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突围到苏南
——忆新一支队皖南事变突围
孔 诚
1939年8月，我从粟裕领导的先遣支队回到一团（先遣队归队时间应是在1938年——编注），先在司令部任侦察参谋，不久任侦察连连长。1940年7月，我们老一团奉命扩编为新一支队，我又调支队司令部任警卫连连长兼特务营副营长（未到职）。在皖南事变期间，我始终跟随支队领导傅秋涛同志，从打开突破口到亲自掩护傅秋涛同志到苏南。这段经历在我脑海中保存至今，难以磨灭。
当时正值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早就磨刀霍霍，经常在我军皖南驻地周围搞摩擦。我们在驻地四周的山上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在我们待命转移前的几个月，国民党就停发了新四军本来已很少的弹药和饷银。部队的开销，全靠军部派人到各地自筹。记得我就曾带一个侦察班到铜陵、繁昌的许家坝一带设卡，向运粮油到芜湖敌占区的商人征税，一个月就收税款数十万元以补军用。
1941年1月4日，我们奉命跟随支队机关从土塘出发，转移北上。出发前听支队领导讲，这次行动，全军是分三路出发，我支队是左路纵队（一纵）。根据军部指示，支队首长给我们布置的行军路线是经章家渡、茂林，在榔桥河同军部会合，然后绕过宁国附近，插到苏南溧阳竹箦桥地区和苏南的新四军汇合。当时，战士们听说是北上去打日寇，精神都十分振奋，含泪告别了驻扎三年的皖南，踏上了北移的征途。
1月4日晚，我连从土塘出发，路上天气骤变，下起了大雨。天黑得像锅底，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滑溜溜的。战士们每人都背着三四天的干粮和沉重的武器装备，走得很慢。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上级命令每班点两个火把，霎时路上一片通明，远看像一条火龙。队伍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行军的速度也快了许多。
5日晨，部队到了章家渡，通过浮桥过河。后来浮桥断了，部分部队只好涉水过河。部队在大康王休息一天，6日凌晨顺利地通过了球岭。从球岭下山时，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榔桥河已被敌52师占领。这时从右边丕岭方向，也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是国民党顽军开始围歼我转移部队的信号。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支队首长命令部队攻占榔桥河，并占领榔桥河四周的山头。
六七日打了两天，战士们对这些背信弃义，不打日本，专搞摩擦的敌人恨之入骨。部队接连攻占了榔桥周围的山头，一口气向东南方向推进了几十里。
8日，支队同军部用无线电联系，军部指示部队后撤待命。为了顾全大局，冲出去的部队又撤回来了。
经过侦察我们才知道，我们突围的这一路线，己被国民党顽军层层设防，严加封锁。榔桥河左边磅山一带是敌108师；右边是敌40师：正面是敌52师。但我们这支部队的干部多数是老红军，具有打硬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我们相信，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冲垮面前的敌人。这时，军部和三纵队转移的方向枪炮声十分激烈。我们在琅榔桥迟迟不见前来汇合的部队，估计是被敌人阻击在丕岭和磨刀岭山区了。
9日，我们支队和军部失去了联系。带来的粮食都已吃完，敌人又把四周的山头占领了。晚上，傅司令召集干部研究，决定按照军部的意图，从磅山突围继续北上。突围的部署是：新一团在前进方向的左面，老一团在右面，钳制敌人，支队机关在中间。我们警卫连跟着支队机关，担任前卫突击，特务营断后。那时我们警卫连的武器装备比较强：一排全是冲锋枪，那时叫手提花机关，二排全是快慢机新驳壳枪，这还是不久前华侨集资买来援助新四军，由叶挺同志带回的；三排全是日式三八大盖，全连还有三挺歪把子轻机枪，这样的装备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也是少见的。
10日凌晨三四点钟，我带人趁着雨夜向磅山敌人阵地摸去，摸到一个山丫口，遇到敌人52师一个重机枪阵地。我带一排在前面突击，副指导员胡汉杰带着二排在右边打掩护。我们端着冲锋枪一阵猛打猛扫，敌人还未清醒，就被我们的火力压下去。敌人的重机枪在山地机动能力小，很快就被我们打散。重重的障碍顿时被撕开一个大口子。于是，司令部机关和一些部队跟着冲出来，大约有三百多人。我记得有傅秋涛司令员和他的爱人陈斐然同志、江渭清主任、司令部王槐生参谋长、特务营饶惠潭营长、老一团熊应堂团长、一营汪其祥营长。
我们冲出来后，发现后面的部队未跟上。我连三排由指导员周忠良和副连长带着在后面掩护支队机关也未出来。副指导员胡汉杰突击时带二排的一个班冲到左边去掩护，此时也失去了联系。我是带着本连五十多个人掩护支队首长和机关突围出来的。傅司令马上派人到后面联系，并要号长吹号联络。过了一会儿，派出的人回来了，说敌人又把“口子”堵上了，并且已有敌军来追赶我们。于是，傅司令员就带着我们朝大山深处走去，隐蔽了起来。后来，又陆续聚集了五百多人，司令部和老一团的一些主要干部，都突围出来了。
不久，敌40师组织了两个团，108师也有一个团到处搜山。我们只好白天在深山密林中隐蔽，晚上行动。为了缩小目标，傅司令让老一团的一个干部带一部分战士分开先走，就地游击，联络突围部队，打击敌人。特务营营长饶惠潭同志带上我们十几个人组成的短枪队去侦察向苏南转移的路线，相机袭击敌人的后方，剩下的人掩护支队领导在附近的山上隐蔽，打游击。
我们短枪侦察队十几人。记得有营长汪其祥、参谋郑子成、小司号员刘世梅等人。1月18日晚，我们先摸到泾县附近，袭扰了国民党在泾县的据点和医院，弄了一点药品，又侦察了附近的敌情，天还未亮。我们走到泾县和宣城之间的大路边，钻进了一条山沟，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打算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晚上再行动。我们在沟口找到了一户老百姓，当家的对我们很好，把全家叫起为我们烧水，又借给我们几床被子，送我们到山冲上看野兽的棚子里去休息，中午还给我们送了饭。这是我们突围出来后第一次吃上热饭。吃完饭，除了担任警戒的战士，其他人抓紧时间睡了一个好觉。太阳快落山时，我们扛着被子下了山。快走到那户人家时，发现不对劲，房子周围阴森森的没一个人影，也没有一点声音。我们把被子一丢向后就走。这时，突然从房子里冲出一股敌人，对面山上有敌人，刚才我们来的路上也埋伏了一个排的敌人，敌人见我们后撤，一面打枪一面叫“抓活的”从周围围上来。在这紧要关头，饶惠潭同志果断地带领我们向敌人还没占领的右侧山上跑击。山很陡，我们攀着岩石和树枝奋力向上爬，子弹“嗖嗖”地在耳边响。我们一口气跑了四十里山路，来到一个山头上。大家又累又饿，口中直吐白沫。一查点人数，小司号员刘世梅被敌人抓去，郑子成同志牺牲了，还有两位同志负了伤。我们回到傅司令和部队隐蔽的山上，向首长汇报了侦察的情况。
傅司令员的爱人陈斐然同志怀着孩子，在出发前就快足月了。由于连日奔波，突然发作了。我们当时是住在一个老乡看庄稼的草棚子，一会儿她就生下了一个女孩。周围山上有敌人搜山，同志们不敢生火，只好把孩子包裹起来，我们找来一个保长，给他做工作，要他帮忙收养这个孩子。他很同情我们，留下了孩子和给他的一点钱。这个孩子是解放后才找回来的。听说她现在昆明一部队医院工作。
敌人到处搜山，形势十分紧迫，为了缩小目标，江渭清主任带了二十多个干部为一队，傅司令带着我们9个人为一队，准备一边和敌人周旋打游击，一边待机向苏南转移。我们这一队有陈裴斐然同志、一营营长汪其祥、老一团政治部主任汪克明、连长胡乾秀、副营长韩石生等。不久敌人搜山，我们这个队就和江主任他们失去了联系。傅司令员带着我们，准备利用年初路上拜年走亲戚人多的机会，从宣城和郎溪的结合部插过去。这条路离苏南最近。那时我白天化装去侦察路线，买粮食，晚上又要和大家一起赶路，很少休息。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早点把首长安全地送出去。
当时，由于日寇占领了苏皖边境的大部分县城，当涂、高淳、宣城等几个流亡县政府都搬到了南猗湖西南一带。他们为虎作供，经常带着地方民团到处搜捕我新四军零散人员。一次拂晓前，我们走到南猗湖附近，那里情况很复杂，白天不便隐蔽，被敌人发现了，我们只好且战且跑。我们在湖边找到一条渔船，船上的老乡对新四军很有感情，马上把我们渡过湖，甩掉了敌人的追击。有时，我们遇到这些地头蛇，就告诉他们：我们是新四军的先头部队，大部队在后面，如要为难，就不客气了。他们听了，不摸虚实，就吓跑了。
我们就这样白天隐蔽在独家独户的老百姓家，晚上行军，遇到敌人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绕，最后走到江苏东坝、下坝镇附近。那里有一条河，是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河对岸驻扎着国民党江苏保安团。傅司令派汪营长到东坝、派我到下坝去侦察，其他人隐蔽休息待命。汪营长到东坝时，遇到敌人保安团，被抓了去，把身上的十几块银洋全搜去，后来他伺机逃了出来。我化装只身到了下坝，下坝的敌人检查很严。我吃了饭又到茶馆坐了一阵，了解到敌人的部署。这条河只有东坝和下坝有桥，但都有敌人的据点把守，无法通过，离下坝半里路有一个渡口，敌人设防不严。我到那个渡口找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撑渡船的船夫给他做工作，告诉他我们是新四军，被国民党打散，要渡河北上抗日。这个老乡觉悟很高，答应晚上把我们送过河去。
当天晚上，我们避开敌人，分两批渡河。我和几位同志先渡过去，警戒下坝方向的敌人。傅司令员第二批也过来了。可船快靠岸时，拉船的绳子突然断了，小船被河水冲着往河心退，我和另一位同志跳下河，把船推到岸边，然后把傅司令员和陈斐然同志背上了岸。
就这样，我们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突出了重围，到了溧阳竹箦桥地区。新四军6师16旅驻在这里。当时的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不久，又派人把我们送到常熟地区的新四军东路江抗司令部（即6师师部），见到了师长谭震林同志。其他突围出来的同志也陆续汇集到了这里。
后来，我们被分到新成立的新四军各部队，又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经受了种种磨难的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摧垮，反而更加成熟壮大了。这支英勇的部队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抗日前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原文载孔诚著《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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