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癌症医治无效而不幸去世。一周后的1月15日下午3点,盛大的追悼仪式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举行,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亲自负责致悼词。

当念到“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满场“呜呜...”全都哭了,一生坚强、曾遭遇无数挫折和磨难都不曾落泪的邓小平,此时也哽咽失声,几乎要念不下去。

对于周恩来的去世,邓小平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悲痛。

大约4年后,他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深情地回忆总理说:“周总理是个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是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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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邓小平

在邓小平看来,周总理不仅是上级领导,更是一个兄长,他们之间有着长达53年的深厚情谊。

从1923年在法国巴黎共同编印杂志《赤光》,一起打地铺、啃面包,到1928年邓小平与第一任妻子张锡媛结婚,周恩来邓颖超积极为他们操办酒席,婚后两对夫妇还住在同一幢房子的上下楼。

从1952年邓小平被调到北京,之后一直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到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复出,再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

53年时间里(1923—1976),两人有着许多惊心动魄的生死交往,但要说困难程度、难忘程度,恐怕还得是最后十年文革期间:为了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周总理曾经呕心沥血,不惜推迟自己的癌症治疗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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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仪式上致悼词

南昌的“熟人”

“文革”初,邓小平被戴上“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在1969年因“战备疏散”被下放到了江西。对于这次“下放劳动”,周恩来虽然人在北京,但一直亲自打理。

他亲自打电话到江西省革委,针对下放的具体位置,否定了江西负责人提出的赣州,认为赣州离南昌太远,山多路偏,交通不便,万一出现意外不好快速解决,转而提出应安置在南昌市郊。

对于住宿条件,周恩来更是明确地指出:“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为了给邓小平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周恩来在电话里反复交代:毛主席在党的九大会议期间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如此,在周总理的亲自“施压”下,邓小平一家得到了妥善安排,住在位于南昌市新建县望城岗的两层独立小楼房,“下放劳动”的场所是离住所非常近的新建县拖拉机厂。

从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期间,邓小平夫妇过着半劳动、半读书的平淡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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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卓琳在江西和妹妹邓先芙、女儿邓榕留影。

1970年,周恩来有一次到庐山开会,想起了邓小平正在南昌,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很显然,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过邓小平,始终在为他的第二次“复出”作准备。直到1972年初,曙光终于出现了。在陈毅元帅追悼会上,毛主席罕见亲自出席,并对邓小平做出了积极评价,周总理敏锐把握时机,交代陈毅家人在会后将此消息传递出去,开始为邓小平“复出”作准备。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邓小平在江西的生活也从1972年春开始得到极大改善。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

等到1973年2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要他近期返回北京,由此邓小平终于结束了长达3年半的江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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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邓小平

邓小平返回北京原本是件好事,但令人伤心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一年前被查出的癌症,突然复发了。

当时医生建议立刻住院手术,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一直拖着,直到1973年3月10日《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正式发出后,才决定病休。

不过就算是病休,也没持续多长时间,3月底周恩来病情稍微好转又开始了忙碌。

3月28日,邓小平和李先念一起去见周恩来,据警卫员讲,当时周恩来就一直坐在门口等,3月的北京还是寒风凛冽,但周恩来却坚持坐在一张靠背椅(不是沙发)上等,当邓小平进来后,立刻站起来,迎上前去,握住他的手,叫了一声“小平同志”,两个人紧紧握手,然后才进屋。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复出寄予了厚望。4月9日,当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时,特别交代邓小平说:“你们要找保健大夫,找吴家的。”说完又特意叮嘱邓小平夫人:“卓琳,你这个事不要忘啊!”

周恩来口中的“吴家”,应该指的是其晚年的主治医生吴阶平,他此举显然是希望在医疗和安全上给予邓小平双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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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1日,邓小平与吴阶平亲切握手。

此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当年年底,1973年12月22日,病重的周恩来用不太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全文。至此,在文革中抱病苦撑了八年的周恩来,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松口气了。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1973年12月22日
最后两年

当邓小平走上“正轨”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开始迅速恶化。从1974年1月下旬开始连日便血,身体明显坏了,到3月中旬的时候,每日便血达到100毫升,医生全面检查后,确认是癌症复发,建议周总理无论如何都得休息,可总理不同意,每天仍然工作高达十几个小时,夜以继日,超负荷运转。

当时周总理为何坚持要推迟手术?因为那段时间有一件很重要的大事,就是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这是他复出后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 意义非凡。

因此,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周恩来抱病决策各种细节,从飞机的航线是走东线还是西线,到民航怎么试航,需不需要请法航帮忙;再到邓小平的欢送仪式,是不是要隆重一些,最好铺上红地毯,以最高礼仪的规格欢送邓小平出国,等等,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直到4月19日邓小平载誉归来,周恩来才在次日凌晨2点接见了医疗组,短短一个多月后,1974年6月1日,因病情过于危重,周恩来离开了居住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厅,搬到了解放军三零五医院,直到最后去世。

据邓颖超晚年透露,邓小平出国期间,周恩来之所以不肯治病,是对邓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担心“四人帮”乘他住院时对邓小平不利,所以他坚持不肯离开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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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联大会议上

1974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当年底,周恩来抱病飞长沙与毛主席见面,商谈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史称“长沙决策”。

当时,周恩来建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毛主席曾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完还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一看便脱口而出:“人才难得。”

“长沙决策”后不久,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而与此同时,周恩来却饱受着癌细胞的侵蚀。

在1975年1月中旬的人大会议上,人们猛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不堪;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同年9月7日,重病的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时他的脚已经肿得很大,鞋都穿不上,不过面对来自东欧的客人,还是坚定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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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后来,周恩来病情进一步恶化,又连续做了多次大手术,有一次在被推进手术室前,周恩来语重心长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的多。

当时周恩来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最后这句话却用了很大的声音,显然不仅是要说给邓小平听。

此次手术后,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全面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悲痛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上下陷入一片哀恸之中。在1月15日追悼会上,向来理智冷静、鲜少流露悲伤的邓小平,当念到“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哽咽失声了。

周恩来的去世对邓小平来说,是常人无法代替的悲痛。他们两人之间有着长达53年的交往,尤其是经过文革时期的艰难险阻后,感情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据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撰文回忆:“周总理和我父亲两个人性格不同。周总理非常聪明,善于团结人,善于融合各种不同的意见,事无巨细,认真负责...周总理知道我父亲的特点,知道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能承担起他的工作。我父亲对他也是非常理解的,知道这个兄长心里想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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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邓小平

邓小平回忆周恩来

要说周恩来晚年为什么极力提携邓小平到自己“接班人”的位置上,就像邓朴方说的,是源于对邓小平的了解和信任。

据悉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在北京开七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周恩来曾若有所思地问身边人:对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个人的工作,该如何评价?

在对方说了自己的看法后,周总理也讲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根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大不相同。小平同志“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

对方问周总理比较喜欢哪一种,周总理回答: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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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访美国

邓小平对周恩来始终是尊敬和放在心上的。1974年4月出席联大会议期间路过法国巴黎的时候,据当年陪同邓小平出访的工作人员回忆:回国途中在法国停留,邓小平在一次散步时,询问附近有没有法式面包铺子,工作人员便将他带到一家标准的法式面包店,邓小平高兴地把他十几美元的零花钱全部买了刚出炉的法式棍子面包,并说,总理爱吃这种面包,带回去请他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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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晚年

周恩来逝世两年后,1978年10月,邓小平前往日本访问路过京都岚山时,对日本朋友说:“雨中岚山,别有风味,周总理写的诗就是写雨中岚山,这首诗,最近已在北京出版...”

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曾经游览过京都岚山,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诗作。

周总理逝世四年后,1980年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周总理是个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后来,当他的女儿毛毛问,留法的人中与谁的关系最密切时,邓小平仍然讲了相同的话:“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作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