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2日，中南局领导人之一、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的办公室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陶铸拿起听筒，耳边随即响起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熟悉的声音。
今天的叶剑英有点反常，性格温和的他，罕见地动怒了。
“陶书记，怎么搞的？有人拿着你们中南局的公文抓走了莫雄，他可是我任命的干部！”
“有这事吗？我马上调查！”陶铸急忙说道。
“必须赶快救人，主席交代过我照应他，出了事，我在主席那里无法交代！”叶剑英补充说。
莫雄是谁？为何被抓？他的被抓跟毛主席有何关联？
回答这些，绕不开两个人。
第一个人，名叫杨永泰，他曾是蒋介石的第一智囊，人称“诸葛转世”。
杨永泰，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一个书香门第，北京政法专业学校高材生。他从小就雄心勃勃，立志治国安邦，青史留名。后来他也确实得到重用，在1920年前后曾经担任过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和广东省长。
但是这跟他的理想相差太远，他的梦想是当“天子”重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十年后，他的梦想终于实现。1931年，蒋介石得知他的才华后，三顾茅庐，请他出任军委会秘书长。士为知己者死，杨永泰感激涕零，向蒋介石献出妙计作为回报。这条妙计，总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攘外必先安内”，不然的话外患没有了，江山也丢了，得不偿失。
二是剿共的时候，必须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杨永泰问蒋介石：“红军为何能迅速发展，星星之火最后燎原？”蒋介石说：“那是因为桂系军阀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作乱，给了红军发展机会。”
“非也，主要是因为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深得民心，中国底层百姓生活太苦，社会不公。”
蒋介石一想，这话说得也对，就问对方：“我们该怎么办？”
“也学共产党，严惩贪官，整饬吏治；扶助贫困百姓，提高他们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让他们上得起学，看得起病。”杨永泰说。
蒋介石深以为然，开始在苏区周围实行。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杨永泰提出的措施当然不会得到全面贯彻，但仅仅是部分落实，就收效很大，苏区的面积大大压缩，杨永泰也被提拔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成为蒋介石帐前军师。
跟莫雄有关的第二个人，名叫柳维垣，是湖北黄陂人，1892年出生。
柳维垣是中央警官学校高级研究班毕业，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他苦读兵书，也是个学术派，但是理想虽然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他这匹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始终是怀才不遇。
到1934年，已经四十出头的他，还只是黄陂县的县长。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已经知足了，但是柳维垣心有不甘，这简直是大材小用，明珠暗投。不甘心归不甘心，他一没有人脉，二不会行贿买官。如果不出意外，他也只能庸庸碌碌度过余生了。
柳维垣不这样想，他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总有一天，他会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1934年9月，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月下旬，柳维垣接到一个通知，参加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柳维垣一看通知，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
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怎么会通知一个小小县长参加呢？这是因为黄陂位于中央苏区周边，蒋介石为了剿共“不耻下问”，集思广益，柳维垣也应邀参加了这次高级会议。
这一来，柳维垣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历史即将发生剧变。
柳维垣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心咚咚直跳，紧张得很，大气都不敢出，更别说发言了。
可是，蒋介石的话打动了他。
“众所周知，我们（第四次‘围剿’）‘剿共’失利了，今天开会，就是要总结一下教训，制定出下一步行动的方案。”
蒋介石用他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会场一周，然后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诚恳地说。“现在把诸位召集到这里，就是要大家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无论职务高低，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听了蒋介石的话，在座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领纷纷发言。可是，蒋介石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都是夸夸其谈，没有什么新鲜玩意。
蒋介石越听脸色越阴沉，绷着脸没有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滔滔不绝，没有人说到点子上，台上蒋介石失去了耐心，他几次想站起身，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台下的柳维垣也眉头紧皱，心说蒋介石跟前这么多酒囊饭袋，怎么会“剿共”成功？他终于忍不住了。就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柳维垣站了起来，鼓足勇气举起手说：“我想说两句！”
“我以为，对‘赤匪’的四次作战，不是出了问题，而是根本就是错误的。”柳维垣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情绪，语速很慢地说。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大家都为这个小县长捏着一把汗。心说你这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四次作战的方案都是批准制定的，你这不是指责总裁吗？
根据蒋的一贯作风，柳维垣这个小小县官，大概率吃不了兜着走。顿时，会场寂静一片，空气也变得紧张起来。
可是出乎意料，蒋介石不但没有动怒，反而微笑着说：“好！年轻人，有勇气，讲下去。”
蒋介石的态度让柳维垣不再有顾虑，思路更清晰，语速也加快，开始滔滔不绝谈自己的想法。
“鄙人认为，我们这次最好采取堡垒战术，从外围开始修碉堡，推进到哪里，就把碉堡修到哪里。”
“而且碉堡的密度要高，无论是纵向、横向，各个碉堡的火力实现交叉射击，无死角覆盖……”
听柳维垣的讲话，蒋介石来了精神，觉得这主意能成。
下面的官员也觉得这个县长说得有理，同时他们也感到后悔，如此简单的东西自己为何没有想到？
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这主意太笨，代价也太高，不可行。”
柳维垣解释说：“因为‘赤匪’控制的面积，本来就不大，只有方圆几百公里而已，最多不到一年，就可以完成‘剿匪’大业，一劳永逸除掉心腹之患。”柳维垣提高了声调说。
柳维垣发言完毕后，蒋介石带头起立鼓掌，其他人也情不自禁跟着鼓掌。
根据柳维垣的思路，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的陈诚立即着手制定具体的战术。
两天后，会议再次召开，陈诚向在座的军政要员宣读了他绞尽脑汁制定的“铁桶计划”：
“各位听了，从今年10月中旬开始，我们要出动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1000多辆汽车，对‘匪区’实施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
“战斗爆发后，各部每天务必至少向前推进4公里，一边推进，一边建造铁丝网，除了大路，不留空白。”陈诚踌躇满志，杀气腾腾地说：“这样不出两个月，定让‘匪军’灰飞烟灭，让朱毛等人插翅难飞！”
最可怕的是，陈诚还要求，各碉堡的密度在100米，碉堡里的人不用望远镜，就能一目了然。
陈诚讲话后，蒋介石发表讲话，他信心满满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胜券在握，望诸位积极行动，为党国建功立业，毕其功于一役！”
在场的国民党将领听了都非常亢奋，像打了鸡血，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能今天就走上战场。
唯有一名军官与众不同，他听了陈诚的讲话之后，倒吸一口冷气。虽然他也跟着使劲鼓掌，但是眉头紧锁，神情严峻，心紧揪到了一起。
此人，就是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祖籍广东英德，生于1891年，他上过讲武堂，军事才华很高。他也是同盟会成员，从黄花岗起义，打破护国讨袁，再到东征、北伐，他都参加了，也算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
不仅如此，他还救过蒋介石的命。
那是1922年6月，粤军头目陈炯明趁着孙中山到广西讨伐桂系军阀，在广州发动叛乱，公开叫板孙中山。
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心腹将领，当时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在大本营驻扎。
在陈的指挥下，万余叛军直扑大本营，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此时他手中加上文职人员也不过千余人。无奈之下，蒋介石向孙中山发电求救。孙中山当时在桂林大本营，随即命令担任自己警卫工作的莫雄前往解围。
莫雄不敢怠慢，立即联系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发兵前往。他自己则带着两个营，作为前锋，马不停蹄赶到，把蒋介石叛军的层层包围中救了出来。蒋介石十分感激，两人即成生死之交。
当时的小蒋，还一身正气，开口“革命”，闭口“爱国”，莫雄对他很是崇拜。蒋介石比莫雄大四岁，莫便管他叫大哥。
可是到了1925年，蒋介石便露出了本来面目。
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遇刺后，蒋介石假装查案，将矛头指向自己的老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逼迫对方下野。如此一来，蒋介石成为国民党中数一数二的大佬。蒋介石过河拆桥，玩弄权术，阴险毒辣，让莫雄感到寒心。
道不同不相为谋，已是粤军第四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的莫雄心灰意冷，辞去军职到澳门闲居。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更是让莫雄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1929年10月，蒋桂战争爆发，作为讨桂军右翼第一路军总司令的张发奎突然倒戈反蒋，莫雄也加入其中，跟蒋介石反目成仇。
张发奎虽然老辣，但是斗不过后起之秀蒋介石，蒋介石拉拢广东另一军阀陈济棠，将张发奎打得满地找牙。
张发奎反蒋失败后，莫雄来到上海，在那里遇到自己的旧部、原11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他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
刘哑佛，江西人，1893年生于南昌，是1925年秘密入党的老党员。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的主角、烈士刘和珍，就是他的妹妹。
在粤军的时候，刘哑佛的身份是保密的，莫雄当时亲蒋，更不知道刘是党员。
此刻的莫雄，已经成为反蒋人士，刘哑佛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因为莫雄敬重刘哑佛，也对共产党产生好感，通过他又结识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其中包括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项与年。
项与年得知莫雄的人脉之后，决定发展他为我党工作。
莫雄曾经提出加入中共，但是周恩来觉得，他不入党的话，同样可以为党工作。就这样，莫雄成为一个非党员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既然要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就要在国民党中担任要职，已经淡出的莫雄，如何能重新回到军界呢？
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广东老乡薛岳。
薛岳比莫雄小5岁，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最初也是从粤军摸爬滚打出来的，对上司莫雄既熟悉，又敬慕。
1933年，薛岳已经是北路军之第六路军总指挥，负责赣南的"剿共"事宜。看到莫雄到来，薛岳喜出望外，就让他担任自己的高级幕僚。
没多久，莫雄在南昌又遇到了杨永泰。杨也是广东人，出任过孙中山的财政厅厅长，跟莫雄非常熟悉。在杨永泰的推荐下，莫雄担任了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
虽然莫雄也曾反蒋，但是因为对蒋有救命之恩，蒋介石还是不计前嫌，给他颁发了委任状。
蒋介石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委任，让他的“剿共”大业功败垂成，也让国民党最后丢掉了政权。
再说莫雄，听到陈诚如此毒辣的计划之后，决定将文件偷出去，不能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
可是“铁桶计划”不是一张纸，而是一大堆文件，洋洋洒洒几十万字，那里面不光是战略战术，还有各部队战斗序列和各地区的兵力部署。甚至还有进攻时间、进攻路线，以及作战图表等。
有人说了，只要将计划的梗概报告给中央军委，组织战略转移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仅仅是这个，这样军委也不会相信，更不会就凭着几句话就实行战略转移。再说，转移的话一定要从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出去。中央军委负责人，只有看到全部计划，才能做出转移的重大决定，才能依据敌人兵力部署，制定转移路线。
牯岭军事会议结束后，莫雄连忙赶回司令部，将全套的“铁桶计划”文件交给了一个人——刘哑佛。这时候的刘哑佛，被莫雄安排到身边，职务是赣北第四行署专署主任秘书。
刘哑佛转身出去，将文件交给了已经担任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项与年。刘哑佛神情凝重，对项与年说了一句话：“文件生死攸关，就是豁出性命，也要送到瑞金。”
项与年带着文件，开着汽车直奔瑞金而去。因为他打着司令部的招牌，所以一路顺风。但是到接近苏区时，再也不能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哨卡是过不去的。
项与年一狠心，当机立断，拿起一块石头，砸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一刻钟后，他的脸肿得像锅盖一样，面目恐怖。
谁会怀疑这样一个人？都以为他是个傻子、疯子。就这样，情报被安然送到了苏区。
早在当年5月，李德就提出了“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这一构想，中共中央还将这一计划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军委的“三人团”，开始了转移前的一系列筹备工作。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计划在10月底（不晚于11月初）突围。
原先，我党曾经通过别的渠道得到情报，说11月初敌人才会发动对苏区的大规模进攻。 可是没想到，蒋介石的计划突然提前，党中央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中央军委迅速作出决定，提前转移。
这时候，蒋介石的计划还没有实施。试想，如果晚了一步，敌人开始进攻，那真是插翅难飞，想想多么可怕？
所以，说莫雄救了9万中央红军，一点都不夸张。毛主席在那一刻记住了莫雄的名字，对他念念不忘，反复交代在广东工作的叶剑英，一定要找到他，善待他。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莫雄在哪里？
原来，莫雄一直为我党提供情报，已经引起薛岳的怀疑。薛岳下了决心，打算将其除掉，幸好莫雄提前得悉，连夜逃往香港。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叶剑英几经周折，打听到了他的去处，立即派人持亲笔信将他从香港接回。并且在一个月后，委任其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
莫雄老家的人不知道他的这段辉煌历史，只知道他是国民党少将，反革命分子，就派人到北江抓他。
中共中央中南局的个别负责人也不知道内情，就批准了他们的行动。1950年12月的一个中午，广东英德县体育场，一场公审大会正在召开，宣布“莫雄罪大恶极，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那个叫莫雄的犯人摇摇头，一言不发。他没有为自己辩解，非常淡定。
公安局长一挥手，几名公安人员押着莫雄走向刑场。
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急速驶来，从车上跳下一名干部，对行刑的公安人员说：“停止执行！”原来，是陶铸派人赶到了。
后来，莫雄曾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1980年莫雄病逝，享年89岁 。历史将永远记住他，记住这位当年曾经挽救了革命，挽救了近9万名红军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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