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秀兰,今年已经72岁了。坐在这间狭小昏暗的出租屋里,我颤抖的双手紧握着那张泛黄的欠条,心如刀绞。窗外阴沉的天空仿佛在映射我此刻的心情,压抑而绝望。
电话里传来儿媳妇陈春花冷漠的声音:“那是你儿子借的,关我啥事?”
我强忍着泪水,声音哽咽:“可是……可是你们当初说是一起做生意……”
春花不耐烦地打断我:“那都是八年前的事了,再说了,我们现在也不容易。”
我转头看向床上昏睡的老伴李国强,心里一阵刺痛。他原本健壮的身体如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苍白的脸上布满了病痛的痕迹。我颤抖着说:“你爸爸病得很重,我们真的需要那笔钱……”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冷笑:“妈,你耳朵有问题吗?我说了,那是你儿子借的,有本事你找他要,别找我。”
我愤怒地握紧拳头,却无力反驳。春花挂断电话,留下一室寂静。我缓缓走到床边,握住老伴的手,泪如雨下。
看着国强憔悴的面容,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过去。1951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作为家中的老大,我从小就担负起了照顾三个弟弟妹妹的责任。那时候,家里连温饱都成问题,更别说上学读书了。
我清楚地记得,12岁那年的秋天,我看着同村的孩子们背着书包欢快地跑进校园。
我却不得不转身回家,开始全职帮家里干农活。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失落和不甘,但我知道,这是我作为长姐的责任。
18岁那年,我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独自一人来到了南京。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辛苦,但我从不抱怨。
每天清晨5点起床,步行半小时到工厂,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虽然双手常常被纺纱机磨得通红,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省吃俭用,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供弟弟妹妹们上学。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都会先把钱分成几份,装进不同的信封:这份是给家里的生活费,那份是弟弟的学费,还有一份是妹妹的书本费。剩下的那一点点,才是我自己的生活费。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比我大一岁的李国强。他是厂里的机修工,为人老实本分,技术也好。
记得有一次,我负责操作的纺纱机突然出了故障,是国强加班加点地修好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渐渐熟悉了起来。
23岁那年,我和国强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只在厂里的食堂摆了几桌,请了些同事和邻居。虽然简陋,但我们都很幸福。婚后我们继续过着双职工的生活,虽然忙碌,但很充实。
两年后,我们的儿子小军出生了。为了照顾孩子,我和国强轮班工作,从不麻烦老人。
那时候,厂里没有育儿假,我生完孩子才休息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上班了。每天下班后,我们还要轮流照顾孩子,常常忙到深夜。
我们省吃俭用,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记得小军上幼儿园的时候,其他孩子都有新书包,只有他还背着我用旧衣服缝的布包。
看到儿子失落的眼神,我心里很难过,但又无能为力。那天晚上,我和国强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多加几个夜班,给孩子买个新书包。
看着小军一天天长大,成绩越来越好,我和国强感到无比欣慰。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小军最终考上了大学。
为了支持儿子的学业,我们再次咬紧牙关,省吃俭用。我记得小军刚上大学那会儿,我们连续几个月都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就为了能多给他一些生活费。
大学毕业后,小军在一家外企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看着儿子西装革履地上班,我和国强心里充满了自豪。我们觉得,这辈子的苦总算是没有白吃。
当小军说要结婚时,我和国强又一次倾其所有。我们卖掉了老家的房子,东拼西凑帮儿子买了婚房,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看着儿子成家立业,我们心里充满了欣慰和骄傲。
60岁那年,我和国强双双退休。虽然退休金不多,但我们觉得够用就行。我们主动承担起了带孙子的责任,每天接送孙子上下学,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我们把退休金都花在了孙子身上,只为给他最好的生活。
记得有一次,孙子说想学钢琴。我和国强二话不说,把准备买新衣服的钱拿出来给孙子报了培训班。看着孙子快乐地弹琴,我们觉得比什么都值。
然而,8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那天,小军和春花找到我们,说想借钱做生意。他们计划开一家小超市,需要20万元的启动资金。看着儿子儿媳充满希望的眼神,我和国强犹豫了。这可是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啊。
但是,看到儿子恳切的目光,我们还是心软了。我和国强东拼西凑,甚至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终于凑齐了这笔钱。
小军信誓旦旦地承诺,等生意好起来就还钱。我们欣慰地看着儿子有了上进心,满怀期待地等着他们的好消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与儿子一家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小军的生意确实做大了,但他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春花对我们的态度也越发冷淡,甚至在我们带孙子的时候也常常指手画脚。
记得有一次,我做了孙子最爱吃的红烧肉。春花看了一眼,就皱着眉头说:“妈,现在讲究低脂健康,您这样油腻的东西少给孩子吃。”
我心里很难过,但还是笑着应了。从那以后,我做饭时总是战战兢兢,生怕又被说三道四。
每次我们提到借钱的事,小军总是推脱说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再等等。起初,我们也理解。毕竟做生意不容易,我们也不想给孩子太大压力。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积蓄也越来越少。
就在上个月,噩耗突然降临。国强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进了医院。医生说需要立即手术,还要长期护理。巨额的医疗费让我们一筹莫展。我不得不向小军提出还钱,却遭到了他和春花的拒绝。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军皱着眉头说,“我们现在生意上周转困难,哪有钱还给你?再说了,我们是母子,你给我20万做生意不应该吗?怎么还要我还?哪有你这样当妈的?”
我心如刀绞,颤抖着说:“小军,你爸爸现在病得很重,真的需要那笔钱……”
我话还没说完,小军就挂断电话了。我愤怒地握紧拳头,却无力反驳。看着儿子对我们的困境视而不见,我心如死灰。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们在儿子心中的地位究竟有多卑微。
回到现实,我擦干眼泪,下定决心不再对这个不孝子抱有希望。我找出保存多年的欠条,准备起诉。虽然心如刀割,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第二天一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小军的超市。店里正忙着招呼顾客,小军和春花都在收银台后面。看到我进来,他们的脸色立刻变了。
“妈,你怎么来了?”小军假装热情地问候。
我深吸一口气,提高嗓门说:“小军,春花,我最后给你们一周时间。如果不还钱,我就只能起诉了。”
周围的顾客都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我们。春花慌乱地想把我拉到一边,但我挣脱了她的手。
“各位街坊邻居,”我环顾四周,“我今年72岁了,8年前把全部积蓄借给儿子儿媳做生意。现在我老伴病重,急需用钱,他们却不认账。你们评评理,这是人干的事吗?”
店里顿时一片哗然。有人指责小军和春花不孝,有人同情地看着我。小军和春花的脸涨得通红,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医院打来的,说国强的情况恶化了,需要立即转入重症监护室。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腿一软,差点跌倒在地。
小军看到我的样子,终于有些动容。他走过来扶住我,问道:“妈,怎么了?”
我强忙定了定神,说:“你爸爸情况不好,医生说需要马上转重症。”
小军和春花对视了一眼,似乎有些犹豫。最后,小军说:“妈,我们现在就去医院看看吧。”
在医院里,看着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的国强,我的心都碎了。医生说需要做一个高风险的手术,费用至少需要30万。我绝望地看着小军,不知道他会作何反应。
小军沉默了许久,最后说:“妈,我先给医院转10万,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我感激地看着儿子,但心里却五味杂陈。为什么要等到这种时候,他才愿意掏钱呢?难道父母的生命在他眼里,就真的不如钱重要吗?
手术进行了整整8个小时。当医生走出手术室时,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但病人现在情况仍然很危险,需要继续观察。”
我长舒一口气,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小军站在一旁,神情复杂。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国强身边。小军偶尔会来看看,但每次都待不长。春花更是一次都没来过。
一周后,国强终于转危为安,被转入了普通病房。但医生说,他还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
当我再次向小军提出还钱的事情时,他显得很为难。
“妈,我知道你和爸需要钱,”小军说,“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很困难。超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低。我们还要还房贷,孩子还要上学……”
我苦笑着打断了他:“小军,你还记得当初是谁把全部积蓄都给了你们吗?你还记得是谁含辛茹苦把你养大的吗?”
小军低下了头,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算了,我不强求你们了。我和你爸会想办法的。”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附近的小区里发传单,帮人做保洁。虽然年纪大了,干起活来很吃力,但我别无选择。国强出院后,我们搬出了儿子给我们租的小屋,回到了老家的村子里。
村里的生活简单而艰苦,但至少我们不用看儿子的脸色。我每天照顾国强,种种菜,养养鸡。虽然钱还是很紧张,但我们总算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有时候,我会想起过去的日子,想起我们对小军的期望,想起我们付出的一切。那些回忆既甜蜜又苦涩,让我忍不住落泪。
国强常常安慰我说:“秀兰,别难过了。我们已经尽力了,问心无愧就好。”
我点点头,擦干眼泪。是啊,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至少我们还有彼此。
偶尔,小军会打电话来,问问我们的情况。但每次通话都很短,很生疏。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那道鸿沟,可能永远都无法弥补了。
看着窗外的夕阳,我不禁感慨万千。人生就像这夕阳,美丽却短暂。我和国强的人生已经步入黄昏,但我们会继续相互扶持,相互温暖,走完这最后的路程。
至于小军,我已经不再抱有任何期望。我只希望,他能记住我们曾经的付出,记住作为子女的责任。也许有一天,当他年老时,他会明白我们现在的感受。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我只想好好照顾国强,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后的依靠,就只剩下彼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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