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有：我的学术经历回顾
我从事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但那时民族研究所除有一些老专家带领的研究生做自己的专题研究，多数中青年学者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题研究，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真正做学问的人很少，我也凭自己的兴趣做一些小课题研究。我真正从事学术研究活动是回归母校中山大学以后才开始。从此时起有几项集体的学术研究和编书，我也开始走向规范的学术活动。
第一，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制使我领受到学术工作的艰辛。
1963年8月，我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接受学校分配，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以后，前面说过没有真正做过学术研究，只是在1968年以后在民族研究所参与谭其骧先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制工作，我被所里指派为历史地图西北小组的组长，业务由维吾尔族史、西域史研究专家冯家昇先生指导，冯家昇、罗季平、廖宝昀、邓锐龄他们的外语都很好，尤其是冯先生的日文，罗先生的英、日、俄文，廖先生和邓先生的英文，这几位老先生不仅历史知识深厚，对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也有较多了解。加上马恩惠、肖之兴、任一飞、田继周几位民族研究所中年骨干，带着几位年轻人如修世华、陈启新等，一干就是5年，开始时集中在民族所食宿和工作，看了很多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参阅了许多古地图，对于每一朝代的边界划分、走向、标准，以及每一个历史地名的考释都一丝不苟，我对做学问的艰辛和要求的严格有了初次体会。
这项工作由当时我国外交部的余湛副部长领导，外交部国际条约司具体组织，由历史学家吴晗、尹达、谭其骧、翁独健等多位专家指导。从1955年初吴晗先生便成立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委员会至1975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成出版，将近二十年。当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著名专家和领导都参与了这一工作的讨论和指导，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的尹达、顾颉刚、陈可畏，考古所的夏鼐，近代史所的王忠，民族所的冯家昇，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南京大学的施一揆、陈得芝、蒋赞初，云南大学的方国瑜、尤中、朱惠荣，中央民族学院的贾振颜、郭毅生、陈连开，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杨宽、邹逸麟、王天良、王文楚、林汀水（后调厦门大学）、项国茂（后调福建师大）等一大批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地图出版社的编绘出版工作者前后有100多人参与。每位学者都非常认真，有时为了一个边界的走向和古地名的考释，驿站、卡伦的兴废争论不休。历史地图组同人认真治学的精神和态度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使我受益匪浅。
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我们小组负责西北地区（主要是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古至清代的地图编制。我们大量阅读了从古代西域以来至民国时期新疆的历史、地理书，这其中有外国人写的著作，但更多的是我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使我明白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也使我了解自元代以后，尤其是清代以来，沙皇俄国以及英国对我国西北地区领土的侵略野心。新疆地区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的疆界，上级指示请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部长郭沫若先生审稿，为此我曾受命几次到北京什刹海郭老的府上去向郭老汇报和呈交划界的资料，有时郭老和他的夫人于立群还约请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一起商讨。二老非常认真，郭老拿起红铅笔在我们呈送的材料上圈阅，小至每一个卡伦的定位，大到国界线的走向，有疑问的郭老就打个问号，让我们回去补充材料再送上。我当时只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但郭老伉俪及他的秘书不仅给我倒茶，而且非常耐心地听我汇报。事毕，郭老和他的夫人把我送到他们办公室门口，并交代秘书把我送到院内大红门，让警卫员开门把我送走。
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几年，让我接触到众多有专长的学者和专家，他们治学的认真、干事的执着对我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使我明白一个真理，只有掌握大量准确的资料才会有精准的结论，别看历史地图上每一个地点的定位只是一个小黑点，但是都要有大量材料作依据。记得有时讨论西藏地区中央政府的治理和管辖情况时，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同志除了认真听取近代史所西藏组王忠先生汇报外，还插话问这问那，王忠先生是范文澜先生的助手，不仅对汉文资料非常熟悉，还懂藏文，但由于他不善言辞，经常是说不明白，他就向余湛副部长递上材料，并说：“资料都在这，请余部长指教。”弄得在场的人都乐了。
100多位学者历经10多年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起初用中华地图学社名义试版，1975年改用地图出版社名义正式出版发行，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部优秀的科学著作，获得国家社会科学最高图书奖，每位参编者都得到一些奖金。至于历史地名考释资料，数量庞大，原工作单位的工作人员都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编校。
这5年是我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3年经历中，唯一的一次大型学术活动，时间之长，参与人员之多，尤其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地方史的研究者都参与其中，说明社会主义中国的学术制度是全国一盘棋，能干大事。
第二，参加《简明中国通史》的编写无果而终。
1976年1月8日，我从北京回到中山大学后，杨荣国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通史》编写工作已经开始，编写组分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编写组由金应熙教授主持，由军工宣传队领导，编写组人员全部集中到广州市黄华路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集体食宿、工作，只有星期六才放假回家，星期日晚必须返回党校。章权才（我在中大历史学系读书时的师兄，比我高一年级）在中大毕业后到复旦大学读周予同教授的研究生，治经学，他也是作为杨荣国教授的助手调来，被分配到《简明中国通史》古代史编写组，我也是名义上的杨荣国教授的助手，被分配在近代史组。近代史编写组成员还有中山大学的骆宝善、段云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张磊、黄彦、张难生、方志钦等，此外还有解放军的黎政委和工农青年毕应胜（花县，今花都区）、李卓枢（中山县，今中山市）和钟淦泉（东莞县，今东莞市）。经一年多的努力，《简明中国通史》近代史部分写出一部3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稿》，虽未公开出版，但已付印作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材使用。古代史组除广东的金应熙、蒋祖缘、李龙潜、章权才外，还有一位河南开封师范学院的教师（名字记不住了）等。
未几，杨荣国先生也挨批判，说他颂法批儒是映射批判周总理、支持“四人帮”，又说他批判邓小平同志是在肯定“凡是派”，反对改革派。因为杨先生挨批判，编写组的人也不宣而散，各自返回原单位，《简明中国通史》的编写也就不了了之。
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很难工作，学术研究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今天某人出来发话应该如何如何，明天某一个人又出来“指示”一番，应该如何如何，如果你听话做了，便两边不是人，如果你不听不做，更不得了，得罪了某人恐怕连饭碗都保不住。在那个时候，聪明人最好是夹着尾巴做人，拿得起，放得下，把知识分子的清高自傲面具收拢起来，学点外语，或读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打发日子最保险。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就是这样打发日子的，除写了几篇批判当时苏联歪曲中国近代史和关于民族史方面的小文之外，几乎不做研究，但我学懂了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道理，更加坚定了我做些小学问，当个教书匠的决心。舍下了过去得意忘形、根正苗红的老共产党员架子，回归到人性的初衷，追捧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法则，反对以势压人，以官欺负人的行为，同情下层民众，关怀被压迫的弱势群体。这使我养成了敢于抵制不讲道理、以势欺人的所谓官僚的性格，学会同情和关爱下层民众和学生，教导学生成长。这是我人生观的转变，也是我治学谋生的开始。
第三，编写《辛亥革命史》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1976年11月，章开沅、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的编写组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这是《辛亥革命史》编写组的第一次会议。据我所知，编写《辛亥革命史》是由当时人民出版社编辑林言椒先生策划的，原定主编是章开沅先生，但章先生主张主编应加上林增平先生，林先生是当时该书编写组的唯一副教授，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林教授。林教授当时是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且早已有著作问世的前辈学者，学问人品都堪称一流，章先生提议林教授为该书的主编之一，得到大家的赞扬。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要编一部关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史》，阻力和压力都很大。经费奇缺，由谁来编、怎么编都是问题。但林言椒、章开沅、林增平、吴雁南、隗瀛涛等先生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达成共识，以工农兵、知识分子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起一个编写组。人员分别来自湖北的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学院（今中南民族大学）、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湘潭大学、四川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并邀请我，以及贵州安顺机械厂的冯祖贻等十多人组成一个老中青、工农兵相结合的编写组。
编写组的人员复杂、水平参差不齐，为了统一认识，编写组采取讨论的办法，集思广益。长沙会议，主要讨论编写该书的指导思想及体例诸问题。这次会议编写组决定邀约我为该书撰写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少数民族与革命关系的书稿。从此，我便以该书“编外”人员的身份，跟随编写组于1978年在成都举行了有关辛亥革命问题的讨论会，以及于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统稿会议。成都会议谈论有关辛亥革命史稿的各种问题，诸如辛亥革命的开端与下限、辛亥革命的性质、辛亥革命与对外关系、辛亥革命的阶段划分、辛亥革命与南京临时政府、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对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袁世凯的评价，以及应如何评价当时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派、保皇派，孙中山与立宪派的张謇，孙中山与会党、新军和民军的关系等等，这对于我是很好的学习机会，等于是选修了辛亥革命史课程，从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扩大了我的学术视野。
这一次参编《辛亥革命史》的经历，便奠定了我后来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和教学上的基础，以至于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学术生涯。因为杨荣国教授主编的《简明中国通史》停工，我有几个出路：一是跟随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李锦全教授、吴熙钊教授一起做思想史研究；一是重操旧业搞回本行，跟随梁钊韬教授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从事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与教学；还有就是回归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跟随陈锡祺、陈胜粦等教授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后来，陈锡祺先生和陈胜粦先生决定要我回历史学系参加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就这样，从1976年至今，我都在孙中山、辛亥革命史这个行业里“招摇”，做了该做能做的教书、培养研究生和研究工作。这要感谢章开沅、林增平先生的栽培，是这两位尊敬的师长将我扶持、拉上这个行当，也要感谢陈锡祺、陈胜粦两位老师极力把我弄回历史学系，这两位老师对我的信任和栽培，以及倾注全心的关怀、指导、信任和扶持，使我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第四，参加《孙中山全集》和《孙中山年谱长编》编纂，奠定我进行孙中山研究的基础。
《孙中山全集》由当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1981年至1986年由中华书局分11卷出版。我与李吉奎、周兴樑合编第5、6两卷。这是基础性的资料工作，为了广收资料，当时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的同仁分别到北京、上海、南京、重庆、昆明、贵阳、桂林等地收集材料。我与段云章先生曾到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大学图书馆、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图书馆、桂林市图书馆、桂林市档案馆等单位查找资料，收获颇丰，尤其是云南省档案馆将存放在外地的有关唐继尧的档案运回云南省档案馆，并开辟专处给我们阅读，虽事过几十年，至今记忆犹新，对于他们对《孙中山全集》编辑工作的支持，我非常感激，并永远铭记在心。
1986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升格为孙中山研究所，陈锡祺先生因为年事已高，由陈胜粦先生任所长，我和段云章先生为副所长。1991年后，孙中山研究所由我任所长，一干10多年。陈锡祺先生任研究室主任期间，我任研究室秘书，主要是协助陈先生组织专题研究，如“孙中山与日本”“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军阀”“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及编辑和出版《孙中山研究论丛》等。
《孙中山年谱长编》是在陈锡祺先生指导和陈胜粦先生关心支持下，孙中山研究所全体同仁合力共作的成果。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得到国家教委博士基金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局科研基金的资助。本书从1985年开始着手，至1988年完成全稿，1990年定稿，几近5年。本书的编撰中1866—1894年、1912年、1923年7月至12月的部分由邱捷承担，1895—1905年的部分由桑兵承担，1906—1911年的部分由李吉奎承担，1913—1918年的部分由段云章承担，1919—1922年的部分由我承担，1923年1月至6月的部分由郭景荣承担，1924—1925年的部分由周兴樑承担。本书于1991年由中华书局分上下册，共3卷出版。全书由陈锡祺先生总编，第一卷由李吉奎任主编，第二卷由段云章任主编，第三卷由我任主编。本书后来获国家教育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第二届优秀著作一等奖、孙中山基金会孙中山研究优秀著作一等奖，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图书一等奖。
《孙中山年谱长编》是一项繁重的学术工作，要将孙中山一生的重要经历通过编年史的方式排列开来，既要突出重点，又要顾及全面，既要有新的资料，又不能不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史料要考证真伪，对于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既要了解，又要分辨，工作量很大，如果没有同事间的合作是不可设想的。参与编纂《孙中山年谱长编》的人都以工作为重，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半点烦躁的情绪，更没有人在名与利上面闹矛盾。全体人员发挥各自的长处，相互提供资料和看法，并经常在一起交流工作情况，遇到的问题及时向陈先生汇报，得到陈先生及时指导，工作起来很顺利，也很愉快，可称为合作编书的楷模。
本书得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首先要感谢永芳集团董事长姚美良先生赞助出版，更要感谢中华书局当时的领导李侃先生的大力支持，以及责任编辑陈铮先生的认真、负责和执着的精神。不过现在看来，本书也有不足，受当时条件限制，很多资料没有发现，有的发现了受篇幅限制也没有用上，也有时间和选材方面的错误。不过，通过本书的编纂和资料的广泛搜集，我掌握了孙中山主要经历的过程，以及国内外研究孙中山的情况和问题，为我后来的孙中山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一工作不仅培养了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全所人员的合作精神，也提高了学术水平，为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扩大了影响，增进了学术上的广泛交流。
以上选自林家有：《读史悟人生——林家有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第72-98页。
编辑 / 李林蓝
初审 / 费晟老师
审核 / 安东强老师
审核发布 / 柯伟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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