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朱元璋建立了大明之后,终其大明一朝,就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外族威胁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外族主要是指蒙古各部族。如一棍子把大明,打了个半身不遂的“土木堡之变”,就是蒙古的瓦剌部所为。

崇祯帝之所以最终亡国,就在于后金势力一直虎视眈眈,让大明最精锐的关宁铁骑,无法投入到平叛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战斗中去。

因此明朝自开国之始,至崇祯帝的煤山孤魂,外族势力一直都如梦魇一般是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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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靖难之役”,却明显是个例外。朱棣和朱允炆,当时互掐了四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这四年来,双方打得是你死我活,根本无暇他顾。

可蒙古各部落,竟然都乖巧得要命,根本没有趁此天赐良机来一番趁火打劫,就更不要说有啥卷土重来的行动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就三点原因。尤其是第三点,最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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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朱棣三招齐出。对于朱允炆来言,由于重心在江南,国都是南京,因此能轻松面对外族这个问题,甚至还期待外族在朱棣背后捣乱。

但对朱棣来言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既需要直面朝廷的“南军”,更需要时刻提防,身后是蒙古的铁骑,自然外族趁火打劫这个问题,他比任何人都关心。一旦形成南北夹击,朱棣必覆灭。

所以,朱棣在靖难起兵之时,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就不断“招安”,如《明史》载:建文二年,二月丁未,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赵灰邻帖木儿、司徒刘哈剌帖木儿自沙漠率众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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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其实在朱棣的燕军中,就存在着数量不少的蒙古兵。须知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张玉,便是在自北元投降而来的,如今由他来统领,自然事半功倍。

除了“招安”外,还有就是恐吓。同样是在建文二年,朱棣曾“遣书谕勒靼可汗坤帖木儿, 并谕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等, 晓以祸福。”

最后这四个字是关键,何谓“晓以祸福”,做到两点便可。不是手中大棒足够硬,就是胡萝卜给的,或许诺得足够多!否则谁听你的红口白牙的说福祸?

朱棣当时一面对抗南军,一面对蒙古各部进行“恐吓”,显然许诺“胡萝卜”的比例会更高。因此才避免了身后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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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朱棣还有第三招,便是“抢和骗”。宁王朱权的“朵颜三卫”,就是清一色的“蒙古骑兵”(兀良哈部),却被朱棣跟宁王见了次面后,就全部抓在了手里了,还逼得宁王不得不跟着他反叛。

据《明太宗实录》载:建文元年十月,燕王率军从极为险隘的刘家口直驱大宁城……上引数骑循绕其城,适至西南隅而城崩,上麾勇士先登,众蚁附而上,遂克之。

所以,朱棣的这三招一出,一下子就化被动为主动了。当然,朱棣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风险。如朱棣去大宁跟宁王朱权见面时,他的老巢北京,就遭到了李景隆十万大军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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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李景隆“放水”,朱高炽如何能守得住?一旦北京丢了,就算朱棣搞定朱权,握住了朵颜三卫,也无法扭转局面了。说来说去,还是朱允炆用人方面出了大问题。让朱棣不但逃过一劫,还依靠背后的蒙古各部,增加了实力。

其二:朱允炆的轻敌自大。站在朱允炆角度来言,朱棣身后的蒙古各部,完全是可以运用的一支力量。但朱允炆却认为,仅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完全碾压朱棣。因此,任由朱棣三招齐出,他却不去破解。

究其原因除了轻敌自大这四个字外,恐怕还跟不熟悉情况和幼稚有关。朱棣一直戍边北土,跟蒙古各部打交道,今儿互相拍砖,明儿又勾肩搭背,他最懂这些人怕什么,想什么,所以做到了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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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炆是“半路登基”,老爸朱标不死,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因此朱允炆岂能懂这些分化手段?恐怕只会教条般认为:敌人永远是敌人!理解不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关于这点,结合着“朱棣三招齐出”,恐怕谁都能明白,故不再多说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