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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8日,六名伊朗总统候选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安晶
编辑|刘海川

伊朗前总统赛义德·易卜拉欣·莱希在2024年5月19日的直升机事故中罹难,为伊朗留下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号。

莱希刚出任总统3年,伊朗总统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莱希的罹难让伊朗总统选举提前到6月28日。

莱希任总统期间,虽然伊朗没能与美国就重返伊核协议踢出临门一脚,但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上取得了突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历史性和解、改善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还进一步“向东看”加入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并与中国签署25年全面合作协议。

对于谁能接棒莱希,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了6名候选人参选,其中三人——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伊朗前首席核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和前卫生部长马苏德·佩泽什基安成为热门人选。加利巴夫和贾利利是保守派代表,佩泽什基安则是6名候选人中唯一的改革派。

在首场选举辩论中,三人已经展现出不同。贾利利把矛头对准与美国达成伊核协议的改革派前总统哈桑·鲁哈尼,批评鲁哈尼政府过度依赖国际协议。

加利巴夫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让美国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佩泽什基安则呼吁伊朗遵守政府间组织设置的金融标准以吸引外国投资。

除了新伊朗总统人选,莱希的突然离世也让哈梅内伊的继承人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莱希是哈梅内伊的弟子,曾在什叶派最重要的宗教学院库姆神学院学习,被视为最可能继任最高领袖之职的人选之一。

而无论谁能胜出,伊朗新总统将立刻直面一个重要变数: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时对伊朗实施了极限施压政策,推动阿拉伯国家建立反伊朗联盟。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伊朗面对的国际环境将更加复杂。

热门三人

伊朗时政观察员、伊朗新闻电视台前记者弗里施特·萨迪吉(Fereshteh Sadeghi) 是贾利利支持者。她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莱希的突然离世让她感觉需要为莱希进行补偿。出于个人原因,她准备在总统选举投票中支持与莱希关系更近的候选人,也就是贾利利。

萨迪吉认为,加利巴夫、贾利利和佩泽什基安各自代表了伊朗国内不同的政治话语体系。加利巴夫是新保守派代表,支持伊斯兰革命,同时也愿意与西方保持对话。贾利利代表了保守派中坚定支持伊斯兰革命价值观的一派,反对与西方和美国和解。佩泽什基安则代表了改革派和部分温和派,主张与西方改善关系、重启伊核协议、维护文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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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62岁的加利巴夫和58岁的贾利利都曾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都参加过1980年开始的伊朗与伊拉克战争。贾利利的右腿因两伊战争致残,被称为“活着的烈士”。

两伊战争后,加利巴夫和贾利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加利巴夫在军队和政界都有丰富的经验。他在两伊战争中就是指挥官,后晋升为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部队司令。从军时期,加利巴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建立了良好关系。他也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信任,哈梅内伊于2000年指派加利巴夫出任伊朗警察总监。在警察部门工作五年后,加利巴夫辞去军队和警队所有职务,开始步入政坛。

进入政坛的加利巴夫连续12年出任德黑兰市市长,树立了实干家的名声。他还参加了2005年、2013年和2017年的伊朗总统选举。在2013年的选举中,加利巴夫的得票率排名第二,仅次于改革派代表鲁哈尼;2017年的选举中,他在中途退选以支持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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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利利比加利巴夫更早步入政坛,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是伊玛目萨迪克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伊战争后不久,贾利利加入伊朗外交部,官至外交部负责欧洲和美国事务的副部长。

除了外交部的工作,贾利利担任过多个要职,包括最高领袖办公室政策规划主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前强硬派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顾问。贾利利与哈梅内伊关系密切,深得哈梅内伊信赖。

从2007年到2013年,贾利利出任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就伊朗核问题与美国、英国等六国展开谈判。谈判期间贾利利保持了立场强硬,拒绝轻易向西方妥协。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是历史性协议,既削减了伊朗常年遭受的国际制裁,又有助于中东稳定。美国一度取消对伊朗的大部分经济制裁,伊朗得以大规模恢复石油出口,直到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带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贾利利参加了2013年的总统选举,也是2021年总统选举候选人之一。但在2021年选举前两天,贾利利为支持莱希而退选。贾利利与莱希关系密切,被称为莱希政府背后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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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贾利利和加利巴夫一样,现年70岁的佩泽什基安也是两伊战争老兵。但与贾利利和加利巴夫不同,两伊战争后,佩泽什基安没有继续从军也没有从政,而是投身医疗界。在2001年出任卫生部长前,佩泽什基安是手术医生,担任过伊朗顶级医学院大不里士医科大学校长。他同时也是一名《古兰经》老师。

除卫生部长职务外,佩泽什基安曾短期担任议会副议长,还参加了2013年总统选举。虽然从政经验并不丰富,但作为本轮选举中改革派唯一的候选人,佩泽什基安得到了改革派代表伊朗前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和前第一副总统埃斯哈克·贾汉吉里支持。

谁更有胜算?

目前伊朗官方和非官方的民调显示,加利巴夫和贾利利的支持率不分上下。伊朗文化艺术与传播研究中心民调显示,贾利利支持率为36.7%,加利巴夫30.4%,佩泽什基安为28.3%。但社交媒体上的非官方民调显示加利巴夫的支持率超过贾利利。

伊朗总统选举为获得50%以上选票的候选人获胜。如果没有候选人的得票率超过50%,则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将进行第二轮投票对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预测,加利巴夫是三人中更热门的人选。他认为,加利巴夫在军队中的经历以及担任德黑兰市长12年,使得他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更灵活,“是保守派中的务实派”。贾利利则更偏理论派。

秦天同时也指出,在最终大选投票前依然存在一个经常出现的不确定因素——退选。如果在最终投票前有多名候选人退选、名单缩减,则选情将更加清晰。如果依然有6名候选人进入最终投票,则选票更分散,投票可能进入第二轮。

美国分析人士还认为,根据此前伊朗总统选举的情况,大选投票是否进入第二轮与投票率有关。如果投票率在50%以下,则可能一轮投票就有最终结果。如果投票率在50%到60%之间,可能举行第二轮投票。如果投票率超过60%,则唯一的改革派候选人佩泽什基安将有机会胜出。改革派代表鲁哈尼在2013年和2017年获胜时,投票率都达到70%。

但秦天指出,自特朗普带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的改革派就处于劣势。2020年的议会选举、2021年的总统选举和今年的议会选举均为保守派获胜。再加之佩泽什基安并非改革派的标杆人物,没有提出突破性的主张,要想在本次选举中获胜“难度很高”。

秦天同时也表示,伊朗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此前为轮流出任总统。虽然目前的趋势是改革派占下风,但改革派是否被彻底边缘化还要看未来几年的选举情况。

莱希的意外离世留下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伊朗最高领袖的接班人。

哈梅内伊现年85岁,莱希曾被视为最有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但伊朗新总统并不会自动取代莱希成为最高领袖潜在接班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魏亮解释,伊朗宪法对领袖继承人条件有明确的规定,领袖继承人必须是宗教学者,至少要拥有霍贾特伊斯兰的职衔。什叶派宗教学者等级有三级,最高为大阿亚图拉,其次为阿亚图拉和霍贾特伊斯兰。

魏亮表示领袖继承问题是伊朗政治的最高议题,目前尚未有明确指向。

继续“向东看”

与很多国家不同,伊朗的总统实际是二号人物。最高决策者是伊朗的最高领袖,也是精神领袖。

魏亮指出,精神领袖是伊朗法基赫监护制度和伊朗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是伊朗内政外交的掌舵人,决定内政外交的总体方向。每位总统的施政都有自己的重点、特色和倾向性,但也需遵循精神领袖的指导。

秦天表示,新总统上任后,伊朗的内政外交政策不会有重大改变,特别是中东的地区政策。但总统在伊核问题上和对西方的外交上“有一定的运作空间”。

然而巴以冲突持续导致美国和伊朗关系紧张加剧,美国与伊朗的重返伊核协议谈判也没有重启迹象。秦天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伊核协议还是对西方的外交,“新总统能做的非常有限”。

而在国际舞台,伊朗新总统上任后即将面临两个新变数:为说服以色列在美国大选前停止巴以冲突,美国正在推动阿拉伯世界领头羊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以色列与伊朗是死对头;11月的美国大选后,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

秦天认为,从理论上,沙以和解会对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产生影响,“谁掌握和解的主导权存在竞争的意义”。从以色列角度看,沙以和解有助于孤立伊朗。但秦天判断,从实际操作上伊朗将坚定执行睦邻外交、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的路线。

“虽然伊朗不乐意看到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走近,但它不会因为沙以建交而改变对沙特的政策,伊朗将继续保持与沙特的和解。”秦天表示,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沙特也会继续与伊朗的和解。

特朗普则是中东和解的另一个变数。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时对伊朗实施了极限施压政策,不仅带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还暗杀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并推动中东国家建立反伊朗联盟。

秦天预测,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则无论是经济制裁还是地区政策,伊朗都将面临更大压力。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也可能在美伊间制造新危机,“对伊朗的危机管理提出很大挑战”。

但他认为,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潮不会因特朗普上台而逆转。秦天指出,伊朗与各国的和解潮虽然有外力推动,但更主要是内部需求驱动。比如沙特与伊朗的和解,除了中国助力,和解的达成也是沙伊双方出于对地区形势的长期考虑,为本国发展营造和平环境。

经济是伊朗选民在本轮总统选举中关注的重点,高通胀、伊朗里亚尔持续贬值都是新总统需解决的难题。但在美国制裁不放松的情况下,新总统能施展的空间受到了限制。

秦天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将继续保持“向东看”政策,加强与东方世界合作,并通过金砖国家等机制进一步推动“去美元化”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