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在解放军如潮的攻势下，南京宣告解放，国民政府迁往广州。
虽然形势已经极为不利，但国民政府在南迁时，还是向各国驻华使团进行通知，希望他们可以一同前往。
于是，时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等外国使节，带领着各自人员前往广州。然而，作为国民政府多年来最强有力的国际伙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选择了留在南京。在他的带动下，其他西方国家的使团，也纷纷进行仿效。
司徒雷登
几个月后的8月2日，一架美军运输机停靠在南京机场。73岁的司徒雷登站在机舱门口，向几名解放军军人挥手道别。看到对方没有什么反应，这位出生在中国的美国老人，默默走入机舱。随着飞机升空，司徒雷登就此告别中国，再也没有回来……
那么，司徒雷登在南京解放后，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时间回到渡江战役发生之前。1949年2月3日晚，司徒雷登接到了一封来自北平的电报。
彼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解放军部队刚刚接收了这座历史名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在电报里说，根据新任市长叶剑英签署发布的《布告》，原驻北平的各国领事馆人员，不能再享受外交人员的待遇，只能作为普通侨民。
不仅如此，柯乐布还说到，在当天上午，北平举行了隆重的部队入城式。这些部队特意从外国领事馆区东交民巷那里穿过，美方人员透过窗户，清楚地看到了队伍里那些大炮、坦克和装甲车，几乎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
司徒雷登看了这封电报，内心五味杂陈。这段时间以来，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续失败，身为美国驻华大使的他，和很多人一样非常吃惊。
事实上，在1948年下半年时，随着解放军连战连捷，司徒雷登便意识到中国极有可能发生巨变，共产党将建立新的政权。
而在中共的领导人里，这位美国大使最为熟悉的，还得是周恩来。几年前美国将军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时，司徒雷登结识了这位风度翩翩的红色革命家，对他印象很不错。
周恩来和司徒雷登
于是，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司徒雷登在此期间开始给周恩来写信，先后写了三封。信里表达的，是美国方面想要同中共之间建立联系。
然而共产党方面，对此却没什么回应。想来，当时正值战事紧要关头，党中央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军事斗争上，对这位美国大使无暇顾及。
就这样，司徒雷登目睹着解放军继续攻城掠地势如破竹。4月20日，渡江战役爆发。仅仅几天之后，这座都城即告失守。
面对国民政府希望自己南迁的要求，司徒雷登没有接受。他深知旧政权大势已去，到了作出改变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也开始考虑起一系列外事问题。这天深夜，周恩来从北平城里返回香山，来到双清别墅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这其中，就有南京解放之后，对没有前往广州的外国使团们，如何处理的问题。而里面最重要的，自然是之前多次来信的司徒雷登。
经过商量，党中央决定派一位外事干部前去南京，主持当地军管会的外事工作。
一番挑选后，时任天津军管会外事处主任的黄华浮出了水面。他不仅工作能力出色，还有一个身份：燕京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
黄华
而燕京大学，正是由司徒雷登一手筹办的。不仅如此，他还长期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
不仅如此，当年黄华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有一位名叫傅泾波的同班同学。傅泾波的父亲同司徒雷登熟识，两家人的关系非常亲近。后来，傅泾波长期协助司徒雷登的工作，亲如父子。
5月7日，刚被任命为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的黄华，与老同学傅泾波见面了。
此时的两人，一个军装在身，一个西装革履，时间在彼此身上都留下了印记。简单寒暄后，傅泾波向这位老同学说明了司徒雷登的情况：这一年多来，司徒大使已经逐渐了解到自己之前对国民党存在一些错误认识。
“因此，我们是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的。”傅泾波说道。黄华听了，没有作什么表示。
然后，傅泾波又提到了之前签订好的《中美商约》。他告诉黄华，司徒大使说，这一过去签订的商约，可以加以修改。
1946年11月4日，这一全称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商约签订。当时，蒋介石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在条约中给了美方很多便利。
傅泾波接着说道：“这次国民党撤退之前，何应钦希望司徒雷登迁往广州，但他却决定留在南京，目的就是希望有机会同中共方面进行接触，建立联系。这一点，已经获得了艾奇逊国务卿的同意。现在他得知了你来南京的消息，非常高兴，很盼望和你见面。见面的时间地点，都可以由你来定。”
傅泾波还向老同学表示：“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比换一个新人好一些。”
司徒雷登和傅泾波
最后，傅泾波强调了司徒雷登的诚意：“为了促进中美外交关系，老校长按下了贵军进入其私宅及其他的事，都不提了。”
原来，之前的4月25日，攻入南京城的35军一名营长，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擅自闯入司徒雷登的住宅，引起了一场外事风波。
听到这里，黄华不紧不慢地开了口：“美国援蒋政策造成中国人民损失重大，现在怎么能期望人民恢复对他的好感？空言无补，首先需要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至于司徒雷登，他是美国派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使节，人民政府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会见的事嘛，考虑以后再说。”
两位老同学这次会面结束后，黄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请示下一步的做法。
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指示下，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的住处，见这位当年的老校长。
一阵寒暄过后，黄华首先询问了前不久发生的解放军“入宅事件”，司徒雷登便将当时的情况平静地叙述了一遍。
听完之后，黄华告诉司徒雷登：“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里检查。在没有同新中国建交之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国侨民，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安全，请你放心。”
接着，在谈到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司徒雷登提出了美国方面的标准和条件：一、中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国家间签订的条约；二、新政权必须要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如果达不到这些标准，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能等一等。
接着，这位美国大使指出，美国已经决定停止援助蒋介石方面，他个人也已建议将上海存放的粮食、棉花等援助物资，等上海解放后移交给中共方面。
司徒雷登
黄华对此回应道：“这些粮食、棉花等物资，我们当然要直接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我们不接受美国的物资。”
与黄华的这次会面结束后没多久，司徒雷登又让傅泾波转告对方，自己准备在7月初回美国，希望回国前再见一次面。
6月3日，毛主席同意黄华与司徒雷登再次会面。于是，6月6日，黄华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前往南京外事处，进行第二次见面。
司徒雷登首先告诉黄华，自己准备在6月中旬，带傅泾波前去上海，向那里的美国商人和教会人士，介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听取对方的意见。
接着，这位美国大使谈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黄华告诉他：“新中国希望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逃亡政府的援助，并断绝同他们的关系。”
对此，司徒雷登阐释道：“各国使节留驻南京，而仅仅派代表去广州这一举动，已经表明了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如果今后国民政府再从广州迁往别处，美国代表将不会随行。但是，现在新的中央政府还没有成立，所以没有承认对象。并且，国共各自占领一部分地区，按照国际法，美国还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关系。等到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并且这个政府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问题便会自然解决。”
之后，司徒雷登提到：“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作为个人，我希望中共今后，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来参加新政府。”
听了这话，黄华立即驳斥道：“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问题属于内政，不许外人干涉。”
就这样，双方的第二次会面，在略显紧张的气氛中结束了。后来，司徒雷登对此回忆道：“会谈是坦率的，几乎不时越出中国人的一般礼节。但对方对我十分友好，并以各种不拘小节的方式，表达了他个人的友好态度。”
司徒雷登
但司徒雷登又说，自己感觉到他当年的这位学生，“已经完全赤化了”。
在与当年的学生见了两次面后，司徒雷登对会面成果不是很满意。他开始寻找机会，希望能直接和毛主席或周恩来见面。
正好当时他的生日快到了。往年的这一天，司徒雷登都是在燕京大学度过的。于是，他借着这个由头，给时任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回燕大过生日的意愿。
与此同时，美国副国务卿来电，提出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前，最好能前往北平，同周恩来见一次面，来了解中共最高层的意见。
很快，傅泾波找到了黄华，向他转达了司徒雷登的想法：希望能在回美国前去一趟北平与周恩来会见，顺便看看燕大。
黄华将这一情况，向党中央进行了汇报。党中央经过研究，同意司徒雷登去北平，但要求通过非官方联系，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向这位美国大使发出邀请。
得知中共的态度后，司徒雷登喜出望外。接着，他又通过傅泾波转告黄华，提出自己的两点希望：一、由中共方面主动向自己发出邀请；二、乘坐美军飞机前往北平。
6月30日，就司徒雷登来北平一事，中共中央向南京市委发来电报，做出了具体指示：“我们系准许司徒雷登去燕大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因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出，绝非我方邀请。……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雷登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作为美国政府的官员，司徒雷登就前往北平一事，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去电报。在电报中，他将此行称为“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但司徒雷登还表示，此行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并且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威望。
收到这封发自中国的电报后，艾奇逊没有擅作主张，而是提交给了总统杜鲁门。
杜鲁门
就在杜鲁门对此事权衡再三，难以做出抉择时，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表示新中国将实行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
美国方面看到此文后，感到非常恼火。很快，司徒雷登便接到艾奇逊发来的电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8月2日这天上午，南京一片雾蒙蒙的景象。一架美军运输机，正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等待着司徒雷登的到来。
司徒雷登向跟随自己而来的几名南京市军管会工作人员挥手道别。见对方只是看着自己不予理睬，自讨没趣的司徒雷登走进机舱。随着飞机升空，这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老人，永远告别了这片土地。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他的父母，都是早期前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
1904年，司徒雷登带着妻子从美国回到杭州，跟随父亲前往中国很多地方布道，成为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918年，美国南北长老会下令让司徒雷登在中国筹办一所综合性大学。第二年春天，他担任新创立的燕京大学校长。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培养出了冰心、冯友兰、钱穆、顾颉刚等众多杰出人士。
1949年8月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后，年过七旬的司徒雷登开始远离政治。不久之后，他罹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
1962年9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86岁。
司徒雷登生前曾说：“与其说我是美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很深的感情。”在他的遗嘱中，表示希望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
1986年，继承了燕京大学衣钵的北京大学，向傅泾波发去公函，表示同意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燕园临湖轩。
没想到的是，就在事情即将办成时，突然遭到了一些人的联名反对。最终，此事被暂缓办理。
20多年后的2008年11月17日，在司徒雷登去世近半个世纪后，他的骨灰终于被下葬中国，虽然并不是他最希往的燕大故园，而是出生地杭州。
参加这场骨灰下葬仪式的，有7名80岁左右的燕京大学校友。其中的一位，至今记得自己参加新生入学开学典礼的那天，身为校长的司徒雷登挨个和他们握手，并俯身询问自己的姓名……
而在竖立起的这块墓碑上，只有一句话：“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在杭州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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