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在其附庸国和占领国推行种族法案，致使欧洲多国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遭受有计划灭绝。
有一个欧洲小国，虽然加入了以纳粹德国为核心的轴心国，然而，当纳粹向这个国家的犹太人伸出黑手，要把他们送到灭绝营的时候，却遭到许许多多普通民众的抗议和拦阻。
最终，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在这个国家不得不停止下来，致使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安全度过危机。
这个欧洲小国就是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
1941年，在二战中努力保持中立的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为了避免落入苏联的统治，不得不加入轴心国阵营。纳粹德国对保加利亚也投桃报李，不但没有占领这个国家，反而把轴心国占领的马其顿和色雷斯送给保加利亚管理。
保加利亚建立起一个亲法西斯的政府，一些仇视犹太人的保加利亚人被赋予左右犹太人命运的权力。1941年，保加利亚政府参考纳粹德国的种族方案，出台了迫害犹太人的“捍卫国家法”。
保加利亚境内有接近5万犹太人。根据这个法令，每户犹太人家都要放置“犹太居民”标志；犹太人受到严格宵禁限制，不再被允许加入政党或专业协会；犹太人不能和非犹太人通婚，不能进入防空洞，不能拥有汽车、电话或收音机；除此以外，所有犹太人还被要求佩戴大卫黄星标志。
这项法案遭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反对和抗议。抗议的信件和电报纷纷从医生、政治家、知识分子、裁缝、皮匠、烟草工人、街头小贩和保加利亚东正教会、天主教会、归正教会发出，涌向国王、国民议会和总理办公室。
看到这些雪片一样飞来的抗议，从国王到总理到负责犹太人问题的亲法西斯者都明白了，在保加利亚，迫害犹太人有多么不得人心。迫害者在采取进一步行动时，不得不小心翼翼。
1941年1月，纳粹在巴黎处理犹太人问题的西奥多.丹内克来到保加利亚，要求把20000名犹太人驱逐到波兰境内的灭绝营。这是在保加利亚第一次大规模驱逐犹太人，按照纳粹的计划，这次行动以后，保加利亚犹太人先后都要被送到灭绝营。
第一次驱逐的20000名犹太人主要来自纳粹刚刚交给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和色雷斯。但这两个地区的犹太人加在一起，也凑不够计划的人数，必须还要从保加利亚原有的领土上，再抓捕7500名犹太人。
虽然抓捕这7500名犹太人的计划采取了最高保密措施，但这个计划还是透过官员、秘书、警察等首先获知消息的人悄悄传播开来，他们告知自己的犹太朋友，要求他们尽快逃离。
1943年3月9日午夜时分，普罗夫迪夫市的犹太拉比本雅明.比哈尔一家被门铃声惊醒了。打开门，一个脚蹬黑靴，身穿制服的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要求他们在30分钟以内，收拾一下行李，然后去犹太学校的操场，在那里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30分钟以后，拉比夫妇和他们的一双儿女带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家门，那名警察和一个便衣军官把他们夹在当中，向犹太学校走去。
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路上，拉比一家碰到普罗夫迪夫市东正教会基里尔主教的仆人，他正赶着去教堂生火。他好奇地问拉比：“深更半夜的，您带着一家人要去哪儿呀？”
比哈尔拉比匆匆地告诉他：“请赶快去把基里尔主教叫醒！就说拉比一家都被抓起来了，要被关在犹太学校里。估计会有更多的犹太家庭关在这里。”
仆人目瞪口呆，也不去教堂生火了，转身向主教家飞快地跑去。
拉比一家来到犹太学校操场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别人。他们一家在寒风里呆了一个小时，其他犹太家庭也拖儿带女，被陆续驱赶到这里。
不仅仅是普罗夫迪夫市，其他多个保加利亚城数百个犹太人家庭都接到同样的命令，在各个城市指定的地点集合起来。随后，非犹太居民获得消息，纷纷行动起来，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犹太邻居。
普罗夫迪夫市犹太学校广场上，集中了1500多名犹太人，学校外面挤满了抗议的当地民众。基里尔主教赶到犹太学校。他对操场上的犹太人喊话说：“我的孩子们，我不会让这件事发生在你们身上。我要躺在铁轨上，不让你们被带走！”
在来学校之前，基里尔主教给鲍里斯国王发了一封电报，以上帝的名义，请他怜悯这些不幸的人。他对当地的警察局长说：“我此前一直忠于政府，可现在，在此问题上我要尊重自己的良知，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
2016年，墨西哥著名女诗人莫斯科娜来中国扬州参加国际诗歌活动。莫斯科娜是一个犹太人，她的父母曾住在保加利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父亲在20岁时，曾经被送上开往波兰集中营的火车。当时教会的一名主教为了制止这辆满载犹太人的火车离开保加利亚，躺在了铁轨上。他说：“如果火车想开走，就要从我身上轧过去。”火车最后没能开走。
莫斯科娜说：“正因为如此，我的家族在二战中幸存下来。”
莫斯科娜说的这位主教就是基里尔。战后，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基里尔主教“国际义人”称号。
在距离普罗夫迪夫不远的另一个城市丘斯滕迪尔，为了保护犹太人，一个制衣店老板苏梅佐夫和另外三个市民，避开在车站监视的警察，踏上了去首都索菲亚的火车，去见国民议会副议长迪米特尔.佩舍夫。
在此之前，佩舍夫也听到了驱逐犹太人的传言，但他不相信是真的。直到见到苏梅佐夫等人，佩舍夫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表态说：“这个计划会让保加利亚的声誉遭到破坏，打上本不该承受的耻辱烙印。我要尽自己所能拦阻这个计划！”
佩舍夫带领来自丘斯滕迪尔的市民代表团去见总理，但遭到总理的拒绝。他转而与内政部长会晤。内政部长声称自己不知道此事，佩舍夫向他施压说，议会要马上召开会议，谴责秘密驱逐犹太人的计划。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丑闻就会爆发。
在佩舍夫的压力面前，内政部长离开房间去和总理通电话。当他回来后，告诉佩舍夫等人，驱逐令不会被撤销，但会被暂停下来。在佩舍夫的督促下，内政部长发出暂停此计划的官方通报，通知各个城市的执行者。
佩舍夫曾经是保加利亚亲纳粹的多数派的一员，是国王和总理的支持者，可是在关键时刻，他却出人意料地为少数犹太人说话，使灭绝保加利亚犹太人的计划遭到破产。几天后，保加利亚总理把他从副议长的职位上撤掉了。佩舍夫牺牲了自己的职位，却在历史上留下美名。
暂停驱逐犹太人的通报也传达给普罗夫迪夫市。当时，警察让集中在学校广场上的犹太人群安静下来，说是有重要指令。犹太人顿时感到末日来临，有些年轻人甚至想马上逃走。但警察宣布的却是，广场上的犹太人就地解散，各自回家。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二战期间其他国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驱逐犹太人的计划，就这样在保加利亚被暂停下来，一直到二战结束。保加利亚本来领土上的犹太人（纳粹划给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和色雷斯的犹太人除外）都安然无恙。
驻保加利亚的纳粹德国大使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我相信保加利亚总理和政府都想给犹太人一个最终的、彻底的解决方案，但他们受到保加利亚国民的阻碍，这些国民缺乏我们拥有的意识形态启蒙。”
事实证明，保加利亚国民所谓的“缺乏意识形态启蒙”，只不过是没有为纳粹的思想洗脑而已。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些平凡的人们坚持自己的良知和勇气，没有像某些国家的国民那样陷入平庸之恶，沦为讨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帮凶。
这些人虽然大都是一些没有权力的平凡人，但他们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却做出非凡之举， 在人类历史上映现出明亮光辉。
人的生活可以平凡，但人的生命却不可以平庸。只要坚守爱和良知，平凡的人生照样可以活出非凡的生命。
本文写作参考美国作家桑迪.托兰的《柠檬树》及保加利亚相关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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