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的晚上，红七军团十九师四十八团一营副营长柴荣生，被紧急叫到了位于遵义城中的红军总部。
此时的红军，刚刚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到部队，红军将士们听说会议批判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又重新出来指挥红军的消息后，干部战士们都非常高兴。
（开国大校柴荣生）
柴荣生所在的部队，此前一直驻在遵义城外的泥沟，担负保卫总部电台的部分任务。作为一名老红军，柴荣生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
柴荣生是江西乐平人，19岁时在家乡参加红军，曾是红十军最年轻的报务员。1932年进入中央工农红军干校学习，毕业后成了第一军团的一名排长。
由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开始长征。作为一军团的一员，柴荣生的部队在长征中担任红军的前锋，参加了无数次战斗。
被叫到红军总部后，柴荣生的第六感觉告诉他，肯定是组织上要交给他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果然不出所料，一名首长拿出一封信交到柴荣生手上，郑重地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你返回中央苏区，把这封信送到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项英、陈毅同志手里。怎么样，能完成任务吗？”
二、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主力红军不得不离开红都瑞金，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下了红二十四师和10个独立团约1.6万人，加上地方干部、伤病员等共约三四万人，归中央苏区中央分局指挥。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组成，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并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的坚持阵地，任务是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准备将来配合主力红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
很显然，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留在苏区打游击的红军，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
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动用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分片“清剿”，中央苏区在3个月内几乎全部沦陷，许多村庄被杀绝户，青壮年遭受“断代性”的牺牲，苏区几百万军民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陈毅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央苏区沦陷的景象，“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满野地跑。听到这边枪响往那边跑，那边枪响往这边跑。”
留在苏区的红军队伍，面对十数倍、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在极其复杂残酷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斗争，从不屈服于敌人。他们坚持公开与半公开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的内线工作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善于运用夜袭战术，努力打歼灭战，利用地形地物打伏击战，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常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对于被留下来的同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主力红军的去向，以及中央苏区今后的命运。在今后该怎样坚持斗争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
项英认为，主力红军出动了，会在湘西打几个大胜仗，建立新的苏区，大部分敌人将会被吸引到那里去。之后主力红军将会回到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已失的苏区。
陈毅则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过去的大规模根据地、大兵团作战的局面完结了。我们要赶快准备，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思想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斗争。只有彻底转变斗争方式，改变领导方法，才能争取斗争的胜利。”
遗憾的是，陈毅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项英还是提出了“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的错误口号，要求把县、区地方武装集中起来，同敌人硬拼。
在这种军事指导思想下，留下来的红军同敌人硬拼，最终在牛岭战斗中被敌人打散，所谓“最后的坚持阵地”也失守了。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的机关、部队，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仁风地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险境地。项英不得不将这一严峻情况向中央汇报。
中央收到这份电报的时间，是1935年的元月，遵义会议刚刚结束。于是中央决定将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给项英和陈毅等同志，告诉他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批判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央苏区的斗争主要是坚持游击战争，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组织方式、斗争方式必须与此相适应。
由于当时情况特殊，（据邓子恢后来的回忆，当时项英手上的电台出了故障，一直无法使用），中央的电台已无法与留在南方的同志取得联系，因此中央决定派人将这个情况送到江西。而被选出来执行这一任务的，就是柴荣生。
从首长的手中接过这封信后，柴荣生顿时感到责任重大。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向首长行了个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离开总部后，柴荣生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陈毅的身影。在红军电台任报务员时，柴荣生曾见过陈毅，对这位儒雅的红军领导人有着很深的印象。一想到自己肩头担负着留在南方同志们的安危，柴荣生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封信送到陈毅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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