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横跨疫情三年的两次艺考，我只拿到一张合格证|培训机构|复读|大写|播音|校考|琦王花生|疫情|编导|联考|艺考|艺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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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Z世代玩家手册”连载第36篇。

2023年1月的一天中午，我刚刚给我的艺考生们下课，退出腾讯会议，才伸了个懒腰，微信就爆炸了——

“2024河北省取消编导类省统考。”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转为文化录取。”

“国家教育部发文规范艺考。”

我着急忙慌点开消息，一条条看下来，全是家长的求助、同学的吐槽和合伙人的焦虑。虽然之前对传媒类艺考要改革早有耳闻，也听到小道消息说母校今年或许是最后一年艺考招生，但当事实明晃晃地拍在我面前时，我还是感觉到脑中被一阵重击。

这次属于传媒类编导生的“春秋大梦”，似乎真的要醒了。

2016年，我马上升高三，成绩卡在480分不上不下。在河北省，这是一个连二本都上不了的尴尬成绩，而我也不合时宜地进入了学习倦怠期。那时身边很多家庭条件还不错、成绩不算太好的同学都会选择在校外学一个播音、编导的艺考专业课。我和母亲一拍即合，也决定走这条“升学捷径”。

当年河北的艺考不算很难，像美术、音乐、舞蹈这些靠“童子功”和天赋的专业，只需取得联考或校考合格证，文化课成绩通过280分的艺术类省控线，即可去搏一个“985”“211”的入场券，还是挺划算的。我们这些半路出家、从高二高三才开始的艺考生，选项只有播音和编导，编导专业要求宽泛，学生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会写作，爱看电影即可，而播音专业身高超过1米6、长相端正、性格开朗的要求，就能刷掉不少人。但是播音专业的文化课分数要求比编导低，且相对自由，日常就是美美地读稿子。

高中时，我拿过不少写作奖项，读书也算破万卷了，所以老师和家人都赞成选编导专业，对于播音专业，他们觉得我没有相关主持经验，朗诵都极少，见人就怯，而且1米6出头的身高也是硬伤。

但我却不这么想：河北全省的学校通行“衡水模式”，中学生们都是裹在校服里的冬瓜，如果可以留起仙气飘飘的长发，染个颜色，穿漂亮衣服和高跟鞋，那该会多么幸福。还有就是，若学了编导，别人就要对我的文字指手画脚、品头论足，这对于少女时代的我，是羞于看到的。

所以我一意孤行上了播音的大船，驶入了县城的一家艺考培训机构。

第一节课平平淡淡，大家都是一个县城的，几个熟识的朋友很快凑堆，一起熟悉课程。上课之前，要集体发“啊”“咦”的长音练声，之后各自拿出课程资料——厚厚一沓经典散文，从第一篇开始朗诵，老师不进行指导也不做进度规划，你感觉准备好了，就去找老师一个一个、一篇一篇过。此外，每节课还要读一篇300字左右的小新闻，读完后做即兴评述——和普通话考试的命题说话一样，时长3分钟，概括新闻，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以上完事儿，就可以走人。

我的散文和新闻读得磕磕巴巴、苍白无力，经常被老师打回去重来，唯有即兴评述环节咸鱼翻身，轻轻松松就侃完3分钟。所以，老师日复一日提点我“吐字要再清晰一点”“说话声音大一点”……那段时间，为了能追上进度，每周3次的课上能快点被老师通过，在学校的课间、晚饭时间，我都会拿出散文集朗读，下晚自习回家还要再读上1、2个小时。

不到1个月，我感觉培训机构就黔驴技穷了。问老师评价，无非是“挺好的，你走吧”的片汤话。同学们完成课堂任务后，大谈特谈衣服和妆容，我在里面显得格格不入。我是机构里唯一一个县中理科重点班学生，我想着“鲤鱼跃龙门”，培训机构却连门槛儿在哪都不知道，净给我推荐些二本三本院校——那些院校，我裸分就能上，相关专业任选，何必费这么大力气走艺考呢。

无奈，我最后拉上母亲提出退课。

我妈是公务员，我爸是企业管理层，家里条件殷实，作为独生女，父母要求我保底一本，所以我想做什么他们都支持。陪我在县里的培训机构上了两节课，父母就知道机构几斤几两，退课后，他俩通过关系为我联系上了北京的老师。

7月，我们一家人开车去了北京，就此开启了我慌里慌张的艺考求学之路。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要去的培训机构藏身于中国传媒大学附近一个小区的两居室里，是个没有名字、老师独立运营的“小作坊”，每天上6个小时小课，一天1000元。屋子墙上贴满了隔音棉，客厅摆一排椅子、一台大电视，日常上课用；阳台置一张办公桌和一台打印机，用来打印课程资料；一个卧室是“上镜间”，一个卧室是“休息室”，屋子里铺了几张瑜伽垫，我午休时就地一躺，老师也在这里起居。

父母另外为我在旁边租了一间独卫主卧，每月3600块，一直租到来年1月。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大坎是专业课，与老家的放牛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老师听我简述完曾经学过的内容，又听我读了一篇散文，连连摇头，直言“考不上”，说我得从零开始。她给了我一本中传的播音“小绿书”，她、我、父母三排列阵，从第一页的“a、o、e”开始给我纠正读音，然后是“巴、拔、把、爸”的单字读音，“八百标兵奔北坡”之类的绕口令，最后是几十字的散文节选。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带着我读，每一处停顿的位置，每一句声调的抑扬，都讲得明明白白，一上午过去，学到的东西比之前一个月还多，我父母也心服口服，眉开眼笑。

中午吃饭，父母问老师我考上的机会几何，老师很中肯：“以您女儿的先天条件，中传、浙传、中戏、上戏，肯定不要想了，但是联考我可以保证能拿到一个河北省前300名，像华东师范、暨南大学这样的‘985’‘211’能报一把试试。校考的话，四川传媒、山西传媒这种传媒类‘小院’，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确实，我身高勉强压线，“大嗓”也没有，听了老师的预估，我们心里也还算满意。

下午的课程，老师教我“用气息说话”。此前老家的培训机构根本没人管你“气息”，不会讲什么是“腹式呼吸”“气沉丹田”，现在要跟着老师“闻花香沁人心脾”“深呼慢吐”，一节课下来，精疲力竭。

一次，因为我“ong”发得不对，老师用了整整40分钟来纠正我。我一度抓耳挠腮、手足无措，实在听不出来，老师也几近崩溃，最后只能叹了口气。这样的事，遍布在我求学的第一个星期，我第一次知道，说话居然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

除了字词发音，还有说话状态。因为社恐自卑，我说话犹如蚊子叫，所以每天下午读新闻、说评述或者模拟主持，我总能在“上镜间”把老师从循循善诱逼到大发雷霆：

“声音大一点！你是在对着摄像机说！你觉得摄像机能收到这个声音吗？”

“直视镜头！你是一个主持人！”

“你打开电视看看女主持，谢娜‘马栏坡坡姐’的时候，也是夹着嗓子说话的吗？”

“气息呢？气息！你不要用嗓子喊！”

那也是我第一次开始正视主持人这个职业，“大声说话”“字正腔圆”是其最基本的素质。只要站在镜头前，我就要坚信自己的声音是最好的、自己说的是最正确的，而声音好不好、说得对不对是次一级问题，重要的是先让别人听到。

不过，时至今日，我犹觉得自己是老师带过的最差的一个学生。

第一周培训结束，老师对我的评价从“没天赋”变成“有灵气”，我在出租屋里录下学习成果发给高中同桌和父母听，他们都评价：“太厉害了，真的像新闻里的人。”那一刻，我的骄傲无以言表。

2016年的北京已经基本上普及了移动支付，大家熟练地使用微信付款，出门用滴滴，吃饭点外卖，而在老家小城，这些新事物才刚刚萌发。第一天下课吃饭，我拿着2G的红米手机，临到付款了，尴尬地堵在长长队伍前面，听着后边顾客接二连三地催促，我顿时羞红了脸，然后在店员鄙夷的眼神里，从包里好容易搜罗齐了钞票——其实父母有将生活费打给我，但我忘记从银行卡里取出来了，也不知道2G手机没有wifi是不能把钱支付出去的。

这样闹笑话的事情，接下来还不少：

第一次逛商场，因为滴滴定位不准确，我和司机鸡同鸭讲，我说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上车喜提司机的一顿国骂。后被拉去“免费修眉”，脑热花去800块文眉，不敢告诉父母，只能和朋友借钱度日。

还有一次在楼下药店买药，门太重，出门时手被门夹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是骨折了，飞速打车冲去医院，医生淡淡问我：“为什么不找药店要赔偿？”待我绑好手指重回现场，药店哪还肯认。几天后一个晚上，过敏体质的我临睡前被荨麻疹放倒，呼吸困难，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叮当快药”，更不敢给父母打电话，拖着病体急匆匆打车去最近的急诊挂水，凌晨2点独自坐在诊室里。

国庆节，集训前3天休息，我约着艺考同乡一起去了南锣鼓巷、天安门、故宫。北京原来那么大，坐了将近2个小时地铁才到二环内。我们随着人流慢慢前进，我嗅到了一个不该属于高三学生的短暂的自由味道。

时间缓缓流逝，我在北京的生活游刃有余起来。我换了3G手机，在地铁里能大大方方地找路人换现金，心脏强大了许多，对老师的吐槽欣然接受，每天晚上读新闻、读稿件、坚持每天早起练声。老师渐渐“松了口”，说我可以“冲击”浙江传媒学院。

10月底，“小作坊”里新学生纷至沓来，学费从“一对一/每天1000元”降到了“一对多/每天400元”。最先进来的是个东北男同学，声音条件优秀，但身高遗憾，人有点敦实，老师为了他的减肥操碎了心。之后来的是个北京本地女孩，家里的路虎每天拉着她在西三环和东五环之间转圈，女孩父母对她的学业没要求，所以她“死都不减肥”，奶茶甜品不断，直到课程结束，都没能完整说出一条即兴评述。再之后是武汉的男同学，他学播音1年多，文化课能考600大几，有一张帅气的“标准播音脸”，专业也没有短板，还极其努力，只为了挺进中传。

翻过年的1月，专业课程全部结束，老师赠给我们每个人一句鼓励，我的那句是：“好好考，前几年有身高158还考上中传的。”晚上，师徒5人在通州北苑搓了一顿海底捞，从此相忘于江湖。

次日，父母来北京帮我搬家、送我上考场，撤出来的生活用品填满了家里的SUV。我和我的艺考大行李箱竟然无处落脚，最后父母只能打车送我去北京西站，目送我进入车站，孤身一人踏上新的远征。

艺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类似于高考，一锤定音的省联考，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这个分数被大部分普通类院校认可，省统考通过，才算进入艺术的大门；另一部分是各大艺术学院和重点院校组织的校考，但凡好一点的学校都需要。

第一次艺考，能校考的学校有上百所。学校单独组织考试、设置考试时间并设定录取原则，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专业单独收取报名费，价格100元到300元不等，通过率极低。北电、中戏一类的“大院”，经常是几百上千个学生中挑一个，即便是民办艺术院校，录取比率也在80:1到100:1不等。一个艺术生要统考、校考“双合格”，才有机会在高考结束时报名这所学校。

统考、校考分年前和年后，年前以南京地区、各省联考和普通艺术学院校考为主，年后以重点院校和著名艺术学院为主。为了方便考生，许多学校会在各省设立考点，本校老师出差去进行为期2到3天的校考。

在河北省设立考点的学校少之又少，且河北省联考和各学校校考都安排在年后。河北考生如果想冲年前，不和重点院校的考试时间“撞车”，只有两个路数：专业好的，想冲击中传、中戏、北电的，直接去南京，考南京艺术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毕竟南艺是数一数二的名校，年后会在中传、中戏遇上的，往往和考南艺的是一批人；专业课一般的，就去最近的太原考点“蹭考”，那里也能考中传南广，还避开了一票南京考点的优秀生源，“上岸率”更高。剩下的学校，尽量考个遍，保证有书可读，年后还能去“大院”试试水温。

老师直言“你考不上南艺”，所以我放弃了南京，选择去太原。鉴于我没有参加过联考，老师又建议我去长春参加吉大的校考作为第一场“练手”。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动车，懵懵懂懂地跟着指示牌上车，在乘务员的帮助下安顿下来。坐我旁边的一个东北大哥知道我要去长春考试，“像是看自家姑娘”似的，一路给我讲了“山海关对东北人的意义”“我家姑娘长得也可好看了，你看她能不能学”“东北到底有多冷”……车到了站，我俩还加了微信，大哥气昂昂地拎着我40斤的行李箱，把我送上了出租车才走。第二天，大哥突然给我打电话，和老婆请我在酒店门口吃了铁锅炖。我的艺考第一站，真的蛮温暖的。

次日，艺考征途拉开帷幕，这一程结束，要立马飞往太原，所以我直接拖着行李箱打车到了吉大门口。一群妆容精致、穿拖地羽绒服的男生女生跟着指示牌正浩浩荡荡涌入一栋教学楼，我跟在其后。吉大作为重点本科，对专业课、文化课的要求严格，来找虐的人少。不到10分钟，我就被学姐带进一条走廊中排队等待。

吉大是当场出初试结果，通过的，留下量身高，准备复试，没过的就可以走人了。这也意味着半年的辛苦，会在1分钟内见分晓。前面进去的10多个同学都折戟了，等排在我前面的同学走进生死大门后，我拿到了我的考题——一条拗口的国际新闻。没等我通读完一遍，前面那个同学就阵亡了。

我硬着头皮推开门，虽然给自己打气过无数回，但依然被吓了一跳——教室里大大的落地窗透着四溢的光芒，阶梯教室顶部坐着得有近30位老师，不知是光线太刺眼，还是太紧张，我的眼前一片朦胧。

令我惊诧的是，我流畅地读完了那条国际新闻，声音没有发抖，也没被老师打断。结束后，我深深鞠了一躬，大大方方走出了教室。我站在门口等初试结果，前一个考生进去良久，直到他出来，我的结果还没出。又一个考生进去了，有老师出来了，竟然对我说“留一下”。我在一片讶异的注视中走进复试教室，先脱鞋量了一下身高。

“1米61。”老师的脸上也浮起失望，轻轻说，“你可以走了。”

失望瞬间席卷了我，但我也无法辩解，鼻子酸酸的，说了句“谢谢老师”后，又在众目睽睽下走出了那条长长的走廊。

去机场的路上，我才后知后觉掉了几滴眼泪。毕竟这是一场热身，去太原“蹭考”才是我的主战场。

飞机落地太原后，我才发现考点并不在市区，而是在旁边的小县城榆次。夜色冰凉，幸好有在榆次考点的同乡，我找到了家一晚200元的民宿。来接我的人是一个中年大叔，他开着面包车一路把我带到榆次，车子在弯弯绕绕的胡同里转圈，最后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房前站定，一套操作下来，像极了拐卖。

我偷偷按好“110”，跟着大叔推门进去，院子里别有洞天。平房顶上起了二层小楼，被隔成一个个小间，逼仄的院子里站着几个面容姣好、裹着大羽绒服的艺考生。他们看向我时，我彻底放下了心：这个像极了传销窝点的小院，原来是我们这些没找到酒店的艺考生的“自留地”。

大叔递给我一把钥匙，指了指其中一间，告诉我公共洗手间的位置之后就走了。我推门进去，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房间里还算干净，一张单人床，粉红色大花四件套整整齐齐，床边摆着暖壶和洗脸盆。但没有暖气空调，寒意透着漏风的窗户袭来，我没兴致洗漱，裹着羽绒服又盖上被子，最后一夜无眠。

太原的考试在山西传媒学院，寄存完电子设备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排队。第一场考试是浙江传媒学院的校考，不同于吉大的门可罗雀，楼栋前人山人海，不知道站了多久，我才走进了那栋教学楼，然后是二楼大厅。

进门首先光脚量身高，据说浙传一类的第一流学校会把身高尺贴高一点，我昨天还1米61，今天直降到1米58。

接着是严苛的擦妆，桌子上摆满了水、洗脸巾、化妆棉和各式各样的卸妆油，桌后的学姐会直白地问：“你自己卸还是我来？”好在当天我只打了一个贴近肤色的底，涂了一个浅色口红，学姐看了我一眼，就把我放走了。

然后是“搜身”，几个学长学姐挨个过，口袋、衣兜、文件袋都不放过，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东西都不能带，包括化妆品。排到我时，一个学长刚准备翻包，另一个学长赶忙拦住了：“这是女孩子，你让她们来，我们不能翻女孩的包。”

从早上8点，一口东西未吃，我昏昏沉沉地蹲在了地上，身后的男生发现我不适，从包里拿出巧克力：“快吃吧，都是艺考生，我们都不容易。”

考试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读了一首练过无数遍的《出塞二首·其一》。考完播音方向后，我又快速转去浙传的双语播音，现场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因为是自备英文稿件朗诵，父母找了雅思口语老师为我一对一指导，所以我发挥非常稳定。出门的时候，我甚至清晰听到老师讲“这个挺不错的，可以留下”。

我一度觉得“稳了”。拿到手机是下午3点，我在寒风里吃了一桶泡面，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那个小小的房间。

3天后，初试结果出来，两个方向我都没通过。兴许是考试的过程太过于折磨，即便与“梦校”失之交臂，但心里没有什么涟漪。我买好车票、订好酒店，赶往郑州，考中传南广。到郑州时，考试马上要结束了，我是倒数第二场，人很少，1个小时，我就考完了播音——在这里，我的身高又回到了1米61。

当初报名时除了播音，我还报了文艺编导。文艺编导的考场就在楼下，下楼时我停在狭长的楼道口，穿着小西装和高跟鞋纠结。站在门口维持秩序的学长大声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兴许是不够自信，而且确实连考试内容都不知道，我留下一句“算了，我不考了”，默默离开。

后来的校考，我加进了一个500人的“艺考生拼房大群”，信息遍布全国，在各个考场门口，三四个姑娘挤七八百块的标间是常态，逼仄得转个圈都难。我们一般凌晨4点就起床化妆，小桌子、洗手间，或是干脆在床上颤颤巍巍地画眼线，边画边“啊”“呜”“八百标兵”练声开嗓。

群里也可以分享交流考试信息，比如今天抽到的考题、哪个考点排队人数夸张、哪个学校贴出了复试大榜、官网出成绩了……大家好像丝毫不觉得彼此是竞争对手，只觉得每一个在艺考路上的人都是朋友。

此后，我每天都在和不同的女孩睡觉，在群里确定了考点、时间、性别就拼房，考完试麻溜拎起行李箱赶往下一个城市——在新的城市里，也会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床伴”在等我。

年后，在河北校考考点，我们拼房的酒店像是一个小小的艺术馆，室友分别考声乐、表演和播音，早起开嗓，楼道里有拉小提琴的、有播音在“嘿哈”。练完之后，大家拼车去考点排队，那好像是人生里少有的纯粹的、最接近艺术的时光。

数据显示，2017年仅河北的艺考生就有38.5万。一开始我不懂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后来校考时才意识到这究竟是何种概念。当时还是现场报名，每个考点有一个蔬菜大棚一样的巨大帐篷，每天8点准时开门。第一天，大部分人冲去四川传媒的报名点（川传是公认的保底学校），考试顺序就是报名顺序，帐篷门一拉开，一群羽绒服蜂拥而入，画面像极了大爷大妈抢菜：“播音！”“编导！”“导演！”“280是吧？”其他学校的摊位前门可罗雀。

考到后期，我们考完了没事情做，会像买菜一样去棚里逛一逛，看一看有什么学校能考。现在已经都不敢拿来保底的河北美术学院，在当年甚至有一个学长拿着大喇叭叫卖：“报名就给合格证，进校随便转专业啊各位。”“走一走看一看，河北美院入股不亏啊。”

选的方向多，排队的时间就更长。考试5分钟，排队半小时至4、5个小时不等。考播音的女生标准服装是西装短裙高跟鞋，一眼假的“光腿神器”当然是不能穿的，在石家庄零下几度的天里，我们只能靠加长羽绒服御寒，还要时刻注意眼泪掉下花了妆。很多时候走进食堂（大多数学校只有食堂才装得下这么多人），整个人都是僵的，坐都坐不下。

校考的第一天，我胡乱报名了江苏师范、四川音乐和四川传媒，从早上5点一直考到晚上11点。第三次排入食堂时，我忍不住了，去小卖店买了一桶泡面。我一边扒拉泡面，一边跟排在我后边的男生炫耀：“你们知道在寒冷的冬天，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吗？是一桶热腾腾的泡面。”

没想到，我刚刚吃了一口，就被带去四川传媒考试了。我恋恋不舍地看着泡面，在寒风里狂塞了两口，后边的男生也不催，只在我耳边重复：“你知道在寒冷的冬天，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吗？是一桶热腾腾的泡面啊。”后来我俩加了微信，我喜提“泡面姐”称号。

但川传的考试并不顺利。机构老师此前建议我不要穿高防水台的高跟鞋，会“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我买的高跟鞋只有6厘米——可是挡不住别的女生穿啊，当天就有个穿了10多公分高跟鞋的矮个女生。尽管我的新闻播读最流畅、即兴评述最完整，依然被留下量了身高。出初试结果后，全组人除了我，都过了。

在河北师大考联考时，我与几个女孩穿着高跟鞋，赤着双腿和一半胳膊打哆嗦，学姐推了推旁边几个师哥：“都是艺考生，给妹妹们让座啊。”现场有许多送考的父母，看着别人其乐融融，我心里不免有些凄寒。正月十五，我一个人在酒店默默盯着窗外烟火弥漫，一轮圆月。还是妈妈的同学突然想起了我：“我姑娘也在石家庄艺考，你俩之前一个机构的，我让她把位置发给你，你过来吃汤圆。”

这对17岁的我太具诱惑力了。我打了车，在阿姨家里终于吃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阿姨偷偷给我妈打了个电话：“你过来陪陪孩子，哪怕一天也行啊。”我妈这才意识到我好像也是一个需要陪伴的小孩子——当她的老同事在帮孩子排队、做饭、祈祷时，她还在县城公园快乐地赏花。

于是，我父母赶在一个周末来到石家庄“度假”，当天我早早开好两间高档酒店的房间，不敢打电话催，上午10点多，他俩才姗姗来迟。第二天，我坐上父母的车去考试，40分钟后，请他俩吃了顿当时很火的四宫格火锅，然后目送他们离开——算是帮助他们完成了陪姑娘考试的大任务了。

到中传、中戏的校考时，因为北京的酒店贵，我和4个女孩、2个男孩挤在中传附近一间1000块的标间里（这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办法了）。北京的考试持续将近10天，很少有家庭能掏出上万元的住宿费。虽然家里从不亏待我，让银行卡里一直有2000元到3000元的余额，还有母亲的信用卡，但我依然舍不得花钱。男孩睡地上，我们女孩睡床，翻身都成问题。每次我们女孩要洗澡化妆，男孩们就默默去消防通道抽烟，一抽2个小时，我们只能打哈哈：“请你们喝奶茶。”

许多拼房的床伴都已经是二战、三战，甚至四战。“艺考考到最后，真的在拼运气。”一个三战的姐妹坐在床上和我讲，她的眼里没有了光，只有对成功的执念。

艺考结束多年后，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女朋友说艺考时和异性拼过房，她说是标间，2个女孩和1个男孩一起，什么都没做，我该相信她吗？看到问题的一瞬间，我就想到了北京校考的时光。那时我们好像并没有性别的概念和其他想法，考完试卸完妆，像死尸一样瘫在床上。偶尔没有考试，也是聊考题、专业、文化课和过没过初试。

来北京考试的人数并没有想象的夸张，各专业院校会把时间分配得明明白白，没有什么排队的压力。

但一进考点，群英荟萃，压力陡增。考中戏播音时，我从未见过这么多好看的男生女生，校园爬满常青藤，走入校门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应该当“分母”。新闻播读环节让我意外，好像是对我校考一路不顺利的奖励，我抽到的，竟然是曾被培训老师字斟句酌地纠正过、一度刻在脑子里的一条新闻。上场后，我抖了个机灵，潇潇洒洒地脱稿朗读，面前的十几位老师一个个抬头，面带赞许地盯着我。但到最后一句话时，我突然卡壳，低头瞟了一眼稿子，尴尬直冲脑门——“中戏凉了”。

走出中戏校门，绕过大片记者后，我在南锣的角落放声痛哭。

也不知幸运还是不幸，报名时我顺手给自己填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待我想起时，已经是考试当天中午，我必须赶在下午开考前抵达中戏的昌平校区。短暂的纠结后，我抱着“赶不上就回去”的心态，磨磨蹭蹭上了地铁。或许是老天眷顾，到昌平校区门口还有20分钟，我连笔都没带（考播音用不到），临时买了一支笔，卡着点儿进了考场。

那张我连“概念”都没有的试卷，竟是如此简单，卷子上的成语填空、古诗词赏析像在给我招手，原来艺考也可以这么轻松的。最后的散文写作也是我的强项。交卷时，我觉得“稳了”，也是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选错了专业。

接着是无心插柳的中传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我看着初试要考朗诵，就报了名，没想到误打误撞进入复试，可惜挂在没学过的表演上。

只可惜当时我一心只想在播音专业“上岸”，那些随手填的专业都被我抛在了脑后，等到我在群里刷到中戏戏文可以查成绩的消息，人已经在广州暨南大学了。我在“小蛮腰”下点开中戏的招生网，是赫然的“已通过”，当下百感交集，再打开携程查机票，却发现即便立马飞回北京，也会错过复试现场确认。

2017年的艺考，结果很不理想，折腾来折腾去，父母砸进去几十万，我却只拿到了统考178分、河北省160名的成绩，虽然在我们县名列第一，但校考的合格证我一张没有，播音的初试一个没过。

我低落了很久，但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播音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我不再怯于、甚至喜欢站在观众面前讲话，我开始喜欢与人沟通，说话时能直视人的眼睛了。这些为了艺考练习的伪装，刻进了我的身体，让我成为一个自信的、有力量的人。

高考结束后，曾经一起上课的武汉男同学如愿以偿，凭借600多分的文化分和专业合格证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女同学去了四川传媒学院，东北男孩艺考和我一样不理想，但文化分有500多分，最后走普招，进了上海一所一本。

我后期彻底摆烂，每天在家睡大觉，沦落到河北省一所三本读播音。入学后不久，我深感“志趣不合”“学校管理太过严格”，与父母撕扯几轮后，很快退了学。我不愿再复读，开始尝试做自由撰稿人赚钱。

直到2019年，我有了几万元存款，被社会磋磨过后，深觉自己需要一个学历，所以决定重新艺考。但2年过去，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

这一次，我秉持着听人劝、吃饱饭的原则选择了编导专业，因着当年的经验，一开始就锚定了中传、中戏，次一级选择是浙传、南艺，保底中传南广。这次，我不想刻意谋划，只单纯地“要搞纯艺术”“要学校自由”。

多方挑选过后，我去了石家庄头部编导艺考机构学习，虽然师资力量比不上北京，但每年都有能考进“大院”的。集训开始前，我和机构老板聊了聊，他很担心我的文化课成绩，我询问过后才知，原来2年前300多分就能读的河北传媒、燕京理工，如今已需要400分以上了，到2020年，河北省艺考生数量猛涨至105万。

编导比起播音，细分方向更加复杂，有导演、广电编、戏剧影视文学、制片等诸多小专业。又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和影视相关的导演、制片、广电编等专业，一类和戏剧相关的戏文、戏剧影视导演、演出制作等专业。以上专业的共性在于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首先需要背一本厚厚的《文艺文学常识》，来弥补应试教育下大家对电影、文学等方面的知识空缺。其次，故事写作、影评写作、节目策划案写作等，各个学校要求不同，但都要学。除此之外，学导演的还要上表演课，毕竟要会导戏定要会演，学戏文的除了文学训练，也要补戏剧的课，制片要了解国家电影政策。

我选的机构和大多数机构一样，以广电编为主，后期再分各个小专业加强训练。本以为自己会如鱼得水，实际却磕磕绊绊。各路大神挤入艺考赛道，他们已经看了无数的电影和书，从小习得诸般才艺，斩获各类奖项。而我当年的灵气在自由撰稿人事业中消耗殆尽，久未阅读和写作纯文学作品，现在拿起笔只能写出“夫人又怀孕了”“这个热搜揭露了多少人生活的真相”——在戏文老师看来，我更像一个“文字商人”。我写不好故事和散文，但影评、策划案还算写得不错，文艺文学知识也还说得过去。机构老板为我转换线路，主攻广电编和制片专业，次学戏剧影视文学。

相比上一次早九晚六、逛街放风的备考，这一次从暑假集训开始，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8点半上课，凌晨1点下课，我每天都有背不完的文艺常识、写不完的影评和故事，全靠咖啡吊着命，遇上模拟考试，通宵到早上7点再回家补觉都是常事。

现下，做个艺术新人是万万不够的，为了考中戏的演出制作，没看过戏的我每周都得泡在剧院里，石家庄若没排，我就跑去北京看。一次，我和朋友去北京看《玛蒂尔达》，我俩坐在保利剧院门口的台阶上，就着寒风抽着10块钱的“紫云”，还没抽一半，保安就过来驱赶：“你俩别坐这儿，影响不好。”我俩尴尬地打趣着：“谁能想到我们买的是1080块钱的票。”然后暗暗发誓，等考上中戏，要每个月都来看戏，再默默掐掉烟离开。

因为写不出好故事，我在机构里并不算头部学生，属于“冲一下能上”的存在。只有每次准备“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你最喜欢的导演”这样的话题，我都是过得最快的那一个，我甚至不用背稿，简单列出几个要点就可以讲出令老师满意的答案；文艺文学常识我也是班里前几个过完的；影评写出手感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能写完一篇。

半年时间，古早的戏剧剧本我看了无数本，熬夜刷片几百部，还要上知网扒论文学戏剧分析，就为了复试的时候和老师有话聊。我们“制片组”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大选题，从电影审查制度的各国沿革到各大表演体系的实际运用，要作出论文一般的阐述，才能放学回家。

集训结束后，机构组织了一场小专业班的选拔考试，我报名了戏文和制片，却根本没答戏文的卷子。戏文老师看在我依旧想学戏文的份上，问了我一个问题：“从你最近看的书里，选一本你想改编成电影的书，并说说想挑谁来演。”

我当场呆住——决定艺考以来，我一直都在功利性阅读，按照网上的书单，读的尽是已经改编成电影和影视剧的小说，没有一本是自主阅读的。我努力不让场面冷下去，嘻嘻哈哈地给老师讲了一本网文，并在脑海里疯狂搜寻适合演青春片的明星。

这次考试过后，各位老师一致同意：这姑娘适合学制片，学不了戏文。

3年前的误打误撞，让我自以为天赋异禀，现在大神云集，我懂得了收敛，甚至是畏缩不前。

分到制片班后，因着有一些社会经验，上课时侃侃而谈最新的政策和时事，熟练运用各种搜索引擎查资料，我一度成为班里最优秀的存在。我交到不少新朋友，还组了一个6人小分队，开始在漫长的集训生涯里找乐子。

10月，机构组织去乌镇戏剧节，我们在高铁上杀去餐车打牌，半夜从酒店出逃去吃海底捞。有天看完戏回程的车上，玩得太开心的我昏昏欲睡，突然被老师点起来回答问题，迷迷糊糊中，我说出了什么“乌镇商业化不强”“乌镇本来就算影视基地吧”，老师赞叹不已——其实都是网上看的，但不妨碍我自信心无限爆炸。

当我觉得自己“名校稳了”的时候，却在“名校班”与“普通班”的分班考试里滑铁卢了。那天在面试考场，我对着一张“年轻人转发锦鲤求好运”的图片说不出话来，老师着急地提醒：“这个很简单啊。”“你再好好看看呢。”可是我的大脑依旧一片空白。

小分队有4个人都进了“名校班”，我没办法再快乐下去了。我在“普通班”发奋图强，认真记下老师讲的专业知识，把故事打磨再打磨。在最后一次模拟考试里，我又成了第一名，如果再加把火，依旧很有希望考上“梦校”。

可惜那次模拟考之后，我的身体崩盘了。2017年退学后，我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之前成绩的突飞猛进，整夜不停不休的学习，模拟面试时的侃侃而谈，实际是躁狂发作，相对应的，冬季抑郁期也会按时找上我。我请了后边课程的假，助教、老师和机构老板接连发了无数条微信劝我坚持。

最后，我只报名了几大名校以及中传南广保底。

出发去南京之前，我先在石家庄考了中传的初试。2017年后，中传将之前放在“三试”的文史哲笔试放到初试，机考，从源头筛选学霸。我丢在后备箱的参考书连快递包装都没拆，迷迷糊糊考完了早上的初试，就坐上了开往南京的列车。

我对南京的初印象是“不喜欢”，连绵细雨和冰冷潮湿的空气让我只想“考完赶快跑”“可千万别考上”。第一场是中传南广的笔试，我们在教学楼门前按照专业排队。时间一到，学长学姐带我们走进教室。笔试很水，大家按考号坐在一个教室里，人挨着人，还没有期末考试管理严格。老师放完片子后来回踱步，教室里没有空调，手脚冻得僵硬无比。次日，面试转战到图书馆和实验楼，我从早上7点开始排队，不到12点就考完了4个专业的面试。

但后边的考试就不太顺利了，浙传和南艺术学院广电编的初试挤在了同一天——这意味着我要下午2点在杭州考完前者后，立马赶回南京参加晚上6点的面试。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杭州堵车让我错过高铁，面试泡汤了。

当晚，我在酒店里查了中传初试的成绩——仅差1.5分，也就是一道选择题。一如2017年吉大的身高阴影，这一年的考试，“毫厘之差”与我如影随形，好像是对我临到头放弃考试的惩罚。

南艺的制片考试，我倒是发挥正常，所有问题都踩在机构准备的范围里，成功通过初试。

2020年1月23日，考完南艺的复试之后，我坐上回家的高铁，在车厢刷微博，从热搜上看到了“新冠肺炎”这个词语。那时，我并不知道它将颠覆我的艺考之路，甚至未来的人生。

回家后，我继续把自己关在小小的房间里备考，浙传初试通过的消息给了我不小的动力，好似窗外的口罩、病毒与我无关，偶尔还在机构大群里看一看大家的玩笑，比如：一张戴着防毒面具的图，附着“北电中戏中传浙传，我来考试了”的文案。

刚开始，我们以为新冠只是艺考的一个插曲，让我们有了更长的准备时间。直到各大院校推迟考试时间，才发觉形势越发严峻了。

2020年3月，中戏发文：演出制作、戏剧影视文学按照文化课成绩招生，不再单独组织艺考，其他专业线上考试。看到这条消息时，我还在B站上看《哈姆雷特》的录影，我脑里如巨石炸裂，心乱如麻——因为我的目标院校与目标专业一直都是中戏的演出制作。机构大群也炸锅了，好多专业被取消了，太多人的努力付诸东流。

接下来，北影、中传也接连发文，部分专业线上考试，部分专业纯文化课招生，艺术生叫苦不迭，可也只能接受命运。

哭了两天之后，我转头投入文化课的学习里，连联考和浙传复试都不再准备了。没有经验，加失去了动力，年后的线上考试我考得一团糟。换了方向后，填报的中戏制片管理专业要求做一个类似于直播带货的产品介绍，机构老板破天荒地联系了我：“多写几个，给大家做做模板。”但我一心只想凭借文化课上中戏，直接就上场录制，效果自然磕磕巴巴。

与那年在中戏南锣校区考播音一样，我又与“梦校”失之交臂。不过，年前的南京场我拿到了一张合格证，是我这年艺考之路的唯一结果。

高考那天，我机缘巧合被分在了3年前的考场，同一个座位。答完英语后，把笔盖合好的那一瞬间，我好像才终于过完了17岁。

接着是河北省联考和浙传的复试。因为播音专业录取文化分普遍偏低，为了保底，我还参加了播音的省联考，可拿到考题，我才发现播音也变难了，3年前的民生新闻变成了国际新闻，那些诸如“最难忘的一件事儿”的即兴评述考题，变成了“如何看待电视开屏广告”。

浙传复试前，机构组织了针对浙传的免费集训，我并未参加，单枪匹马赶到杭州参加复试。考题并不难，和冬天大家集训的内容大差不差，但因为专业课荒废太久，大脑一片空白，最后以2分失之交臂。

兴许是报复心作祟，我没有报名大家都用来保底的川传。川传考试那几天，我跑到成都旅行，还和小分队的朋友约了火锅。朋友满脸不解：“那么多学校都取消了制片，川传能考你还不考？”

2020年秋，我中戏文化分未过线，只能到保底的中传南广。来到这个学校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不甘心，其中有人和我一样，在备考后期彻底摆烂放弃，把自己从艺术类名校拉到这所中传的独立学院。还有人文化分实在拉跨，拿着北电、中戏等名校的合格证，却只能报考这所曾经的“本三”。班里有个女孩比我还大，我俩同届，她一直复读，却一直无法逾越那零点几分。

我们小分队成员，无一例外在中传南广团聚了。

进入大学后，父母负担了我的学费，但生活费自理。在母亲对自己“优秀女儿”的推销下，我的名声在小城里四散开来，很多家长过来找我，希望能给他们的孩子一对一辅导。在“父母的帮助与鼓励”下，我一边读书，一边给弟弟妹妹们上课。

但不可置否的是，艺考越来越难，机构里的坑也越来越多。河北省联考的文化分水涨船高，很多学校的艺术类专业和文化类专业需要的分数不相上下。对理科生来讲，进入艺术类专业，甚至要考比普通类更高的成绩。

听说因为河北省联考只考文学常识、故事写作、节目策划的内容，衡水的一些学校会针对性地为学生突击补习，加强背诵，然后一车一车地把学生拉到保定参加联考，所以河北编导类的艺考成绩才会高到吓人，我们不确定消息真假，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此激励着弟弟妹妹们好好复习。

老家的无良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开始填鸭式教学生背诵策划、分镜模板，专业内容一概不教，临到考试家长才发现，当时机构承诺的“300分上大学”根本不可能，而想要参加分数更低的校考，就需要继续报名大几万的校考班。

如此，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优秀的孩子，我会通过母亲直接推给当年的培训机构，让他们有望冲击一下名校；看起来不太行的、被机构坑蒙拐骗到很难考上的，我就自己留下，努力让孩子过联考，碰碰运气考一考川影、川传这样的保底院校。

第一年学生来得很晚，距离联考只剩1个多月，却连那本“文常书”都没背完。我学着之前机构的模样死死盯住他们，每天腾讯会议开到凌晨3、4点，早上8点就开始打电话叫他们起床写故事、写策划。虽然曾经这样的高强度训练让我崩溃，但我也找不出更好的方法，甚至共情起之前老师的恨铁不成钢。

幸运的是，第一年的联考，2个孩子都通过了。

第二年，我的教学规划已经初具模型，归功于播音艺考给我带来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在编导课里也加入了大量的吐字归音、新闻播读、即兴评述的课程。个子高一点的孩子，我甚至鼓励他们去考一考播音，免费给他们加一些稿件课。而编导方向的内容，全部来源于大学里的“偷师”，老师上课时放的片子，我都有默默记下，实在不行就厚脸皮去找老师要资源，拉片的节点、老师的PPT，我原封不动地拍下来，带回去做记录修改，成为我的艺考课件。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班里上课坐第一排，学习最认真的人。没考上中戏、中传，我自知能力有限，只能努力把老师的东西学到手，然后原封不动地教给学生，至少让他们能考上我的学校。

面对自己都失败的线上考试，我只能偷偷看之前机构的公众号，模仿着他们的样子帮助学生搭景打光，探索前进。孩子们如流水线般从我面前走过，我看着空荡荡的影棚，突然意识到，那些冰天雪地里拼房排队、为梦想满世界奔波的岁月，那些寒冬，变成了只属于我们的过往。

犹记得2017年艺考结束后，拼房大群里一个一张合格证都没有的男孩讲：“能和你们这群北电中戏的人一起考试，还住过一间房，是我老了喝多了酒，还能吹一辈子的故事。”

这也是我能吹一辈子的故事。

2024届，我的招生进行得如火如荼，在“编导改为导（表）演”的红头文件出来之前，我已经有了2位学生。

这一年的艺考将是什么样子，新的考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艺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更不得而知。“小作坊”已初具规模的我，计划着今年带完最后一届，就退隐江湖。

我在网剧公司、电视台、直播电商公司、MCN机构等众多offer里，选了一家还算不错的综艺制作公司。3年里没怎么跟过剧组，只搞教学、考试的我，开始与明星、剧组打交道，也算是没有脱离自己的专业。

能够随时随地见明星，这成了父母新的骄傲，也开始被之前的学生追着问：“姐姐实习内推一下可以不？”“姐姐想要签名。”“姐姐有没有瓜？”

我留在了这座我艺考时非常讨厌的城市，甚至计划定居下来，开始自己与艺考无关的真正的生活。

作者：琦王花生

编辑：吴瑶

题图：《少年派2》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