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30日，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因身患癌症，在北京医治无效去世。
此时他才回国仅仅3年，如此一个特殊的人物去世，让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重视了起来。
第二天党中央命令立即组建治丧委员会，但当周总理看到送上来的李宗仁治丧报告时，却皱起了眉头，原来报告中葬礼的主持人，居然是政协副主席傅作义。
按理说解放战争时期，李宗仁曾是傅作义的顶头上司，而且两人关系一直也不错，无论是从当时的地位还是曾经的身份，傅作义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为什么周总理却并不满意还亲自划掉了名字呢？
李宗仁的功与过
其实周总理并不是觉得傅作义不好，也不是觉得李宗仁配不上，而是李宗仁一辈子实在太特殊。
他不像卫立煌始终把我党当作朋友，也不像汪精卫一味地投敌卖国，他既有让人称赞的一面，也有让人诟病的一面。
1926年蒋介石为了在国民党内部夺取领导权，悍然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就在蒋介石背弃孙中山遗愿，大肆捕杀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时，远在广西的李宗仁则率先拉开了北伐的序幕。
虽然李宗仁的目的并不是实现国父统一全国的遗愿，但他确实是北伐第一人，可谓歪打正着做了第一件好事。
当时广西的两支部队“定桂军”和 “讨贼军”合并后，被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亲自出任军长，成功地实现了两广的统一。
随后在他的带领下，两万多广西军人参加了北伐战争，一路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多个省市，立下了赫赫战功。
然而就在国民党统治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后不久，李宗仁却犯起了糊涂。
1927年由于感觉到工农运动危及了自己在广西的统治，李宗仁决定和蒋介石合作，对我党同志进行血腥清除，并推进和参与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大批共产党人被反动派军警逮捕，上海街头血流成河导致，甚至在离上海甚远的广西也对我党进行了大范围屠杀，最终导致李大钊、肖楚女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壮烈牺牲。
当时李宗仁还沉浸在军阀思想之中，一心只想着做自己的广西王，因此对我党的态度始终是既反对又利用，这一点在他后来“围剿”红军的过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1933年蒋介石命其派兵参加“剿匪”，他则交代手下，出两个团必须换四个团的装备回来，而且不能损失一个士兵一支枪。
此时的李宗仁对待红军是能拖就拖，能不打就不打，但他还并不是我党的朋友，不过是为了保存自己实力而已。
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蒋介石许诺100万军费，命令李宗仁、白崇禧集结桂军主力配合中央军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李宗仁一看就知道蒋介石这是驱虎吞狼之计，为的就是把红军赶进广西，让桂军和红军厮杀，中央军正好名正言顺进驻广西，于是中央军在红军身后猛追，桂军则在前面不断避战。
当时桂军正好负责兴安至灌阳一线的进攻，但不管蒋介石怎么催促，桂军始终坚守不出。
虽然桂军没有积极应战，甚至还连续三天撤走了封锁线上的军队，但由于红军通讯不畅导致错失了良机，以至于这一战，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从八万人锐减到三万人。
为了阻止红军进入广西，李宗仁还发出了杀死或活捉一个红军，给8块大洋的悬赏。
当时红34师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在桂军7个团的攻击下几乎全军覆没，仅剩的200余人跟随师长陈树湘突围到了广西境内。
但由于李宗仁的悬赏和妖魔化，导致这两百多人不断遭到袭击，最终回归队伍的不足百人。
因此在抗战爆发前，李宗仁不仅不是我党的朋友，甚至还有着血海深仇，而我党建国后之所以仍给他较高的待遇，完全是因为接下来这两件事。
“民族英雄”李宗仁
1936年李宗仁联合广东的陈济棠，以抗日的名义发动两广事变，在民族大义上我党不计前嫌，当即通电支持李宗仁的抗日主张。
随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我党表态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此时李宗仁也表示支持和平解决，于是我党与李宗仁的关系，才从血仇变成了合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宗仁领导的桂系表现积极，动员了大量广西战士奔赴抗日前线，李宗仁也亲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对日作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已经占领了我国的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一旦再占领了徐州，就会打通津浦线陇海线，为下一步攻打武汉创造良机。
为挽救民族于危亡，周恩来放下红军时期的矛盾，亲自会见李宗仁，表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败多胜少，国家已经到了危难的关头，必须打赢此战才能稳住人心。
除了劝李宗仁积极备战，周恩来还帮李宗仁制定了作战方针。
不过当时李宗仁的处境并不好，他虽然是战区长官，但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手下的部队大都是收拢的杂牌，主要是没人要的川军、滇军和西北军，加起来还不到四个军。
而日军却是两个王牌师团，兵力悬殊之下李宗仁大可以学习孙元良跑路，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在经过周恩来和白崇禧的反复劝说后，李宗仁下定决心在台儿庄迎战日军师团。
3月23日，台儿庄战役打响，李宗仁计划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配合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围歼日军濑谷支队。
但汤恩伯一向畏敌如虎，又是蒋介石嫡系，李宗仁根本指挥不动，只好三番四次督促赶快行动。
原本按计划第二十军团应和川军122师在藤县合力阻击日军，但汤恩伯见到日军来势汹汹直接避战不出，导致122师在藤县孤军奋战，最终全部英勇牺牲。
日军在击破藤县后，大军直抵台儿庄外围，城内的31师死守5天不见援军，导致李宗仁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功亏一篑，气得李宗仁在电话里怒骂汤恩伯，但此时汤恩伯仍然不肯驰援，无奈之下李宗仁只好一面威胁他“军法从事”，一面向蒋介石打报告。
尽管汤恩伯消极避战，但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依然凭借一己之力重创日军，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由于此战是抗战以来我军在会战中少有的大胜，因此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坚定了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仅此一役，李宗仁就称得上“民族英雄”。
至此无论是身份还是地位，李宗仁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不仅他的思想和眼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连我党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但随着日本投降，他又犯起了糊涂。
逃亡海外
在解放战争的初期阶段，李宗仁曾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形势越来越不利，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蒋介石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
他明白，如果继续坚持战斗下去，可能会导致国民党军队的整体崩溃，从而使他自己陷入更加困境的境地。
因此，蒋介石暗中授意自己的亲信，在背后积极推动李宗仁担任代总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回旋余地。
李宗仁和蒋介石斗了半辈子，对蒋介石的把戏早就看得透透的，自己去当这个代总统，不过是蒋介石的挡箭牌而已。
但他仍然幻想能够用和谈的方式划江而治，不得不说这个想法差点毁了他，真要实现划江而治，那他李宗仁就从“民族英雄”变成“民族败类”了。
1949年11月，随着桂军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李宗仁在国内赖以生存的势力也土崩瓦解了，他从南宁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而后流亡到了美国。
虽然李宗仁半辈子积累的财富，足以让他在美国高枕无忧地过一辈子，但在美国举目无亲，平淡的日子对于一个戎马一生的战将来说，实在备受煎熬。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李宗仁对家乡的思念也越来越强烈，但一想到自己手上的血债，他又打消了念头。
而与孤寂无依的李宗仁不同，此时新中国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通过华人华侨不断传回的消息，大洋彼岸的李宗仁看到了祖国的变化，对家乡的向往让瑟瑟发抖的他鼓起了勇气。
当时我党提出“爱国不分先后”的口号，号召海外的华人和国人回国参加建设，李宗仁深受感触，秘密给曾经的秘书程思远写信，希望他能够帮忙探一探我党的口风。
这个程思远是以前桂军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一直被李宗仁视为智囊，后来他一直住在香港，曾多次应邀到大陆参观，和我党有不错的关系。
程思远将李宗仁的信很快写成报告，托人送到了中共中央，毛主席看后亲自写信给周总理，提出应该欢迎李宗仁回国。
周总理对此也很赞同，就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欢迎他回国定居，我党保证不算旧账。
为了让李宗仁放下所有顾虑，周总理还给李宗仁定下了“四可”“四不可”政策。
“四可”是可以回国、可以自由出入、可以回美国、可以随意安置财产，“四不可”则是不可介入中美关系、不可插手台湾问题、不可介入国共关系、不可再搞第三势力。
1963年程思远找到李宗仁，并将周总理的信亲手交到他手上，郑重地将周总理的话传达给李宗仁，李宗仁看过信后，热泪盈眶表示只求回到祖国“落叶归根”即可。
李宗仁虽然思乡心切，也有民族大义，但确实容易犯糊涂，就在他接受到周总理的指示后，李宗仁却写了一篇文章，差点毁了自己的回家路。
万里归途
1964年2月，李宗仁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中发表了自己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
报纸发行后，引起了国际上的误解，给我国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为此中央不得不推迟了他的回国计划，表示要重新考虑。
其实文章发出后，李宗仁也立即发现自己犯了错误。
为了弥补过错，他紧急通过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对文章中的言论登文道歉，极力挽回造成的损失，为了表示回国的决心，他变卖了所有家产，装好了自己所有的文物古董，准备献给国家。
事后毛主席看了中央调查处的汇报，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找到周总理表示可以欢迎李宗仁先生回国了。
得到指示，周总理立刻安排了各项部署，以迎接李宗仁安全回国。
李宗仁本来是想公开回国的，但所幸被周总理及时制止了，其实当时，台湾和美国对于李宗仁先生的动向，一直都虎视眈眈。
蒋介石就曾经对手下的特务叮嘱过，如果李宗仁回国，就直接抓回台湾，不得不说有时候李宗仁确实有点糊里糊涂。
李宗仁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回归意义重大，对于很多流亡在外，甚至被困台湾的国民党人员来说，他的成功回归就是一面旗帜。
这表示新中国愿意接纳犯过错误的国民党人，毕竟李宗仁参加过四一二事变，杀过共产党人也杀过红军，真算起来也是一级战犯了。
从历史过错上来说，李宗仁和蒋介石的等级差不多，如果李宗仁安全回国，那就意味着蒋介石的一些借口将不攻自破。
他将再也不能以秋后算账的理由逼迫国民党士兵卖命了，所以蒋介石决不允许李宗仁回到祖国。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以陪同夫人前往瑞士疗养为由，取得了出国护照，做完这些之后，李宗仁马不停蹄赶到苏黎世与程思远会面。
然而由于吴尚鹰与李志圣没有按计划赶到苏黎世，再三权衡之下，李宗仁三人只好先一步乘飞机离开了机场。
此时蒋介石的保密局已经暗中查明了他们的航线，在日内瓦、雅典等多地都埋伏了诸多杀手，只等李宗仁现身。
然而李宗仁的飞机沿途一路飞过既定地点，三人却始终没有下过飞机，抵达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后，三人刚下飞机就被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警察围在中间，坐上警车一路飞奔到中国大使馆。
当夜，在骗过大使馆外的杀手后，李宗仁三人悄悄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蒋介石的刺杀计划彻底失败了。
回国后，李宗仁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化名王敬之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可惜回国仅仅三年，李宗仁就被查出了直肠癌晚期，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
尽管医院全力抢救，但依然无力回天，最终李宗仁于1969年1月30日病逝。
李宗仁病逝后，医院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中央政府，为了表示对李宗仁的尊重，组织上决定为他举行一场庄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同时计划邀请李宗仁生前的好友傅作义担任追悼会的主持人。
然而，在看到这份治丧名单后，周总理认为有些地方不太合适。
他担心，虽然傅作义和李宗仁是多年的老友，但二人都是国民党的重要成员，身份较为特殊。
如果让傅作义主持李宗仁的追悼会，可能会引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制造事端。
经过深思熟虑，周总理决定亲自出面，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替代傅作义担任追悼会的主持人。
这样既表达了我党对李宗仁先生的尊重，也向世人展示了我党的广阔的心胸。
结语：
周总理的修改果然产生了极好的效果，追悼会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好评。
事实证明，我党为了祖国的统一可以放下一切恩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谁也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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