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是经世派推行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反过来说，只有改革取得成功，这部巨著才能发挥影响，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故而，《皇朝经世文编》的政治属性才是第一位的。由此推衍出去，经世思潮的勃兴遵循同样的历史逻辑：严重的统治危机引发政治改革的诉求，进而催生出倡言改革的经世一派，但只有当改革真正取得突破，原本分散的理论主张被重新整合时，才能彻底扭转世风。换言之，身处朝局之中的治世能臣敢于顶着重重压力推行改革，才是经世思潮勃兴的关键所在。这并非一场学术内部的自我更迭，而是学术与政治深度互动的结果。
《皇朝经世文编》的具体编纂工作虽由魏源负责，但背后真正的发起者和主导者是贺长龄。魏源的经世思想走向成熟也得益于此书的编纂，正如《邵阳魏府君事略》所言：“善化贺耦庚制军长龄，为江苏布政使，延辑《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贺长龄被任命为江苏布政使是在1825年，这项人事变动是道光帝为推进漕粮海运而采取的重要决策之一，也充分反映出漕运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之大。贺长龄曾感叹说：“时值兹事势艰难，更觉动辄得咎。”核心大员陶澍在海运改革成功后却称病隐退，亦为明证。从时间上看，《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正值漕粮海运的攻坚阶段。改革如此艰难、政务如此繁忙，却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编纂煌煌巨著，不得不引人深思。
要想厘清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澄清一个认识：魏源是《皇朝经世文编》的主要编纂者和贡献最大者，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还应看到，《皇朝经世文编》收录了清初至道光年间共654位学者的2236篇文章，资料来源包括个人文集和书信、地方志、奏议、公牍等。规模如此庞大的资料搜集工作，显然不是作为幕僚的魏源一人能够在短时间办到的，除魏源自身的人脉资源以外，主要依托握有实权的贺长龄以及陶澍在背后的支持。
因此，魏源是《皇朝经世文编》的具体负责人，为此付出巨大的心血，但这部书所体现的是以陶澍、贺长龄为中心，包括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在内的经世派的共同意愿。其直接目的，正是为漕粮海运从历史上寻找理论依据，扫清改革的障碍。把有清一代关于经世的文章予以集结，可谓声势浩大、巧妙至极。朱维铮曾指出：“他们（指陶澍、贺长龄）策划和主持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原意显然借历史为冒犯祖制辩护，不意海运成功，反而使此编化作兴利除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
如果没有漕粮海运的成功，《皇朝经世文编》无法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而漕粮海运取得成功的关键，显然是中央和地方具有经世思想和改革经验的实权大臣的合力推动，单凭人微言轻的文人士大夫加以理论倡导，是无法取得实效的。包世臣很早就提出了较为成熟的海运南漕方案，却无法撼动旧有体制半分，就是最好的证明。理论的倡导，必须有改革的实效做支撑，方能在腐败至极的危局中杀出一条血路。
漕粮海运成功后，陶澍、贺长龄等又趁热打铁编纂了《江苏海运全案》，在序言中对阻碍改革者严加驳斥：“议者每谓河运费财，海运费人，由今观之，海运费人否？”陶澍序“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贺长龄序所论畅快淋漓，显然是顶住改革压力并取得成功后的直抒胸臆。尤其是贺长龄所言“难于祛人心之积利”，更道出了清朝出现统治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的因循守旧。
而沿着这一思路反推，《皇朝经世文编》能够借着漕粮海运的东风引发连锁反应，恰恰证明了改革已经成为时代诉求、第一代经世派也已初步成型。他们对清朝统治积弊的忧虑、积压多年的改革夙愿以及挽救社会危机的经世精神，随着漕粮海运的成功和《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被释放出来。《皇朝经世文编》不啻为经世派的政治改革宣言书，也为万马齐喑的中国预示了一丝希望。
改革弊政、注重实效，是经世派的共同特征，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则是对“变”的阐释，并借此对因循守旧、恪守祖制的保守派展开攻击。魏源就在《皇朝经世文编·叙》中特别强调针对社会弊病进行改革乃历史之必然：“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
叙改革自然是针对当下，因此《皇朝经世文编》的首要选材标准即为“实用”，凡无法切中时务者皆摒弃不取：“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时务莫切于当代，万事莫备于六官……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星历掌之专官，律吕只成聚讼，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津之属，可略焉勿详也。”《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体系正是体现这一原则，全书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除学术外，治体从总体上阐述国家治理之道，以下则按照六部之制加以分类，实用意味极为突出。
故此，考察《皇朝经世文编》首先应立足政治视角，其次才是学术视角。以长时段历史眼光来看，这部巨著之所以能横空问世，其实是嘉庆朝以来关心时局、具有经世倾向的士人通过诗社等多种方式集结，不断积累改革经验，并最终由实权大臣取得政治突破的必然结果。经世派的集结自嘉庆朝即已开始，但真正形成政治合力、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是在道光朝，其凝聚力是在从政过程中彼此呼应、互相引荐形成的。这在漕粮海运中体现得最明显，以陶澍为中心的湖湘经世派的联结尤其引人注目。此后，政治改革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得以确认，通过改革挽救统治危机逐渐成为时代主流，而编纂“经世文编”以表达政治意见也成为一种流行做法。
《皇朝经世文编》确立了改革的基调，这一点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绝不能低估。以往在分析晚清社会发生巨变的原因时，总是单向度的强调西方的侵略，严重忽略了来自中国内部的改革原动力。事实上，以漕粮海运的成功和《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为标志，改革以应对危机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这种自觉意识，同样是应对西方入侵这一“外患”的主要动力。魏源能够在鸦片战争后迅速做出反应，写成《海国图志》等名著，正印证了经世思维的连贯性。当经世派发现西方列强明显不同于过去的夷狄时，改革的内容也就随之发生变化，逐渐与传统的政治改革相疏离，一步步跨入近代政治改革的行列。经世的内涵，也由原来的“资治”转变为“爱国”。中国历史也就告别古代，迈入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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