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史是异常艰难的事业。从搜集史料、确定体例、纂辑成编，到反复修订定稿，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辛劳动，甚至一代人不克其成，需要后人继续承担。
但既然中国学者认定修史是“名山事业”，是对民族、国家应当完成的责任，又是个人立德、立功、立言的大事，下一代人就会自觉继承先辈的事业，不避辛劳，将其最终完成。
这种“子承父志，两代著史”的现象，同样构成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种体现。
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著成《史记》创其先例，东汉初班彪、班固父子著成《汉书》堪与媲美。
班彪（3—54）于建武年间历任徐令、司徒掾、望都长，为当时名儒。他尤究心于史学，以司马迁《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时，其后虽有禇少孙、扬雄等续作，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前书，遂博采史料，撰《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全书未及完成而卒。
其子班固（32—92）于16岁入洛阳太学，用功苦读，于书无不穷究。父亲卒后，他随母亲回原籍安陵居住，遂决心继承父志，撰修《汉书》。
永平五年（63），因被人告发“私修国史”，被逮入狱。其弟班超驰赴洛阳，上书汉明帝，陈述父兄著史心志，扶风郡也将书稿送至。明帝见而奇其书，任他为兰台令史，参与修撰《东观汉记》。后升为郎官，典校皇家藏书，明帝勉励他最终完成《汉书》的著述。
汉章帝时，也很欣赏其文才，“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迁玄武司马。永元元年（89），他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兵匈奴。永元四年，窦宪因罪自杀，班固为仇家借机罗织罪名被捕，死于洛阳狱中。
班固修《汉书》，约自公元1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经历了二十余年，全书共100卷。班固卒时，《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尚末完稿，汉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参考东观藏书，为之补作。因此，《汉书》全书的完成又是凝聚着班氏父子兄妹三人的心血。
南北朝至唐初纂成的《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五部史书，都是父子两代史学家心血之结晶，鼓舞他们相仍、不惮辛劳、最终完成史著的，就是备一代之史、存治乱兴亡教训这一崇高的目的。
《北齐书》，创始者是李德林（531—591），北朝博陵安平（今河北），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北齐时历任散骑郎、给事中、中书侍郎等职，受诏修齐史。北周时任内史上士。入隋，任内史令，又出为怀州剌史。他在北齐时，已修成《齐书》纪、传27卷，隋初奉诏续修，增38篇，终未成而卒。
其子李百药（565—648）于隋文帝时历任太子舍人兼东官学士、礼部员外郎。炀帝时出为杭州司马，后解职还乡。大业末，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辅公祏起兵反隋，他辗转依托其间。入唐，李百药以其才华受到器重，贞观元年（627），拜中书舍人，奉诏继承父志撰《齐书》。二年，迁礼部侍郎。时朝廷有人主张复行宗室功臣分封制，他奏上《封建论》，力予驳斥，太宗纳其议。四年，任太子右庶子。十年，《齐书》纂成，共计50卷。（原题《齐书》，至宋代，为了与萧子显所撰《南齐书》相区别，而加上北字。）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盖承其父德林之业，纂辑成书，犹姚思廉之继姚察也。”
《梁书》、《陈书》虽为官修，但实际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两代人所撰成，故《旧唐书˙姚思廉传》云：“魏徵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
姚察原本籍贯江左，他少时勤学，“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广”。及长，擅长写文章，在陈任散骑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参与修史，陈后主时，官至吏部尚书。他是精研《汉书》的名家，著有《汉书训纂》30卷，曾于出使北周时，解答学者有关《汉书》的问题，为时人叹服。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姚察入关仕隋，诏授秘书丞，隋文帝因其史学才能，敕命他修纂梁、陈二史。姚察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卒，而梁史、陈史未成，临终嘱其子思廉续成其志。
姚思廉（557—637）在为父服丧期满以后，即上表陈父遗言，得诏许其续成两史。从此以后，继承父业、撰成梁陈二史，就成为他最大的心愿，纂修工作在父亲草创的基础上，努力将撰史工作向前推进。姚思廉历仕陈、隋、唐三朝。于陈任扬州主簿，入隋任汉王府参军，后为代王侑（即隋恭帝）待读。入唐以后，他的才能受到唐太宗赏识，历任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高祖武德四年（621）诏令大规模修前朝史，按当时的分工，姚思廉即参加纂修陈史。这次大规模修史因条件不具备而未正式展开。
至太宗贞观三年（629）重敕修撰，调整撰写任务，姚思廉奉命修梁、陈史。因姚思廉的撰写工作一直在进行，因而他奉敕敕修两史始于贞观二年，较《周书》、《隋书》等早一年。至贞观九年（637）《梁书》56卷、《陈书》（30卷）完成，此时姚思廉已是78岁高龄。如果从开皇九年姚察奉诏修两史开始计算，则父子相继撰史时间共历68年之久。
唐初史家李延寿在高宗显庆四年（659）撰成的《南史》、《北史》，也是集合了他本人及其父亲李大师两代劳动成果的史著。李大师（570—628）字君威，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仕隋，累任州郡僚佐。后为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所得，被任为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的尚书礼部侍郎。后窦建德兵败，夏政权亡，李大师被流放西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至唐武德九年才遇赦东归。李大师一向好学，于书无所不窥，备知前代故事，尤有志于史学，并且较常人高出一筹的见解，对于当时处于南北朝分裂形势下已经撰成的史书《宋史》、《南齐书》、《魏书》只记本朝，互相攻击的做法极不满意，“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书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因而打算撰写一部汇合南北各朝政权历史的著作，以适应全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要求。所以在流放期间和东归以后，恣意披览，抄辑史料。但因条件所限，惟“宋、齐、梁、魏四代有书，自余毫无所得”。他的宏大计划无法在他生前完成，“以为没齿之恨焉”。
李延寿遂以完成先父未竟之业为己任，唐代实现了统一局面为李延寿带来了远比其父优越得多的条件。贞观年间大规模著史工程启动之时，李延寿参加了史馆纂修工作。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奉敕编撰《隋书》，李延寿助删削。由此李延寿有条件阅读朝廷秘府藏书和各种史料，“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著史工作在父亲旧稿的基础上全力推进。
贞观五年（631），延寿因母丧守孝而去职，守孝期满，他从官蜀中，“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所阙，未得及终”。至贞观十五年（641），李延寿回长安，任东宫典膳丞、崇览馆学士，令狐德棻推荐他参加史馆纂修《晋书》的工作，“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贞观十七年，经褚遂良推荐参加纂修《五代史志》，再次有机会查找所需史料，“因此遍得披寻”。如他所言：“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他为弥补这一重大缺陷、纂成一部反映全国范围内南、北朝历史的著作，长期孜孜不倦努力，立足于南、北史全局，按照贯通上下、删去重复、改正歧误的体例要求，对南北朝各史书“连缀改定”，“编次别代，共为部秩”。
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完成全书，计《南史》共80卷，《北史》共100卷，上述朝廷。从李延寿本人于贞观三年在史馆工作“昼夜抄录”算起，历时三十年；而加上其父在隋时纂辑原稿，则两代人前后历时半个世纪以上。
作者：陈其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