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的著名通俗历史读物《大丈夫》写作于1935年12月。
这部撰成于中华民族危亡时刻的著作，曾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6年在上海出版后，至1940年印行了四版，堪称是当代进行历史教育的成功范例；同时，对范文澜本人来说，这部书又是他从原先专治经史考证，转变为把学术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结合的标志。
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的野心早已有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略野心更加膨胀。至1935年，日本侵略军越过长城进攻华北，造成华北危急！平津危急！
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蒋介石统治集团竟然采取“不抵抗政策”，并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残酷镇压抗日爱国活动。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对外，抵抗日本侵略，停止压迫人民、残害爱国力量的反动政策”，成为全国军民共同的呼声，抗日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就是在中华民族行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亡国奴的危急时刻，范文澜于1935年底撰成了旨在振奋民族精神的著作《大丈夫》。
这部著作以表彰历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勇于为国捐躯沙场，或不畏艰险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的方式，呼吁青年和亿万民众挺身而出，挽救民族危亡，勇敢抗击侵略；同时严厉谴责蒋介石统治集团对外屈辱卖国、对内残害革命人民的可耻行径。
书前《凡例》即为画龙点睛之笔，作者明确说：“每当外力侵入中国的时候，总有许多忠臣义士，用各种方式参加民族间悲壮的斗争。”
“他们拼出血和生命，去保证民族的生存，是永远应该崇敬的。”
“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凌的事迹”，以唤起伟大的民族精神。
书的命名，则取自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用通俗读物的形式，反映“要抗日，要民主”这一时代要求，号召民众人人争当坚决抗日、无所畏惧、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因而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发挥了唤醒人民觉悟、鼓舞抗战热情的巨大作用。
因此，这部著作在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便成为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好教材，至1940年10月就印行了四版。
在范文澜的治学历程中，《大丈夫》的撰著又是他学术旨趣产生根本转变的标志。
他早期撰成有《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著作，都属于训诂、考证范围，当时其志愿也是“追踪乾嘉诸老”，做他们的学术传人。
但是，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受苦受难的事实教育了他，1925年至1927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他成为一名进步教授，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以后转到北平几所大学任教，不怕特务的监视和反动当局的逮捕，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勇敢地为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做了许多工作。
政治水平的飞跃提高，反映在治学上，便是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用自己深入探讨总结所得的历史知识来教育民众，因而撰成《大丈夫》这部风格一新的著作。
1936年，范文澜到河南大学任教，当时处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他毅然脱下教授的长衫，满腔热情地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创办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领导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对河南的抗战动员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1938年秋，他在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参加了新四军，次年年底根据中共中原局的指示到延安，此后便成长为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总之，《大丈夫》这部反映抗战时代脉搏的名著，成为范文澜转变为集学者与革命者于一身的可敬人物的重要标志。
作者：陈其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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