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他屡次面对巨大的危险，但总是能够化险为夷。这不仅仅归功于他个人的胆识和智慧，还有许多朋友和同志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特别是在他的青年时期，毛主席因直言不讳地批评时政而触怒了当时的湖南省长赵恒惕。赵恒惕深感威胁，秘密下达了逮捕命令。
此次脱险多亏毛主席的前教师刘策成提前传递消息，多年后，当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时，他收到一封来自刘策成的信件。
这封信里写了什么，毛主席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与毛主席的师生情谊
刘策成生于1883年的湖南省新邵县花桥乡的一个简朴农家。因为自小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这使他在学术和人生道路上崭露头角。
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在广西优级师范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
到了1913年，他因其卓越的教育才能和创新的教育理念，被任命为湖南省邵阳中学的校长，很快在教育界建立起了崇高的声望。
然而，正当他的教育生涯进入高峰期时，政治变革的波澜席卷而来。刘策成因公开反对袁世凯自立为帝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与同事李洞天及学生匡互生一同遭到湖南省政府的逮捕。在那段阴暗的牢狱生活中，李洞天的不幸牺牲，而他因革命家蔡锷的力保免于一死，却被判处了十五年的沉重刑期。
幸运地是，袁世凯去世后，刘策成获得释放，并迅速回归到他所热爱的教育领域，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历史教员。他的释放和归来在长沙城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尽管多数市民未曾亲见其人，但关于他的英勇抗争的故事却广为流传，激励着无数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人们。
在这期间，一个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也听闻了刘策成的英雄事迹。他对这位敢于挑战权威、为理想奋斗的刘策成深感钦佩，这位青年就是毛主席。在得知刘策成即将成为自己学校的教员时，他无比激动，期待着能从这位传奇人物那里学习和获得启发。
刘策成重新投身教育工作后，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教学，而是将课堂变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平台，用历史的教训启发学生思考现实问题。这种教学方法深深吸引了毛主席，两人常在课后进行深入的思想和哲学讨论，毛主席不仅成了他的忠实听众，更成为了思想上的追随者。而刘策成也极度赞赏毛主席的才智和志向，认为他“志气锐，思非凡，是奇才”。
在文化书社的初创阶段，因为资金紧张，毛主席向刘策成寻求帮助。刘策成在了解情况后，立即汇款300元以支持这个项目，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资金。
刘策成坚称这笔钱是对毛主席及其理想的投资，这深深打动了毛主席，同时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师生关系。
这段深厚的关系及其教诲在毛泽东后来的革命活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他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坚持信念的重要力量。
赵恒惕策划逮捕毛泽东
1923年，湖南省的政治舞台风云变幻，社会动荡。在这一年中，毛主席地发表了两篇犀利的文章——《省宪下之湖南》和《省宪经与赵恒惕》，针对时任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政策弊端和个人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公然挑战了他的权威。这一行为引发了赵恒惕的极大愤怒，进一步加剧了他对毛泽东的敌视。
之前，谭延闿与赵恒惕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毛主席和中共湘区委在这场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了谭延闿一边，已经让赵恒惕对毛主席产生了敌意。
所以在谭延闿的部队撤出湖南后，赵恒惕抓住机会，对毛主席等政敌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压。他下令关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学校不仅是进步思想的聚集地，也是毛主席和他的同志们活动的核心。此外，赵恒惕还镇压了水口山工人运动，这是一场旨在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工人自发抗议运动，结果遭到了赵恒惕政府的残酷镇压。
因为赵恒惕的镇压措施日益严厉，使得毛主席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
决心要彻底根除这个政治障碍的赵恒惕，开始密切监视毛主席的一举一动，并策划了一次精心设计的逮捕行动。
这一消息很快被地下组织获取，许多支持毛泽东的活动人士和同情者迅速行动起来，密切合作，策划如何保护这位未来的革命领导人。
1923年12月，28日至31日的这几天对毛泽东来说成为了生死攸关的时刻。通过多方面的保护和隐秘操作，毛泽东在一系列紧急的转移和藏匿后，终于成功脱离了赵恒惕的追捕网。而在这个事件中，湖南省会警察厅厅长刘武（即刘策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是他在关键时刻，他选择将内部消息透露给毛泽东，为后者的安全脱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
暗传消息助主席脱险
刘策成此时是湖南省会警察厅长，他与省长赵恒惕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合作，还有私人关系——赵恒惕的侄女是刘策成的儿媳妇。
刘策成在担任警察厅长期间，没有完全沉迷于权力斗争的漩涡，反而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保护和修缮长沙的文化遗产中。在他的推动下，天心阁及其周围的城墙得到了精心修复，并且仿照北京的文渊阁建立了两座轩亭，通过长廊与主阁连接，使得整个区域焕发出新的活力。在他的主导下，长沙首座市民公园——城南公园建成，为市民提供了一个美丽而宁静的休闲场所。
1923年底，随着赵恒惕开始镇压政治对手，尤其是针对他的老对手毛主席的追捕行动，刘策成面临了艰难的抉择。作为毛主席的前教授，刘策成对毛主席抱有深厚的敬意和情感，并对政局有着深刻的洞察。在得知赵恒惕密谋逮捕毛主席的行动时，他决定采取措施。
在一次秘密会面中，刘策成告知了长沙东区警察署的署长王建屏赵恒惕的计划。由于与王建屏有着深厚的私交和信任，他请求王建屏帮助确保毛主席的安全逃脱。王建屏深知刘策成的为人和此事的重要性，因此他谨慎地安排了自己的两名警卫在夜间前往清水塘，希望及时警告毛主席即将面临的危险。
那晚，毛主席并未在家，警卫们继续追踪至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址，并成功面见了毛主席，告知了他即将发生的逮捕行动。第二天清晨，毛主席悄然离开长沙，而王建屏则在城区内制造大规模搜索的声势，成功误导了追捕者，确保了毛主席的安全脱险。
写信请求主席安排工作
1939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刘策成得知周恩来即将前往南岳衡山视察当地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时，决定上山，亲自会见周恩来。
在山顶，周恩来回忆起毛主席曾与他分享的往昔岁月，尤其是他们在长沙的日子以及刘策成在关键时刻对毛主席的救助。
那年，刘策成还专程前往邵阳双坡岭五井塘，拜访了居住在当地一个农民家中的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在与徐特立的深入交流中，刘策成表达了他对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坚定支持，并请求徐转达他对毛主席的敬意和赞同。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刘策成试图重新与毛主席建立联系，表达了他希望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1950年8月16日，毛主席回应了他的来信，建议刘策成不必亲自前往北京，可以直接在长沙联系省长程潜。刘策成遵从毛主席的建议，迅速行动，前往长沙并成功与程潜会面。他很快被安置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担任参事，虽然这一职位待遇优厚，但刘策成仍希望能转岗到省文史研究馆，因为那里的环境更适合他从事《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学术研究。
毛主席在1951年2月7日的第三封信中告知刘策成，已经联系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为他的工作调动做安排。在周恸来和李维汉的共同商议后，决定将刘策成安置在中央文史研究馆。6月，刘策成正式收到了聘书，这份由总理周恩来亲笔签发的文件，正式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
7月，刘策成带着家人迁至北京，开始了他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新生活和工作。在这里，他继续致力于文史研究和写作，不断深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学术研究取得成果
1951年，刘策成及其家人迁移到了风景秀丽的北海公园附近，这稳定和宁静的学术环境使他能够专注于长期以来深爱的学术追求——对《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校勘与订正。
当时，作为新聘任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策成本应接收的聘书由于一个地址上的误会并未能及时送达。
原本的目的地是前门草场长巷五条的宝庆会馆，但实际上刘策成已经在毛主席的安排下住进了惠中饭店。
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更正了聘书上的地址，并确保了聘书能够准确送达。刘策成收到聘书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稳定的家庭生活为刘策成提供了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环境，虽然视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阅读和写作，但他从未放慢学术步伐。
在这段时间，他的儿媳赵懿馨成了他不可或缺的帮手，常常帮他抄写稿件，同时他也收到了徐特立、陆定一、郭沫若、黄炎培等多位学者和老朋友的来信，他们对庄子的讨论激发了更多的学术灵感。
1953年春，周世钊老师从长沙来到北京，他不仅是毛主席在湖南一师的老同学，也是刘策成的前学生。周世钊的到来为毛主席带来了久违的校园回忆。在一次聚会中，毛主席表达了对刘策成的深厚敬意，赞赏他在长沙时代的抗争功绩以及对《庄子》的深入研究。毛主席提到，尽管自己未能深入研究《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但已指示相关部门尽快出版这部作品。
1953年，《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被国家图书馆列为重要藏书。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刘策成学术生涯的肯定，也是他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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