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红色资源为何集聚上海？上海何以成为秘密斗争的理想场所？
01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来说，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学说。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传播的记录。
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到上海，其数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当时，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国传播基地和思想高地。
拿与中国共产党创立关联度最高的新文化运动来看，上海既是发动地，也是制高点。《新青年》在上海创办；“五四运动”以后，上海进一步成为全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不同地方的知识分子多认可上海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领先情况。所以，1920年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上海已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对此，有人作出了这样的具体描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
由于这样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从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热血日报》《红旗日报》，到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再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报》、《文萃》；从马恩原著译本、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国际歌》翻译、《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无一不在这里。
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恩列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不是只出版马恩列的著作。这一时期，举凡西方的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方面的名著和著名的文艺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译，而且销路不错。
正是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经过比较和检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02
秘密斗争的理想场所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就红色资源的社会基础而言，还可以作三点补充，即城市规模、移民人口与知识分子。
1900年，上海已是超过百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已是一个超大城市。那一年，上海人口为240万，比第二名的广州多80万，比第三名的天津多150万，差不多是北京人口的3倍，并超过后四名即苏州、重庆、香港、成都四座城市的人口总和。
移民人口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至关重要。近代以来，上海移民通常占城市总人口的80%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如此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为全国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与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建党初期，在上海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在上海都有同乡甚至亲属，这是移民社会为他们提供的极大便利。
近代上海也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行，却在上海难以推行下去或者推行不彻底。这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
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闸北的中央办公处住了近3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为掩护。这所房子里住了3户人家，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以及罗章龙一家，都是湖南人。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同一个地方的人习惯于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两百多个。它们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人，在上海有的是一个府有一两个同乡组织，有时候是一个县就有一两个同乡组织。同乡组织、同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都很重要的社会组织。在早期发动民众起来斗争的时候，常常是一群一群地发动，就要利用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全部是知识分子；其早期活跃分子，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归国人员。他们了解中国情况、了解外国的情况，所以成为民族最先觉醒的部分。建党以前，中国集聚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是上海。上海的知识分子除了在大学里，还活跃在诸多文化机构，包括商务印书馆和报刊，以及律师事务所等。
03
便捷的交通和通讯系统
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没有哪一座城市有上海这么发达的交通系统。上海襟江带海，其他省市的人要去国外，不少都必须经过上海。上海航运系统在19世纪后期已经形成，有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占全国总数的1/5以上。晚清时候，上海就有铁路通往南京、杭州，再由南京通往天津、杭州连至宁波，进而与全国铁路网相连。
上海的市内交通也远比全国其他城市发达。中国共产党人要搞工人活动，特别是搞地下活动，市内交通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条件。晚清时期，上海已有人力车、马车、有轨电车、出租汽车等交通工具。到了民国时期，又增加无轨电车、机动渡轮、公共汽车，公交车辆线路更多。
这一时期，上海道路系统多元而复杂。尤其是南市、闸北、沪西等地方，有些地段汽车很难开进去。汽车不能进去，黄包车却可以行驶。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而言，这反倒更加有利于隐藏。所以，有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对于党组织在上海的活动有特别的价值。这也是日后中共中央机关长期设于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上海邮路可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相连接。上海口岸停泊着众多国家的邮船，国内邮差线经上海可联邮世界各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等在上海均设有邮局。
通讯方面，到19世纪末，上海的国际电报北可以经日本与俄罗斯通报，南可以经香港与欧美各国通报；国内通报更是四通八达。这一通讯系统的建立首先是为了满足商业、军事等方面的需要，但客观上也为政党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就与外部联系而言，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之间、与共产国际之间，需要保持密切而通畅的联系。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陈赓、陈毅等领导人，常常在全国各地活动；在上海市内，中共组织大多数时候处于秘密状态，党员住处时常变换，联络地点和方式时常变换……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便捷的交通和通信网络，是很难想象的。
以处理顾顺章叛变为例。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25日晚，人在南京的钱壮飞获悉此信息；26日清晨，情报就传递到人在上海的周恩来这里。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领导机关转移，并安排天津的中共地下情报员胡底转移。等顾顺章到达南京见蒋介石时，周恩来这边已经转移妥当。
1932年夏，蒋介石筹划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具体进攻计划，以及所谓的掩体战略。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来的红色间谍左尔格获悉此情报后，立即将情报交给陈翰笙。陈翰笙通过宋庆龄，及时把这个重要情报送到了苏区。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得到情报后，他们立即作战术转移，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又一次粉碎了蒋介石的图谋。
据《解放日报》熊月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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