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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一、宋王朝“吃了吐”

说起这类“听着很扯”,扯过后又发人深省的历史事件,就得先说说大宋朝的“吃了吐”。

“吃了吐”,是个相声表演时的术语。但,“我大宋”的“吃了吐”,绝对让人笑不出来:那真是把吃进去的肉,活活吐了出来。

第一桩“吃了吐”的事儿,发生在北宋元祐年间,当时宋神宗与王安石前后脚去世,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戛然而止。“旧党”执掌大权。可“变法”一桩实锤的成就摆在这儿:经过一番变革,“积弱”已经的大宋军队脱胎换骨,摁着老对手西夏暴揍,一口气收复兰州米脂浮图等四寨,成功巩卫了西北国防。但在“旧党”眼里,这根本不是个事儿:割回去不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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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诸位“旧党”骨干们轮番上奏,把先前宋军自卫反击收复国土的辉煌,说成“此为国家之耻”,卖力鼓动“割地换和平”。如此歪理,气的名将孙路拿着地图当场质问:一旦这些土地全数割掉,大宋的熙河要地就危在旦夕,关中平原也就不保,你们想让大宋重演唐朝天子扔下长安逃命的悲剧吗?可声声质问,却石沉大海,该割,还是割了。

正因这些热血未凉的大臣力争,“旧党”原本想割的“六寨”,只割出了浮图、米脂等四处。但不费一兵一卒就拿到好地的西夏,更是变本加厉侵扰大宋,半天和平都没换来。

如果说这番“吃了吐”的操作,已是很扯,那么此事七十多年后,南宋又上演了更雷的“吃了吐”: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主完颜亮悍然南侵,没想到在采石矶遇到名将虞允文,六十万金军顿时瓦解。立下奇功的虞允文再接再厉来到西川,与名将吴璘密切配合,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凤三路。大宋收复中原的跳板,已经顺利拿下。

可捷报传来,宋孝宗的恩师,彼时的大宋中书舍人史浩却着了急,他立刻歪曲战况,以“孤军深入”为由,卖力劝说宋孝宗放弃新收复的陕西三路十三州,真忽悠得宋孝宗下了诏书,严令刚打了胜仗的吴璘全线撤军。有昔日岳飞的前车之鉴,吴璘哪敢逗留?只能含泪南归。已经打开胜利之门的北伐良机,白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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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愤怒的虞允文上奏交涉,史浩的画皮才被揭开,他哪里是怕宋军“孤军深入”?而是“既素主弃地,及拜相,亟行之”。就是为了自家“议和”的政绩,毁前线大好战局。宋孝宗这才捶胸大呼“史浩误朕”。可误了又如何?机会已经丢了!

大宋为何积贫积弱?因为这类“以国谋私”的角色,太多太多。

二、穷疯的“大明皇室宗亲”

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明朝代府奉国将军朱聪浸,向当时的明世宗泣血上奏,说自己穷到家徒四壁,全家老幼饿得好几天吃不上饭。和自己一样的“奉国将军”们,有的穷到三十来岁娶不上老婆,有的死了十几年没钱埋,甚至要曝尸荒野。那真是“俯天仰地,无门控诉”——皇上,就等您做主了。

堂堂奉国将军,那可是郡王的曾孙,根正苗红的大明皇室后代,真能在大明年间穷到这地步?

乍看去,这话很扯。

要知道,明朝的宗室们,是一群“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的人。生下来就有爵位,躺着就有钱花,为养这帮人,嘉靖年间时,大明每年就要花掉八百多万石粮食,是京城存粮数额的一倍。另外还有大量庄田。再穷,也不可能穷这帮人嘛。

可事实是,朱聪浸没扯谎,到他们这一枝,那是真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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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他们人数太多,别看“大明宗室”这个身份光鲜,可放在明王朝,却是一点不稀罕。学者顾诚认为,明亡时的宗室人数,保守估计在二十万人以上。养这么多白吃饭不干活的人,而且还要吃得好,花销自然天文数字。在明朝当时,普通的王爷,钱粮都说欠就欠。仅嘉靖年间山西的藩王,就累计被欠了一百四十万石钱粮。到了“奉国将军”这一级,自然也就更苦。

这一类穷苦的“皇族”,在明朝也有个别称:穷宗。有人为了生计,竟然沿街乞讨,还有人干脆组团打劫偷盗,整个明朝中后期,闹出活剧种种。

可问题是,这该怪谁?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好的大明朝,最后当然不出意外,陷入了活活穷死的大坑。

三、求求你当我学生吧

晚清落后挨打,“扯事”自然不少。比如封建时代无比严肃的“师生关系”,到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清末,竟也变了样:以往都是学生求着拜老师,清末却是“老师”求着“学生”拜自己。甚至不惜脸皮跑到学生家去,强行要学生行“拜师礼”。这类“扯事”,当时也有个诨名:倒拜门。

为何会有“倒拜门”?李伯元小说《官场现形记》里解释了:“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吧旧欠还清,再拖新账”。敢情,就是让学生给老师当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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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实际操作里,这事的过程却更“扯”:《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记载,光绪年间有个侍郎回汉口闲住。消息传开后,当地一个周姓财主动了心思,拉着自家儿子找侍郎大人拜师,还允诺了一百块大洋的拜师礼。但许了承诺后,周财主却纠结了:这个侍郎看上去不像个正经人,我儿子拜了他会不会学坏?要不再等等?

可周财主哪里想到,这侍郎大人却等不得了。原来这位侍郎大人回汉口后,早就吃喝嫖赌欠了一屁股债,就等着周财主一百大洋的“拜师费”救急。一听周财主纠结,他竟然直接杀到周财主家,强逼着周财主的儿子给自己行拜师礼,“隆重”拜过师后,侍郎大人揣起一百块大洋乐颠颠走人,却把“学生”和“家长”扔在原地。

想攀高枝的“学生家长”,外加为钱来的侍郎,一场“倒拜门”,缩影了清政府垮台前的众生相。

四、民国治不了天花

1949年,在全世界对中国的“看衰”声里,有句话格外刺耳:天花将是新中国最难解决的问题。

乍一看去,这话确实扯。早在十九世纪时,西方人就推广了种痘法,从此天花这个恐怖疾病,在西方各国已不是大患。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种痘法的中国,竟解决不了天花?事实是,至少之前三十八年的民国时代里,这事真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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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作家沈从文的小说《泥途》里,就描绘了长江中部的市镇上,“许多人家的小孩子都传染着天花”的惨景。而在真实的民国时代上,那多少“优雅风情”背后,是当时中国匮乏的医疗资源:一直到1934年时,中国全国的医生只有7800多人。省级传染病医院不到16所,从医生到护士都是稀缺,卫生经费更是匮乏,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卫生经费只占到行政经费的百分之七,比教育经费低三倍,这都算是条件好的。

于是,在陆续爆发了五十九次大规模瘟疫的民国时代,天花更成了死亡恶魔。在新疆甘肃的多次瘟疫里,天花的杀伤力都排在前四位。而清末时就引进西方种痘技术,且经济条件居于全国前列,全年气温较高(天花怕高温)的广东,却成了天花的重灾区,从1912年至1949年,几乎年年爆发大规模天花瘟疫——没钱防治,没人愿防治,天花,就成了一代中国人的痛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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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全国种痘”,且不断升级种痘技术,实现疫苗更新换代,终于在1962年,成功令天花在中国境内绝迹。站起来的新中国,也向世界宣告:中国,成功消灭天花!

参考资料:杨硕《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张国勇《晚明宗室制度变革研究》、甄雪燕《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 宋莉《消灭天花:人类免疫成功的典范》、马平安《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与疫灾的互动》、 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商传《走进晚明》、朱芙蓉《从“灭天花”到“战甲流”》、陈丽楠,刘玲娣《民国时期广东天花的流行与防治》、那日苏《中国人如何消灭天花》、张堂会《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