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京师三大营尽毁,明朝的国力受损、国威受挫,边事大坏。

随着也先时代的终结,明朝的主要敌人——蒙古诸部彻底失去了入主中原,光复大元的实力与野心。蒙古人对明朝的战争目的也主要是对物资、人员、牲畜的掠夺上。

蒙古人对明朝边地的大规模劫掠相当有组织性和计划性,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战术。

面对漫长的明朝九边军事防线,入侵的蒙古骑兵充分发挥轻骑兵的机动性,采取用小股部队佯攻牵制住明军主力,再集中兵力从薄弱环节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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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分散在万里防线上的明军小部队很难应对突然出现、数倍于己的敌军主力。在蒙古诸部这种风驰雨骤般的侵袭中,明朝的寨堡城池经常连连失陷。蒙古侵袭部队动辄深入明朝境内数百里,辗转各地大肆劫掠。

严峻的边关局势也迫使明军由旧有的专守防御,迈向先发制人的攻势防御。陕西为西北边防的关键,其六千多里边防线上的“套患”自然也成了明军“攻势防御”的首选目标。

河套自古就是中国漠南军事要地,黄河经此成一大弯曲,自明筑榆林长城后,始称河套。河套北通塞外,南临关中,西邻甘凉(今甘肃张掖、武威地区),东连幽燕(今河北一带),为燕京翼侧屏障。依山阻河,形势险要,而境内之黄河水流平稳,两岸土地肥沃,可耕可牧。

明初,元朝残余势力占据东胜州。洪武四年,明军进驻东胜州,并改为东胜卫。正统年间,因后勤补给线过长,军粮转输困难,东胜卫内迁,河套地区却成了明帝国西北边防的“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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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内迁后,留下的膏腴之地自然会由蒙古部落来填满。蒙古瓦刺部因为首领也先之死而渐渐走向衰落,鞑靼部落趁势而起,填补了瓦刺人留下的空白。蒙古部落内部争斗中的失败者,往往南下河套平原舔舐伤口,休养整顿,与明朝互市进贡的同时,也窥伺着一切可以入侵的机会。

陕西三边四镇的明军试图找到一条能够彻底解决套患的途径,即出兵深入河套腹地,扫荡蒙古部落的据点,凭借武力手段将蒙古势力逐出河套。也就是俗称的“搜套”、“捣巢”。

此计划是在初春草木还不茂盛、蒙古部落粮草不济之时,派遣宁夏镇和偏头关的兵马分头过河进剿;同时,延绥镇下辖边堡内的精锐日夜兼行,齐头并举,“捣其剿穴,绝其种类”,最后达成肃靖边疆的目的。

但这种同时集中三边精锐守备力量实施作战的计划其实风险很大,一旦失败,将对明朝西北边防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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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初年,蒙古诸部在套内地区大规模集结。明宪宗采纳了吏部尚书、大学士李贤的提议,于是,兵部开始着手准备“大举搜套”。镇守延绥的老将杨信受命领兵征剿,延绥、宁夏、甘凉、大同、宣府的镇、巡诸官也开始整饬兵备、筹办粮草,等候至期调发。

然而秋熟时节未到,蒙古骑兵就于成化三年五月挥师南下,自延绥镇红山儿墩入境。明朝只得将原用于“搜套”的“京营兵万人、马万二千五百匹、神炮百、神枪千、大同骑步兵五千、宣府骑兵三千、宁夏骑兵二千”派往延绥,会同镇守总兵等官饬兵剿寇。

数月之间,蒙古人对陕西边地大肆破坏,使得千疮百孔的陕西一时难以供给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粮草,官军也不得不留守各城,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敌军。因此,明廷原先策划的“搜套”方案,就这样随着边镇不期而至的兵祸而无限期被搁置。

幸运的是,此后著名的将领王越继承了明朝未尽的“搜套”、“捣巢”大业。弃文从戎后的王越,其人生、事业都与明蒙战事紧密联结,边墙内外的广袤大地成为他展现军事才华的舞台,并作出了震古烁今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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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初到大同赴任,便着手完善大同镇的边防事务。其在大同边防的建设成果,不过数年就在抗击蒙古侵扰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化五年冬,蒙古人自漠北南下,越过冰封的黄河重新进入河套,拉开了新一轮“套患”的序幕。

成化八年四月,明廷令武靖侯赵辅挂平度将军印,充总兵官,王越也辞去大同巡抚一职,改任总督军务,陕西巡抚马文升、延缓巡抚余子俊、宁夏巡抚徐廷章以及各边总兵参将、游击将军等官,悉听其节制。明军再次大举“搜套”。

然而未等“搜套”部队在延绥集结完毕,供给粮饷的各州府就已民怨沸腾。很快,赵辅与王越就以“玩寇殃民”的罪名受到了弹劾。但这场政治风波同“搜套”计划一起,随着赵辅因病被召回京师而不了了之了。

然而,由于王越出色的军事行动,使得这次“搜套”并未重现成化三年无果而终的结局,反而逆转了明朝河套地区乃至整个西北的军事格局。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9月13日,蒙古主力自河套全线出动,向安定(今定西市)、秦州(今天水市)一带州县逼近。节制诸镇的王越立刻命令宁夏、延绥等各地镇抚官员拘收人畜,做好迎敌的准备,自己亲领明军由榆林行至波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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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王越认为如果领兵西进支援,不但当地狭小而粮草不足的屯堡将难以驻扎下如此庞大的队伍,而且千里跋涉,军队疲惫不堪,不利于战局。不如借蒙古主力西行之际,深入边墙之外的河套,奔袭蒙古军后方,完成十年来明廷所企盼的“搜套”、“捣巢”。

王越凭借着他敏锐的军事直觉,毅然深入河套进行军事冒险,并做好了两手准备。他分兵给延绥巡抚余子俊,命其日夜兼程赶赴宁夏,配合当地守军防备蒙古的人侵。同时他调集了延绥总兵官许宁、宣府游击周玉等路明军共四千六百余名骑兵。

25日晚,明军全军从榆林红山儿墩出境北行,拉开了进军河套的序幕。

明军昼夜兼行一百八十余里,首先到达白碱滩北下营。在该地,王越选派了十二名探子,分三路侦察敌情。第二日,全军又行一百五十余里,然后接到情报,得知蒙古军老营在北方五十余里外的红盐池附近。

王越立即作出部署,挑选精锐部队作为先锋,分作两哨,分别由许宁与周玉统领。在两队兵马向红盐池推进的同时,他又派出了一支一千余人的队伍,以地形为掩护,悄悄逼近敌军营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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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行至距离红盐池营帐二十余里的地方时,蒙古人才如梦方醒,急忙召集部队摆列阵形。随后两翼明军向着蒙古匆忙布置的阵列发起冲锋,两军在红盐池畔展开了激战。

然而,当蒙古军队看到从身后营帐里呼啸杀出的明军时,全军陷入了混乱。很快,这支蒙古部队就在明军骑兵的马刀与箭矢下变作了一群抱头鼠窜的乌合之众。在一片绝望的呼号中,蒙古人纷纷逃向西北方向上的缺口以寻求活路。

满山遍野的牛羊、骆驼、马匹,堆积成山的弓箭、皮袄,乃至蒙古壮丁的妻子儿女统统被留给了明军部队。红盐池之战以明军的完胜告终。明军满载战利品返回境内,身后只留下火光冲天的一座座庐帐。

然而这场出征并未就此结束,在王越红盐池之战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抄掠内地的蒙古主力正准备带着抢夺的财物与人畜撤离。

王越领兵回到明帝国境内,接着便马不停蹄地挥师西进,与各路明军在韦州城会合,围堵从边境退走的蒙古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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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几路明军在红城儿一地与蒙古军队遭遇。这支蒙古部队约有一万人,全部披戴明盔青甲,以潮水之势向明军冲来。明军苦战许久,最终将其击败。

10月13日,明军再传捷报。刘聚于三岔一地再败蒙古军队。至此,此次河套内外的“搜套”之战以明朝的胜利画上了句号。

红盐池之战对明代边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明朝凭借这场光辉的胜利,重写了边墙内外的势力格局。自红盐池之战以及后续的红城儿、三岔之战中遭受重创后,心有余悸的蒙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胆量再次入据河套。

明朝在“土木之变”后二十多年即能对实施“成化搜套”的攻势防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归功于当年于谦在军事改革上所做的努力。原有京营可战之兵在“土木之变”中损失惨重,在北京保卫战后,于谦选用精锐士卒组成团营,然后统一号令,采用“兵将相习”的方式来加强军队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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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上也不再盲目依靠火器来阻挡蒙古骑兵,而是先列好阵形,使用弓弩进行攒射,让蒙古人产生明军火器已释放完毕的错觉。等敌军靠近时,再用火器齐射。然后骑兵用长枪、大刀发起突击,而步兵用团牌、腰刀突入敌阵,砍杀人马。

这种战法需要将士掌握阵形变化,做到临阵不紧张,无论骑兵步兵都要有与蒙古军队硬碰硬正面对抗的能力,这就唯有平时严加训练。

而为了使京营真正做到严格训练,于谦甚至亲下教场,对士卒的训练进行抽查。京军经过于谦的二次锻造,也展现出不俗的战斗力。

明英宗复辟之后,于谦虽被冤杀,但是他对京营的训练成果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王越多次使用京营作为主要打击力量也说明京营的战斗力并不低。

二是建立在明军武器装备的优势上。明代处于冷热兵器并用阶段,明军大量装备的冷兵器,如腰刀、长枪,与前代的同类武器相比较,形式更简化,更轻便实用。明军武器最大的创新还在于火器的大量普及和使用。在普通的卫所军中,每一百名士兵中就有十名使用火器的兵员。

明代在甲胄上沿袭前朝,使用铁制札甲和布面铁甲。北方明军的铠甲装备率极高,能达到八成以上。在甲胄中,明军布面铁甲的普及率很高,由于布面甲比普通铠甲重最轻、保暖性好、价格低廉,所以在明代北方边军中长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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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在全国设立铁治所十余处,每岁输铁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五千多斤。明军的武器生产在中央由兵仗、军器诸局和盔甲厂负责,在地方上由各省都司卫所设局负责。明代兵器的产量十分巨大。

相比于明军,蒙古部落的情况就要寒酸得多了。由于被赶出中原,失去了大规模生产武器的能力,所以在与明军作战时,蒙古部落一直面临武器缺乏的问题。由于明朝对铁器输出的封锁,蒙古在多数时候难以大量装备铁制盔甲。因此,装备相对精良的明朝边军对蒙古轻骑兵具有装备优势。

三是采取了冷兵器时代中原农耕民族对抗草原游牧民族最典型的战术模式。游牧民族的优势是有大规模的马群和大量优秀骑手,其骑兵来去如风,具备中原王朝所不具备的机动优势。可以利用明军防线的漏洞,频繁机动、避实击虚。但其牧群和营帐却移动缓慢,非常容易成为攻击目标。

如果农耕民族仅凭步兵作战,就只能被动挨打,根本无法对游牧骑兵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自汉代名将霍去病之后,出动精锐骑兵,以快打快,袭击游牧民族的老巢,已经成为中原农耕民族摧毁草原游牧民族战争潜力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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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战术的基础是大量的战马,比如汉武帝时代为了实行这种战术,很快就消耗掉了四十万匹官马。另外,牧场需要占用耕地,这使得农耕民族在大量养战马这点上与游牧民族相比处于劣势。

特别是唐代之后,因为气候的变化,北方沙漠化情况日益严重,再加上很多牧场处于农耕、游牧民族双方争夺的区域,养马成本水涨船高。

中原政权虽然在战马的绝对数量上并不算少,但与游牧政权相比,在相对数量上却明显处于劣势。同时草原游牧民族的组织水平也在提升。

因此,这种战术越来越难以实行,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盐池之战成了中原农耕政权这种“捣巢”战术的绝唱。

四是出了一批镇守边关的文臣督抚。土木堡一战明军损失惨重,大量随行勋贵子弟刚进入军队,还没得到历练就毫无意义地损失于土木堡,这对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明朝的军队建设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也导致明代中后期文武之势彻彻底底地拉开,从此,明朝文人领兵逐渐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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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领兵有文人的局限性,他们在领兵作战上的确有不如一线武官的地方,在指挥上出错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对明军的士气、对武人的地位自然有极大的损害。不过也存在大批有将才的文人。在《剑桥中国明代史》里就曾提及:

“15世纪后期的几个最能干的军事领袖,都是如16世纪初期最著名的王守仁那样,是科举出身和从其他行政职务转任军事领导的人。突出的例子有韩雍(1422—1478年)、王越(1426—1499年)、项忠(1421-1502年)和马文升(1426-1510年)。”

明代的军队管理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损失。基本上是由武官、文臣、宦官三方面共同牵制。明朝中期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由兵部尚书为提督,比如正统年间的王骥、景泰年间的于谦。

军队又分为京军和京外的卫所。以京营为例,以武官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杨洪、安定侯柳博为总兵官,负责实际指挥训练十团营;又以宦官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同时任命文官兵部尚书于谦为提督,所以是三位一体的指挥体系。

从三方面关系上可以看出,用文臣制约武官,又用内臣(宦官)作为监军制约作为外臣的文官。内外关系是相对的,武官是外,文官是内,宦官是宫官,故总的来说是以内制外。说明明朝的军事调动体系极为严密。

“成化搜套”后,曾有人感叹明朝最终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恢复国初所设的东胜卫,收复河套地区。其实,从客观上讲,放弃“复套”实为明廷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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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明朝中期,河套的自然环境相比明初已有巨大的差异。占河套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上的毛乌素沙地已向南扩张至明朝境内。成化年间扩建延绥边墙时就有人提出“境土夷旷,川空居多,浮沙筑垣,恐非久计”的观点。

二是因粮于敌不可能,集中大量资源于前线也受到主客观条件限制。以明朝北方边防所采取的军屯模式,延绥镇的维持时常需要依赖外地粮草的转运,东胜卫不毛之地上的屯垦更不可能满足驻军的需求。如果从内地横穿数百公里的沙漠将粮草调运至今呼和浩特市附近的东胜卫,成本更是难以设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明帝国赌上国运的战争并不会有效震慑蒙古部落。在河套地区捕捉战机相当困难,一旦情况不利,蒙古残部可以利用机动性的优势逃向漠北。而一旦明军决战失利,蒙古骑兵必然大举入塞,宁夏、延绥、甘肃三边防务顿时溃烂。

明人习惯将凡是进入河套地区的都是“套虏”。也就是说,即便明军苦战击破“套虏”主力,只要不在河套地区修筑完备的防御工事群,并迅速动员大规模屯垦戍边,那么第二年必然有其他蒙古人趁虚进入河套成为新的“套虏”。

即使主张“复套”的王越,最后也不得不妥协于现实,对河套策略改作“增兵守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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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经过权衡利弊,明帝国放弃了“搜套”的打算,转而在河套地区构筑由边墙、烽燧、城堡组成的防御体系,虽然同样所费不赀,但至少能有效阻挡住蒙古轻骑兵入寇的脚步。

虽然红盐池之战没有达到收复河套的目的,但为西三边防御体系的完善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余子俊著名的边墙修筑工程得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展开,最后修筑起了一道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长达一千七百七十余里的边墙。

这场胜利同样带来了制度上的革故鼎新。成化十年,明设三边总制,确立了一系列职官系统。从此三边四镇协同调度,互为犄角,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西三边的防御功能,也再度强化了大明王朝对关西七卫与西宁、洮州、河州、岷州四卫的蒙古人以及藏地番夷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