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有这样的名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为发达。”
这无疑构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
史学在中国历朝历代如此被看重，其重要原因就是史家视之为“名山事业”，树立了强烈的使命意识，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地将其完成。
中国私人修史的始祖是孔子，他是儒家创始人，又依据鲁国国史修成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用褒贬予夺的笔法寄托其政治理想，用“史义”统帅“史事”、“史文”，在文化上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影响极其深远。
《孟子·腾文公下》篇在历述自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圣人伟大的历史功绩之后，说：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将孔子修《春秋》的意义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认为《春秋》具有纲纪天下的意义，是行“天子之事”！
司马谈（前110）、司马迁（前145或135）父子相继任职太史令，他们都怀抱着神圣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继承孔子著《春秋》的事业。司马谈临终时执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嘱托他：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郑重接受父亲的托负，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著史过程中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劝说，一怒之下将司马迁处以宫刑。
司马迁遭了如此奇耻大辱，感到再无面目去见父母的坟墓，本想以一死来表达愤懑。但又想到著史是父亲司马谈的遗愿，于是忍辱发奋，誓必完成两代人的事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所以《史记》是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讲自己生命后期已是痛苦万端，精神恍惚，“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之往”，支持他顽强地活下去的就是要完成著史的崇高事业。
郭沫若题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太史公祠的诗句说：“怜才遭斧钺，吐气化长虹。”《史记》就是司马迁用生命化成的横亘天地、光耀千古的美丽长虹！
作者：陈其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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