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姑娘给小乞丐10元钱，20年后董事长带了“100万”来报恩|何荣锋|借钱|包龙星|戴杏芬|韩信

2013年3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在去自家饭店的路上，浙江女子戴杏芬的手机突然响了，她一看是个陌生电话，号码显示是东北的，她没有东北的亲友，便以为是谁打错了，就没有接。

过了两分钟，手机铃声再次响起，还是那个电话号码打来的，戴杏芬犹豫了一下，摁下接听键。

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

“戴姐吗？我是你弟弟何荣锋。”

在戴杏芬的记忆里，熟人中很少有人称呼自己戴姐，而且自己也没有一个姓何的“弟弟”。

她心想，要么是谁打错了电话，要么就是新闻里常说的电信诈骗吧。

于是她礼貌地说：“对不起，您是不是打错了电话。”

说完，听对方有点支支吾吾，她就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那人也没有再打来，戴杏芬就渐渐地忘记了这件事。

谁知道，一周后，电话里那个“弟弟”亲自找上门了。

他身材魁伟，西装革履，从豪华轿车上走下来的时候，这气派，一看就像一位事业成功人士。

身后还跟着一位美女，双手拎着很多礼物。

这个自称是弟弟的人说他叫何荣锋，一进门就连声叫姐姐，声音哽咽，说戴杏芬是自己的恩人，说自己是来还债的。

戴杏芬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她一头雾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来者都是客，她还是热情招呼客人坐下，端上一杯热茶。

客人喝了一杯茶，情绪才稳定下来，一五一十讲了事情的经过。

这位自称是弟弟的何荣锋，是何许人也？

何荣锋，重庆市酉阳县宜居乡元丰村人，沈阳玖玖利峰集团董事长。

戴杏芬是浙江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何荣锋是重庆人，事业在东北。

两个人怎么会有交集，他对戴杏芬为什么那么亲热，而戴杏芬为什么对他却没有一点印象？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1993年春节前，17岁少年何荣锋放寒假回家。

他一路哼着歌，蹦蹦跳跳，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不错。

在刚刚进行的期末考试中，他英语考了95分，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此前他的英语成绩一直不好，让父母忧心忡忡。

放学路上，他心想，回家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让他们跟自己分享这份快乐。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走进家里，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吓呆了。

五六个人气势汹汹，在自家院里跟母亲大吵大闹，还将自己的母亲围在中间推推搡搡。

这些人何荣锋都认识，他们是同村的乡亲，平日里对自己和母亲都非常客气。

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变得这么凶巴巴？

何荣锋奋力将他们推开，保护住母亲，质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中一个老乡凶巴巴地说：“为什么，问你妈去。”

何荣锋将目光投向母亲，母亲一五一十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儿子。

原来何荣锋的父亲是个屠户，从事这个职业已经10多年了，一直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口碑很好。

由于国家规定生猪要定点屠宰，父亲一直是在村里收猪，到县城宰杀出售。

至于生猪款，父亲都是现款交易，过秤之后就把钱给乡亲们，从不欠账。

可是春节前，何荣锋母亲生了一场病，还住了院、花去不少钱。

因此，父亲这一段时间手头很拮据，在收猪的时候，就只能向乡亲们赊账，等到了县城将肉卖了之后，再将钱支付给他们。

可是这天，父亲卖完这一批猪肉之后，钱却被偷走了，足足有一万元钱。

在穷乡僻壤中，大家也没有什么其它靠得住的收入，全指望卖猪来维持家里开销。再说已经到了年底，大家都指望卖猪这点钱过春节、开学给孩子交学费。

如此一来，一家老小日子可怎么过？

在90年代初，一个工人月工资不过百元，1万元对普通百姓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一下子欠下这么多钱，何荣锋的父亲做了难。他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也只卖了一千多元钱。

妻子看病，自己已经负债累累，没有地方能借钱。

因此，老实巴交的父亲觉得无法面对众乡亲，不得不逃往他乡，去外面躲债。

眼看春节到了，乡亲们来要钱，不见了何荣锋的父亲，他们有的人也急了眼，就回家拿了柴刀闯进何家，要找何荣锋母亲说道说道。

看到乡亲们要失去理智，何荣锋也豁出去了，他也从厨房拿出菜刀，对大家喊道：

“我爸爸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他欠你们的钱一定会还的。我爸爸即使不回来了，父债子还，还有我在，无论如何也要把钱还给你们。”
“现在确实没有钱，你们要伤了我们，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把我逼急了，跟你们拼了！”

债主们本也是来吓唬吓唬，人家也不想欺负弱小，听何荣锋说得在理，也就只好骂骂咧咧地回去了。

难关虽然暂时过去了，但是乡亲们也都不容易，一天不还人家的钱，何荣锋心里就很别扭，另外，自己和母亲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尤其是自己上学后，谁敢保证母亲不受委屈，不被追打、辱骂？

何荣锋只能选择了含泪退学。

为了保护母亲，他将自家的柴刀磨得飞快，晚上就将它放在枕边，唯恐出什么事情，让自己的母亲受侮辱。

乡亲们倒是不怎么上门了，母亲的人身安全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欠下乡亲们的钱总是要还的。

于是何荣锋给那些债主分别写了一封信：

“各位大叔、大伯：我父亲欠债事实清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知道，那些钱都是大家的血汗钱，是养家糊口的钱，这笔钱对大家来说非常重要。我代表父亲先向大家道歉！”
“我父亲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也是明白事理的人。一定会将这笔钱还上；不然就不配做人。”
“现在我已经决定退学外出打工，以偿还欠债。希望大家放好欠条，等我还账，到时候连本带利奉还。”
“我走之后，请你们不要为难我母亲！”

何荣锋并不是贸然离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同村两个比他年龄大两岁的伙伴在春节前就告诉他，说过了年要结伴一起去到南方打工。

而且其中一个伙伴丁笠说了，自己的姐姐在浙江温岭，那边经济发达，厂子很多，工作应该非常好找。

就这样，何荣锋和两个穷伙伴一起踏上了去浙江打工的道路。

可是到杭州之后，三个人又在车站被一伙人敲诈，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了。

事已至此，三人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步行前往温岭。

由于他们身无分文，只能沿街乞讨。

可以想象，三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放下尊严开口向人乞讨该是多么艰难。

同行的两个伙伴犹豫再三，就是开不了口，说哪怕饿死也不当乞丐。何荣锋说：“你们舍不下脸，我来，我不在乎！”

其实他比谁都更要面子，但是打工是还债的唯一希望。

不乞讨的话，目的地都走不到，如何找工作？

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能受委屈的人，如何做事呢。

于是，三个少年就这样饥寒交迫，一路乞讨着从杭州走向温岭。

连日的风餐露宿，加上水土不服，两个伙伴的体都出了问题，不是头晕就是闹肚子。

在走到第十天的时候，何荣锋也身体也出了状况，他头晕眼花，呕吐不止，腹部疼痛、头疼发烧、举步维艰，每走一步都大口喘气。

前路漫漫，实在无力前行了。

最要命的是，接下来的两天里，竟然没有讨到一口饭，没有遇见一个村庄。

就在他们筋疲力尽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子，它叫杨府村，位于仙居县杨府乡。

这时候天色渐晚，大街上行人稀少。三伙伴中的"大哥"丁笠鼓足勇气，敲开了村头的一户大门。

门开了，一位面容和蔼的大姐出现在他们眼前，开口问道：“请问，你们是...？”

大姐大概有二十三四岁，说话轻声细语，面对眼前的三位不速之客，没有丝毫的警惕和敌意。

丁笠强打精神说:"大姐，给我们口饭吃吧，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那你们进来吧。”大姐没有丝毫犹豫，而且是和颜悦色地说。

这个大姐就是戴杏芬，她和善的面容给人一见如故的感觉，三个人就像到家一样，心里感到异常温暖。

讨饭这么久，这是他们看到的第一张自然的笑脸。

戴杏芬热情将三个少年让进家中，又是让座，又是给他们端洗脸水。

与此同时，戴杏芬父母又给他们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三人一看到桌上的饭菜，立刻垂涎欲滴，他们也不客气，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戴杏芬在一旁说：“慢点吃，当心肠胃受不了，饭菜多着呢。”其实每户人家做的饭都是刚刚好，家里添了三个大小伙子，饭菜肯定不够吃。

戴杏芬这样说，就是怕他们吃急了噎着。

很平常的一句话，说得何荣锋是热泪盈眶。

这句话，只能在家里听到，只有母亲对他这样说。而眼前这个素不相识的大姐，竟然如此心细，实在是令人好生感动。

吃过饭后，戴杏芬跟他们拉起了家常，问他们为什么出去，是要到哪里去。

丁笠比较健谈，他像讲故事一样，讲了三人如何商量出去打工，如何上车，又如何在杭州车站被坏人勒索的过程绘声绘色讲了一遍，然后忿忿不平地说：“杭州人真不地道，就会欺负外乡人。”

戴杏芬这时候说话了：

“无论哪里都有坏人，但是坏人毕竟很少，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们不能因为极少数坏人，改变了对美好世界的看法，失去了向善的信心、放弃自己做人的原则。”

她接着说：

“善有善报，到什么时候都是至理名言，我们千万不能忘了。我在外面也打过几年工，遇到的好人更多，讲诚信的人也不少。比如温州人做事就非常诚实，口碑也不错，所以温州成功人士也才比较多。"

交谈过程中，何荣锋说话不多，但是他把这位大姐的话，默默记在了心里。

第二天一大早，戴杏芬就出去了。她东奔西走，为留宿在自己家里的家三个素不相识的少年寻找工作。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南方几省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小平在1992年又发表了南巡讲话，所以浙江的工商业非常发达，仙居县的企业也不少。加上戴杏芬当时又是一家工厂的会计，认识几个企业的负责人。

可是当时春节已过，他们刚招过工，暂时不需要工人，戴杏芬只好作罢。

即使没有找到工作，三人还是感激不已。

戴杏芬说让他们再住几天，她想再为他们打听一下。

可是三人已经感到不好意思了，不想再给这位善良的大姐添麻烦了，就告辞大姐，要按原计划到温岭去。

戴杏芬见状也不好再挽留，就特地上街买了几个菜，给他们饯行。

最后戴杏芬又不由分说往他们三人手里塞钱。

三人死活不要：“大姐，已经吃住了几天，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怎么能再要你们的钱？”

戴杏芬说：

“你们听我说，仙居到温岭还有100多公里，你们步行还要几天。继续步行，不但耽误事，还会把脚磨烂，身体也会出问题，到时候可这么办？”
"我给你们的钱也不多，每人十块钱，但是买车票够用了，坐车去温岭吧，这样姐姐我也放心了。不然的话，我会牵肠挂肚的。"

三人听大姐说得有道理，就收下了钱。

丁笠声音哽咽地说：“大姐，您对我们这么好，该如何报答？”

戴杏芬淡淡一笑：

“不用报答，举手之劳。谁都有出门的时候，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善待你周围的每一个人就是报答。”

戴杏芬目送他们坐上长途车，这才挥手跟他们告别。

上了汽车，何荣峰一直透过车窗目送戴杏芬，直到她的背影渐渐消失，自己已经是泪眼婆娑。

到了温岭后，因为何荣峰不满18岁，几家工厂都不敢收他做工。

三人既然一起出来了，丁笠他们俩也不想丢下何荣峰不管，三人打算继续找工作。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听一个老乡说，天津那里的私人砖窑招工不限年龄，而且工资还比较高，于是三人一商量，就打算到天津去打工。

谁知他们三个在火车上犯困，竟然坐过了站，阴差阳错到了沈阳。

在沈阳，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车床厂当学徒工，一个工资100多元。

何荣峰除了坚持往四川老家的母亲汇款，还打算给戴杏芬汇款，将30元钱还上。

也许是地址记载的不详细，那笔钱又被退了回来。

1994年，何荣峰又跳槽到了一家家具厂上班，在那里找到一份刷油喷漆的工作，虽然工作更累，污染更厉害，但是工资更高。

由于何荣峰工作卖力，也心灵手巧，一年之后，他就当上师傅。

这时候何荣峰的父亲也来信了，他为了躲债到了南方打工，有了一份稳定工作。

又过了一年，何荣峰和父亲总算合力将欠乡亲们的债还清。

手头宽裕的何荣锋更加挂念戴杏芬，自己现在的处境不错，全靠当年姐姐帮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必须报恩。

这段时间，何荣锋几次给戴杏芬汇款，可总是显示地址错误，汇款被退了回来。

何荣锋也没少给善良的姐姐写信，同样石沉大海，没有回信。

有时候，何荣锋偶尔也托请认识的浙江朋友去打听戴杏芬的下落，但始终没有消息。

自己出差去南方的时候也去寻找过，也没有如愿。

后来，何荣锋创立了自己的家具厂，当了董事长之后，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始终没有忘记戴杏芬，她那几句话“我们不能因为极少数坏人，改变了对美好世界的看法，失去了向善的信心、放弃自己做人的原则”、“要讲诚信、要诚实”也一直萦绕在自己耳边，何荣锋认定自己后来事业的兴旺发达，诚信担当，也离不开当年戴杏芬的那一番“点拨”。

2013年，何荣锋招聘到了一位老家是仙居县的技术员，就向他诉说了自己的心事。

那位师傅提醒说：“会不会你把名字听错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何荣锋如梦初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