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未了的心愿：由《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说起|张爱玲|徐继畬|钟叔河|钟老|钱钟书|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

钟叔河先生致钱杨两位先生的信，是否还存世，目前尚不清楚。钱杨两位先生给钟叔河的信，能否公开出版，也依旧是一个谜。

撰文丨姚峥华

新书引出的旧话重提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由三联书店2024年5月出版。吴学昭先生整理、翻译、注释。

里边收入致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信函277封，以及钱、杨二位先生的若干复函。这些信函始自1946年至2014年止，多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信函作者包括二位先生的至亲好友、学者同人，乃至译者、读者逾90人。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三联书店2024年5月出版

本书为钱锺书、杨绛夫妇保存的

“不忍毁去的”珍贵信函

这些信函承载着不容小觑的文献价值、文化含量

字里行间皆是故事、故人和温情

我从中看到很多重要的名字，得到很多重要的背景资料。比如李慎之先生的信，提到钱先生曾为某某诗词选作序，建议不要收入全集……

信虽短，却见铮铮铁骨，跃然纸上。比如宋淇先生的信，足足二十八通，从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当时一些文化名人的实际情况。

但我翻遍了前后，一直希望一个名字出现，却最终没有找到。

奇怪。

我想找的名字，是钟叔河先生。

钟叔河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与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有长达30多年的密切交往，期间包括钱锺书、杨绛先生为钟老编著的书写序；钱锺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继续与钟老写信联系；钟先生夫人朱纯患病，杨绛先生写信安慰鼓劲；钱锺书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杨绛先生写信约稿……

钟叔河先生曾经告诉我，他“手头有钱先生的信五十多封，杨先生的信四十多封，加起来近百封”，那么，钟先生的回信至少也有近百封，这些信件当由杨绛先生保存。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中，吴学昭先生的“整理者言”写道：“杨绛先生晚年最后做的一件她认为很必要的事，是亲手销毁了钱锺书先生和她本人的日记，以及某些亲友的书信”。不过，杨绛先生还有一大布袋“看了又看、实在下不去手撕毁的亲友书信”，正是这些“幸存”的信件，由吴学昭先生整理、翻译、注释成《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

吴学昭先生在“整理者言”中特地提到，整理、翻译、编辑和注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中，“与诸多写信人(包括已逝作者的家人)联系，获得授权同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总算不负杨先生所托，完成了这项工作。有个别经多方查找未能联系到的写信人或家属，欢迎联系，以寄奉样书，谨致谢忱。”

在书中没有找到钟叔河先生的信，我由此产生了几个疑问：

一、钟老的回信被杨绛先生销毁了？

二、没有被销毁，钟老的信与其他“看了又看、实在下不去手撕毁的亲友书信”，一起存放在那个大麻袋中，杨绛先生交由吴学昭先生了。吴先生没有选入书中？

三、吴先生或许选了，但因没有联系上钟叔河先生，于是撤下？

我遂联系钟叔河先生，请教他两个问题：一、《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里边没有收进他的信。是吴先生联系了，他不想被收进？还是压根没有联系过？二、钟老以前给钱杨两位先生写的信，有无留存底稿？

钟老让身边的王平替他表达（钟老前年中风，导致说话口齿不够清楚）。后来，钟老又通过《锺叔河集》书责编李缅燕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段文字，那是他准确无误的书面回复。这里我全文引用：

1.此书（即《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我已知道并翻阅过了，确实未收入我写给钱杨的信，吴没有联系过我。

2.我的去信都没有留底稿，只有钱杨写给我的书信。我写给钱杨的信，应该还留存于世。我已联系三联，希望促成《钱杨与锺往来书信集》出版，目前尚不知吴的意思。

钟老还说：“我与钱杨的通信二百封左右（钱杨信加钟老回信），这些通信具有很高的文化和学术价值，不应被湮没。我现在讲话有障碍，思维还是清楚的，我这些书信的情况小李（即李缅燕）基本都知晓，我请她发两封钱杨的书信给你，希望对你写文章有帮助。”

关于信件，钟老这边的情况非常清楚了。钱杨两位先生与他的书信往来对外公开，一直是他的心愿。

那么，问题来了，吴学昭先生为何不选用钟叔河先生的信呢？

钟叔河先生那近百封回信，又究竟去哪儿了？

我们可以想象，钟叔河先生与钱锺书杨绛先生来往的二百多封信，内容不管涉及文学、历史、思想、学术还是生活诸领域，应该都大有看头。比如上世纪80年代，钟叔河先生开始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其中关于斌椿的《乘槎笔记》，钱锺书先生写信提了几点意见：

你在序文里列述以前中国人讲西洋的书；说斌椿是“地理学家徐继畬、数学家李善兰的朋友”，又特引李善兰为本书所作序文，加以发挥。这似乎轻重得失当。徐继畬不仅是“地理学家”，他还是个有影响的大官，而且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尤其是他也为斌椿此书写了序文。他的《瀛寰志略》有不少常识性的地理错误，但是充满了“走向世界”的心愿，引起当时人的攻击。例如你常引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就骂过《志略》，我记得陈夔龙上过一个奏折，把徐继畬和魏源并举为洋务的罪魁祸首。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继畬，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我认为可以重新考虑。

钟老认真听取了钱锺书先生的意见，作了调整。

▲《走向世界丛书》

又如杨绛写给钟老的信：

叔河先生：得你六月八日来信，我小心眼儿，数数几页，居然比我多一页，我很开心。你不嫌我烦絮就好，咱俩不赌信长信短，对吧？告诉你一个大笑话，我为了要写序，不知怎么写，晚上一人在家就吸吸氧，补养脑经[筋]，可以帮我写篇好序。谁知转转念头时，把喷氧气的喷头插到耳朵里去了。阿姨散步回来，看见了一把拉出管子，说奶奶怎么把管子塞耳朵里了呢，两人都大笑。我这篇序真不知写得是否合适，文字请你润色，全文请你斧正。……

诸如此类的一来一往，相当有趣。

我不由得想起8年前的一件事情。

2016年，杨绛先生逝世。钟叔河先生与吴学昭先生因杨绛先生两封信件的公开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我偶然参与其中，为两位先生当了一回信使，亲见了他们对待名人信件在立场、态度、着眼点上的不同。

传了话，但没看到两位先生达成共识。我心里非常遗憾。

所幸，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及时记录了下来。

当时钟叔河先生在电话里还对我说，“你作为媒体人，与她（吴学昭）接触过，等过了这一段时间，再劝说她，让她把钱锺书和杨绛的遗稿和书信拿出来发表，这对社会对公众是一件大好事情。”

电话这头的我，沉默良久。

时隔8年，那些杨绛先生“看了又看、实在下不去手撕毁的亲友书信”，由吴学昭先生“亲自将它们整理翻译出版”，钱锺书和杨绛的书信（尽管只有部分）得见天日。

吴学昭先生在“整理者言”中写道：“这哪是些普通信件？它们荷载着文化的信息、历史的证据和人间情义，是极为珍贵的文史资料”。

在“珍贵的文史资料”的认同上，钟老和吴学昭先生是一致的。

因了《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的出版，在此我将2016年为两位先生当信使的文章作一番回放。

这份记录本身，也算是一种第一手资料。

（以下为记录文章全文）

给钟叔河吴学昭两位先生当信使

钟叔河先生的委托

2016年6月20日上午，手机打进一个电话，显示“钟叔河”。

我赶紧接通。话筒传来，“是姚峥华吗，我是长沙钟叔河呵。”

这是钟老惯有的表达方式。

“你看《文汇读书周报》了吗？”

没看到，但我知道。

我知道的是，6月13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摘了我新书《书人依旧》中的两篇文章，一个整版。钟老说，“文汇”送了他一份报纸，他看到了上边的文章，作者署姚峥华。

▲《文汇读书周报》摘登本文作者文章的版面

“我想托你一个事呵，你看能不能办到，不能也没有关系。”

“您说……”

“你跟吴学昭有联络吧，报纸的文章是这么写的。”

“谈不上联络，当年报纸做关于杨绛先生的专题。与她有过电话和邮件联系。”

“我有个事情，你看能否帮我转达一下。杨绛先生去世后，其亲属想约我写篇纪念性的文章，但我不会打字，岁数也大，就让王平写。”

钟老所言的文章，标题为《用生命之火取暖——杨绛致钟叔河信两封》，刊登在2016年5月27日《湖南日报》的“湘江周刊”上。此时距杨绛先生去世两天。作者王平写道：

晚上，住在楼上的钟叔河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杨绛先生的亲属想约他写篇纪念性的文章，他正在考虑写些什么才能表达他内心的真切感受。我很理解钟先生。
近些年来，因钟先生不擅用电脑，我为他整理过一些东西，去年开始也将钱锺书、杨绛夫妇多年写给他的近百余封书信进行了扫描和录入。遵钟先生嘱，现挑出杨绛先生两封稍短的书信发表，以表示对她的深切怀念。

▲杨绛先生去世后，王平遵钟叔河先生之嘱发表两篇杨绛的信于《湖南日报》

这两封信，一封是2010年杨绛写给钟老的，提到张爱玲：

前天刘绪源赠我一本《翻书偶记》，序文是你的大笔，忙翻开细读，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

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略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至清（应为夏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她的朋友苏青却来找过我。苏青很老实，她要我把她的《结婚十年》编成剧本。

▲杨绛先生2010年写给钟老的信，提及张爱玲（钟叔河先生提供）

另一封则是约写纪念钱锺书文章：

你们都是老手，必有妙文，时间紧迫了，因为钱锺书十一月二十一日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你们答应吧？我先向你俩代钱锺书谢谢。

王平曾是《书屋》编辑，与钟老过往甚密。他住在钟老楼下，闲来无事便到钟老家里聊天，并替钟老拍了一些保存多年的友人书信和题赠字画做资料。

早在2014年，王平便在《北京日报》刊登了一个整版的《钟叔河与文化名人》。文章写道，他自己所拍的钟老友人书信，其中不少真实印证了数十年来钟先生与一些文化名人的交往，颇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特择数件以记之。

其中第一个便是《钟叔河与钱锺书》：

如今，杨绛女士已逾百岁。她们一家与钟先生保持了近三十年的书信往来。早一晌，钟先生将杨绛的最近来信给我看了，百岁老人的字迹依旧娟秀而流利，只是字里行间毕竟有了些许感伤。信中说：“我十分羡慕你有朱正一般只大你三天的好友，我的朋友都七八十了，百岁老人能有几个呢！你有四个女儿，朱正有三女二子，可惜我只一个女儿，如健在，也有七十了。”

钟老与钱锺书、杨绛先生的密切交往，是有迹可循的。

早前我们到长沙“念楼斋”拜访，客厅墙上挂有镜框，是钱锺书先生送给钟老的手书旧作《山斋凉夜》，非常珍贵。

上世纪80年代初钟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陆续出版，钱锺书先生建议将该丛书各书的叙论结集单行，并表示愿意为之写序。“弟素不肯为人所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

20年后，杨绛先生在给钟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及此事，说“他（钱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钱锺书为《走向世界丛书》写序（手稿）

钱锺书先生在序中写道：

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想用英语写一本有关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史，曾涉猎叔河同志所讲的那一类书，当时它们已是冷门东西了，我的视野很小，只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瞻顾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

后来钟先生夫人朱纯患病，杨绛先生得知后写信慰问，并欲拿钱资助。杨绛先生信中写道：“我还留有许多无用的钱，能帮助朱纯保持较好的生活质量……”朱纯和钟老以两人皆有离休金及全部公费医疗为由，婉拒了杨先生好意。此后，杨绛多次去信问候朱纯，“女人是一家的主心骨，你心安，叔河先生就也心安了…… ”

钟老的《念楼学短》，被称为现代“百字版的古文观止”。当年出版前，90多岁的杨绛先生为其作序，说自己实事求是，只想为这部集子说几句恰如其分的话。她用4个“好”来形容：“选题好，翻译的白话好，注释好，批语好。”

能同时获得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写序的，也就钟老一人。这是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对钟老的信任、肯定和鼓励，也是钟老的荣耀。

两家情谊弥深，30多年来一直通信，未曾中断。

不过，此次王平的文章一刊登，吴学昭先生作为杨绛先生的遗嘱执行人，得知后立刻打电话给钟老。两位老人，听力都呈下降趋势，话筒里的声音未并清晰。吴先生大意是希望以后私人信件不要再公开刊登了。钟老怕听不清，请她写信寄来，他再回信。

之后，没有下文。

正是这个时候，钟老看到《文汇读书周报》上刊登我的文章，提到吴学昭先生。他便希望我替他转达三点意思（下文详细提及）。

钟老说自己手头有钱先生的信五十多封，杨先生的信四十多封，加起来一共一百来封。当年与杨绛先生通信，杨先生也说过，如果要发表他们的信件，可事先告知。

天气炎热，钟老似乎并不想停顿，继续说，上世纪80年代，钱锺书先生与之通信，他还只是一籍籍无名的小编辑。30年来的通信，他们对他的为人处事是了解的，知道他并不会拿这些信去哗众取宠或是大捞一笔。说实在的，如果这些信件能发表，所得的稿酬他都会悉数上交清华“好读书”奖学金，也算是为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尽一分力。

钟老又说，实际上公开发表的两封信，杨绛先生谈及张爱玲，就像我们谈及一些作家及其作品，谁写的好，谁写的不如谁好，如此而已。于个人的品性和形象没有坏的影响，反而能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这个人有意思有价值的一面，对于他们的读者和研究者都是很好的素材。如果不公开，反倒是社会的损失。

钟老在电话那头说了一遍又一遍，足见他的关切。通话持续一个多小时，我在烈日下一身大汗。

▲深圳晚报《阅读周刊》出版的关于钱锺书与杨绛的专题

放下电话，我回到电脑备忘录中查找，但吴学昭先生的邮箱地址早已丢失。

那是2008年的事情了，当时是钱锺书先生去世10周年前夕，吴先生一本《听杨绛谈往事》火了起来，我们抓住热点在报纸上做了上下两期专题，每期均有8个版面的规模。那是报纸的鼎盛时期，厚厚一叠的《阅读周刊》，令人艳羡。如今这种盛景已不复存在。

8年没有联系，因为书中这一篇文章，再自报家门，吴先生还会记得我吗？

1929年出生的吴学昭，比1931年出生的钟老还大两岁。

我辗转与多位朋友联系，拿到一个电话号码，对方一再提及，“打死也不能说是我提供的。”

对着号码，我沉吟良久。跟钟老通话，我是精神一百个集中，才领略了大致意思，但对比他还大两岁的吴先生，我是否需要精神两百个集中呢？是电话表述清楚还是邮件呢？

把微信名单翻了一个遍，我联系了其中一位朋友，多年的合作关系使我们互相信任。问明情况后，他慷慨答应帮忙，说需要费点工夫。不一会儿，一个邮箱地址发过来，他补充道，“千万不要说是我提供的。”

哈哈。打死也不说。

有邮件作掩护，我比较放松，一二三细细道去，目的一个：为钟老转达。然后，牵线成功。

点发送时，我松了一口气。或许，可以过一个安稳的周末了。

与吴学昭先生电话的31分钟54秒

没有想到，这辈子再一次与吴学昭先生“电话”上了。跟上一次通电话，相隔了8年。不同的是，上次是吴先生直接电话我，这一次，是我硬着头皮打给她的。

所谓硬着头皮，是为了向钟叔河先生交差。

这里，有必要再叙述下事情的原委，把我在2016年6月24日发吴先生的信件原文附上。

吴先生：
您好。
我是深圳晚报《阅读周刊》的姚峥华，曾经于200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十周年前夕，我们做过一个专题。当时《听杨绛谈往事》书刚出版，书界引起热议。专题中有一篇稿子是记者对您的专访。后针对采访稿中的一些表述，我们有过电话及邮件的联系，不知您还记得吗？专题见报后，我寄了样报与您，您也呈杨绛先生阅，回信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感谢，同时还指出，专题中所用的某位先生的文章是旧稿，他的文章已在《中华读书报》上登载过。
这些年来，我曾发邮件与您，但不知为何被退回。此次发信打扰，是因为钟叔河先生托我与您联系。
自杨绛先生仙逝后，有人请钟叔河先生撰写文章纪念，钟老因为年事已高，不会电脑打字，便委托他的小友王平协助。王平曾是《书屋》编辑，与钟先生过往甚密，闲暇时便到钟老家里聊天，他曾替钟先生拍了一些保存多年的友人书信和题赠字画做资料。此次纪念文章中他受钟先生委托公开了两封杨绛先生写给钟叔河先生的信，一封谈张爱玲，一封谈约稿。文章见报后，钟先生说您去电话请他以后不要再刊登杨先生的信件了。
钟叔河先生委托我转达的意思有三点，这里原话照录：“一、吴学昭先生说有信寄我，但我至今没有收到。我的地址和联系电话，杨绛先生处皆有。如果寄的是平信，有丢失的可能。我一旦收到吴先生的信，必定会第一时间回信。二、我会尊重吴先生的意见，不再公开发表杨绛先生及钱锺书先生的信件。三、我个人认为，杨绛先生及钱锺书先生的信件，是他们作品的一部分，也是他们人品的一部分，于世人于社会于他的读者，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文学价值。我现在忙于其他书稿，没有时间写文章，但以后即有生之年，也许会在文章中引用或提及。”
这是钟叔河先生的意思，他非常诚恳，对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极具爱戴之意。当年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后，钱锺书先生建议将各书的叙论结集单行，并为之写序。“弟素不肯为人所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二十年后，杨绛先生在给钟先生的一封信中仍提到此事，“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后来钟叔河先生的夫人朱纯患病，杨绛先生得知后写信慰问，并欲出钱资助。朱纯和钟叔河先生以两人皆有离休金及全部公费医疗为由，婉拒了杨绛先生好意。两家情谊弥深，三十多年来一直通信未曾间断。钟先生也表达了对您的敬意，说您比他年长两岁。
我不知杨绛先生生前保存的钟叔河先生的地址是否有误，这里核实一下……
您们都是我的前辈，身体力行，做人做事都是我们的典范。
能给您写信，是我的荣幸。也期待得到您的回信。谢谢。
姚峥华
2016年6月24日

信发出之后，一直没有回音。

我想，既然联系不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许就这样不了了之。同时猜测这其中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吴先生忙，根本无暇处理这样的邮件；二，吴先生根本没有打开邮箱看信；三，吴先生身体有恙，毕竟也是80多岁的人了。

7月4日，周一，下午5点多，下班路上，钟老的电话打了进来，问，为何一直没有音讯。我如实回答，去了邮件，未有回复。钟老颇理解，自我劝说道，可能吴先生与他一样也是老人，不会用电邮之类的新鲜玩意。我嘴快，连忙纠正他，2008年我就是与她发邮件来回联络的。话筒那头的钟老，顿了顿，略有点失望。

意识到自己唐突了，我赶紧想法子补救，便硬着头皮表态，“钟老，明天我一定找到吴先生家里的电话号码，打电话问明清况，再向您汇报。”钟老同意了，说现在王平就在他家里，正坐在桌子对面，所以想问一下这个事情。

回到家，7点多。天下过雨，空气纯净了若干。有这份纯净，壮了胆似的，我迅速翻出那个“打死也不能说”的号码，义无反顾地拨了出去。话筒传来一阵阵音乐声，几秒就像几个小时一样漫长。终于，一个中气十足的女声传来，哪位？我忙不迭问，吴先生吗？对方应是，我赶紧自报家门，并说邮件的事情。

吴先生停顿了两三秒，复冷静地说，姚女士，我和钟叔河之间的事情你不要干预。

我一惊：您误会了，我怎么可能干预？因了多年前我们有过联络，钟老托我带话给您，表达他的三个意思。一直没有收到您的回信，今天钟老又问及，我只能电话询问。钟先生至今没有收到您的信件，他很担心是不是丢失了。

吴先生语气缓和了一些，说，我没有写信，也不会写信的。如果写了信，这个信件再拿出去公布，那我还有空做事吗？

吴先生接着说，早在2008年，杨绛先生就跟钟叔河先生说过，私人信件不要公布。什么是私人信件，指的就是私密的信，是私下说的话。后来杨先生生病时，钟叔河先生所信赖的一个叫王平的人又登门让杨先生不要受法律顾问的束缚，请其同意发表信件。杨先生说得很清楚，私人信件不得公开发表。作为她的遗嘱执行和管理人，我们一定要捍卫到底。

她继续，这次钟叔河先生他们借悼念的名义，把杨绛先生的两封信公布于众，其中一封谈张爱玲的，在网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首先这个私人信件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公开发表，又是东摘西摘的，断章取义，吸引眼球，没有考虑写信人的感受，对于这种方式，杨先生在世时是极其反对的，而产生的这个作用，极其负面和错误的。当时我看到这个文章，马上打电话给钟叔河先生，讲了半个小时，说明杨先生的立场。如果无视杨先生的遗愿，把私人信件当做私有财产，没有经过相关遗嘱执行管理人的同意，任意公开发表，是违法的，我们将用法律手段解决。

我不敢打断，唯有迅速记录。电话里的每字每句，可见吴先生思路清晰，逻辑清晰，表述清晰。

吴先生继续引证，杨绛先生与原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官司的胜诉就是很好的一例证明。私人书信被公开发表，会涉及物权、著作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多项权利。杨绛先生写信给钟叔河先生，信件的纸张归收件人所有，钟叔河只是信的持有者；信件本身也是作品，上面承载着的著作权、隐私权，是归作者所有的。作者去世后，相应权利便自动归作者的继承人所有，进行继承与保护。未经允许，不得公开发表，这是国家的法律规定的。

我脑子里回放杨绛先生为书信打官司事。那曾是很大的新闻。2013年，“钱锺书杨绛书信及手稿将首次大规模面世并在京拍卖”，消息传出，坊间哗然，有期待，也有不同声音。

这些信件主要是钱锺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以及钱锺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书信及手稿共计110件。书信中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批判，有不少钱锺书认为“不能公开说的话”。

时年102岁高龄的杨绛发表声明，明确表态“坚决反对”私人书信被拍卖，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否则“将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国家版权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受赠人虽拥有信函的所有权，但不意味着其拥有信函的完全处置权。这还要看信函主要内容是什么，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的意愿。

当时也有人认为，拥有者对作品享有的是物权，而作者的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当两项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物权优先的原则。

这个官司，后来杨绛胜诉。吴先生说，杨先生当年拍了视频，表达了她的两点意见，在法庭上公布。但这其实对她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吴先生说，“杨绛先生自从钱锺书先生走了，钱瑗走了，就剩孤零零一个人，她把所有东西都捐了；对有困难的人她伸手帮助；原先人家赠送的东西都归还人家，我们一家一家地跑，一样一样地还，受惠的人都心酸落泪。她的人格魅力让大家对她非常尊敬。”

说到这里，吴先生停了停，语速放缓。继而接着说，5月24日，我们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刚离开回到家，晚上又听说杨绛先生不大好了，立即赶到医院，病床前，杨先生带着氧气罩，突然睁开眼，看到我们，嘴角微微一笑，安详地走了。

我知道，她放心了，知道有我们在，会遵照她的遗愿办事。5月25日1时10分，杨绛先生在京逝世。26日，没有遗体告别仪式，只有亲人友好和一些领导参加，启灵，火化，发讣告，公布了钱杨所藏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二人全部作品著作权中因作品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捐赠母校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捐赠相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我们完全是按她的遗愿进行的。

“我跟杨先生30年了，从50多岁跟到现在80多岁。我的助手小我10岁，最小的助手也只比我小20岁，也都不小了。怎么办，她没有亲人，不答应都不行呵。她的人格魅力让大家都深深爱着她。”

我在心里不断地点头。

回到主题，吴先生终于缓和了一些，“至于钟叔河先生，你可以帮我传递这几层意思：一、我很忙，自杨先生去世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整理她的遗物，该归还的归还，该捐的捐，根本没有时间打理别的；其次我有顾忌，怕信写了未经同意被拿出去发表，所以，我不会写信。二、他尊重我作为杨先生遗嘱执行管理人的意见，不会再把私人信件拿出去发表。但他委托王平拍照和复印，这些复印件会不会失控而流落出去？希望钟叔河先生能收回。三、钟叔河先生说以后写文章会引用信件中的内容。根据国家著作权法以及国际版权法等相关法律，涉及个人私信，有引用的字数规定和内容规定，引用他人作品不得超过百分之多少，不得片面引用里边的部分内容以发表自己的观点，等等，要依法引用。四、钟叔河先生一辈子也当过右派，受过迫害，晚年朱纯病逝，都受了很大的打击。他是一个著名的出版家，很有文化情怀。希望这些私人信件，留给家里的子女后代，当做一个情感上美好的留念。五、社会上大众对文化的理解不一样，这些有秘密性质的信件公开出去，被不同解读，对钱和杨，以及钟，又有什么好处呢？就像这次悼念文章中对张爱玲的评价，只能引来负面的影响。”

吴先生说，我对你都坦诚地讲了，相信你会理解的。真正的悼念文章会出来的，现在还没有发表而已。

末了她补充说，在深圳这座城市，报纸有这么一个副刊，还在坚守，要谢谢你。祝愿你办得越来越好。

听到这，说真的我挺感动的。记得2008年我们的专题出版后，吴先生也回信同样表示了感谢，还替杨绛先生谢谢我。当时我只有惭愧的份儿了。

诚然，有时候外界的传闻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抹杀一些事实，以致于猜测加谣传成了“事实”加“真相”。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偏颇。我不由得警醒自己，不亲历不妄言。

放下电话，心里五味杂陈。我赶紧看了一下通话时间：31分钟54秒。

说实在的，两位老人，立场、观念和想法都没有错。只是角度不同。我该如何跟钟老说呢？

可我必须给钟老一个回复，他等着呢。

两位先生各据一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2016年7月5日，周二上午，我一早就准备给钟老打电话，但头脑有点乱，想想，还是先去跑跑步，让多巴胺活跃一下思绪。

运动完毕，回家，找到阳台一角安静的所在，屏息静气拨通电话。我说，钟老，向您汇报一下与吴先生电话情况。钟老纠正，不是汇报，是说一说。

我一二三讲了前一晚的情况——吴先生信没写，一是忙二是有顾虑，怕以后传出去。钟老没吭声。

▲钟叔河先生家中的书架

我继续讲，对于钟老的第二条，尊重意见不再公开发表信件，吴先生希望能把王平拍摄的底片和复印件收回，以免流通出去。第三点，钟老以后写文章时引用原信，要依据版权公约和著作权法等相关规定。

钟老有点生气，语气加重了些，“我也是搞出版多年的，当然知道著作权法和版权公约，这还用说吗？”

一下子，像拧开的水龙头，钟老逐条回应。

钟老说，当时是吴学昭给他打的电话，电话里表明自己是杨绛先生遗嘱的执行人和管理人，希望以后钟老手头上有关杨先生的信件不要再发表流通出去了。钟老年老眼花，耳朵听力也不大好，说还是写信吧，这样清楚点。吴学昭也应承过后写信。可左等右等，钟老没有收到任何信件，不免担心是否路途中出了岔子，信件丢失。

因了这一封没有抵达的信，钟老正好看到《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书摘，于是想让我询问一下。现在想来，钟老也是个办事认真的人，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像风筝飞了出去，最后落哪了，不得而知，心里终归有点戚戚然。

钟老说，吴学昭在电话中的语气不大好，让他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杨绛先生在世时都没有对他用这种语气说过话。“杨先生给我的信，她那里都留有底稿，吴学昭应该可以看到杨先生对我的态度。”

对于吴学昭不满钟老手头两封杨绛私信公开，其中涉及杨绛对张爱玲的评价，被广泛传播，很不合适。钟老则认为，杨绛先生评论张爱玲，有她的观点，让世人知道，这没有什么关系。对张爱玲，有很喜欢的，也有很讨厌的。就像对周作人，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不好。他本人就认为知堂先生除了汉奸外，文字非常好。而对于杨绛本人，外边也说法不一，有人说好有人不这么认为，这都很正常。如果什么都要求得统一口径，那还有什么文学自由，文化自由。

吴学昭认为，杨绛先生与钟叔河先生的通信，是私人行为，属于私人信件，是私密的，不可公开。钟老对此很不同意，说，杨先生大我20多岁，我们是朋友，在信件上谈论文学，都坦坦荡荡的，没有隐私可言，为什么不能公开？古今往来所谓的私密信件不敢公开，只有婚外情，或是贪污行贿。

对于2013年杨绛先生起诉原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官司，钟老认为杨绛先生不该这么做。这些信件主要是钱锺书上世纪80年代与李国强的书信往来，以及钱锺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书信及手稿共计110件。书信中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批判。杨绛认为其中有不少钱锺书认为“不能公开说的话”。钟老说，这些信件拍卖流传出去，比待在保险箱里有价值，它们对公众对社会对文学研究，都有巨大的作用，不公开不发表，对钱杨两人，都是巨大的损失。

吴学昭在得到钟老尊重她的意见不再公开发表杨绛信件的承诺后，又希望王平拍摄和复印的信件，钟老能够收回，以免以后出乱子。钟老说，“接到吴学昭电话后，我已经跟王平说不要再发表杨绛的信件。现在王平在编一本《钟叔河与名家的书信集》，因了吴学昭的意见，就把里边原来所收的杨绛的信抽了出来，不再放到书信集中。但已经发表过的，王平如果坚持收入书中，我也没有办法。毕竟编者是王平，我也只得尊重他的选择。”

钟老始终认为，书信是钱锺书杨绛作品人品的一部分，应该公开，让世人知道，也让研究者有更多的材料，这对钱杨两者是加分，不会损毫毛一根。

钟老说，杨绛是他落实政策以后通信较多、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两个人之一，现在他没有时间写，但以后一定要写杨绛。写文章不可避免要引用原信的内容。至于著作权法等规定，他作为一个出版人，当然知道怎么去遵守。目前钟先生忙于杨云辉主持的岳麓书社一个文丛（即《走向世界丛书》）的文章，因是他自己答应写的，故暂时无暇顾及其他。

谈到书信的刊登发表，钟老说，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出书是赚不了钱的。这辈子他编了一些书，写了一些作品，可以说还是过硬的，站得住脚的。至少这些书可以一直出版下去，有人愿意买愿意读。他自己不愁吃不愁穿，有房子住，不用再买大宅；衣服很多，不必再买穿的；书很多，家里放不下，也不必再买。子女都退休了，孙女孙女婿在深圳，工资是钟老的好多倍。钟老的钱在他们看来都是小钱，不在话下。他从来不靠出书赚钱，也从来没想过要拿私人信件出版去赚钱。那不是他的为人，否则钱锺书杨绛先生也不会与他有过往的通信联系了。钟老说，可能吴学昭先生对此有深的误会。

末了，钟老并不放弃，他很乐观地抱着期望，“你作为媒体人，与她接触过，等过了这一段时间，再劝说她，让她把钱锺书和杨绛的遗稿和书信拿出来发表，这对社会对公众是一件大好事情。她也不想想，她在世的时候管这个不能发表那个不能公开，现在我这里是尊重她，答应了她的要求；但其他人呢，她管得过来吗？她不在世后，这些信件怎么办？会不会有人拿出来呢？”

就这么一件事，来来回回折腾了几个星期。钟老说自己根本不想如此浪费时间。

太阳下，这个电话又让我一身大汗。

两个老人，钟老85岁，吴学昭87岁，各自角度立场不同，各自话语体系不同，我只得在电话的另一头，听，点头；再听，再点头；继续听，继续点头……

他们想的，说的，我都懂。

但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上述内容写于2017年）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