犹如“经理人”一般。舅父的地位依然重要，首领受人尊重，舅父制度依然在习惯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米南加保族依然喜欢出外闯荡，尤其是男性，经济因素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米南加保族在印尼各地经商，以开巴东菜餐馆为主。米南加保族在印尼各地形象良好。那格里制度尽管历经变化，人们始终热爱那格里。
名字来源
“米南加保”这一名字有着特别的含义。在当地语言里，“米南（Minang）”意为“胜利”，而“加保（kabau）”则意为“水牛”。据传，在古代，米南加保人与邻族发生领土纠纷，众人建议双方各挑一头水牛，让它们相互搏斗，哪个民族的水牛被咬死，哪个民族就算输了。
为了获胜，邻族的首领挑选了一头身强力壮的母牛，而米南加保人则选了一头小水牛，并在小牛的犄角上绑上刀片。两牛上场对阵时，小牛仔见到母牛，直奔过去找奶吃。母牛毫无防备，被小牛犄角上锋利的刀刃戳进了肚子，当即倒地而亡。
这样，小水牛为米南加保族赢得了胜利。从此，米南加保族名便流传至今。一直到今天，米南加保地区还分布着一些屋顶状如牛角的房屋，称为RumahGadang（意为“大房子”），体现着上古的那段传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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