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印度阿萨姆邦发起了一项针对童婚的打击行动。随后，一位名叫阿芙罗扎·哈图恩（Afroza Khatun）的23岁妇女来到警察局抗议，声称自己的丈夫和父亲都在这项行动中被捕，被捕原因正是在她还未成年的时候就让她与丈夫结了婚。哈图恩已经怀孕七个月，她还威胁邦政府，如不释放其丈夫和父亲就在警察局前自杀。
哈图恩是当天参加抗议的数百名女性中的一个，她们几乎都曾经是童婚新娘——出嫁时未满18岁，但也是这些法律意义上的童婚受害者，现在成为阿萨姆邦政府面对的最为头疼的抗议力量。二月开始的这一次童婚“零容忍”行动将大批涉入童婚的男性抓捕入狱，但被留下的、理论上正是这次行动的“解救”对象的女性，却由此控诉警方的粗暴执法让她们和她们的孩子现在没有了生活来源，陷入饥饿和恐慌之中。
妇女们在警察局前的抗议场面迅速点燃了社交媒体，也将童婚问题再一次推上了舆论热议的风口浪尖。
而抓捕行动仍在继续，阿萨姆邦警方列出的嫌疑人名单超过8000，截至2月6日，该邦因为童婚被捕人数已经上升至2441人。如果最终童婚罪名成立，哈图恩的丈夫和父亲都可能面临两年监禁，还要缴纳一定数额的罚款。
禁而不止的童婚
童婚在印度非常普遍。关于童婚的范围和规模，来自不同机构的调查和估计结果往往相去甚远。根据“国际计划”在2013年完成的一份报告，世界上超过40%的童婚发生在印度，几乎一半的印度女孩在18岁之前就已结婚；47%的20至24岁印度女性在18岁之前结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童婚明确列为人权侵犯行为，因为它将导致受害者“经历悲惨的一生”。调查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18岁以前结婚的女性继续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更低，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则更高，此外，还更有可能因为过早怀孕生产，而同时推高分娩过程对产妇和婴儿双方的危险性。
也因此，童婚习俗在世界各地都成为政府改革和打击的目标。早在1929年，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当局就正式通过了禁止童婚的萨尔达法案(SARDA)，并在次年，也就是1930年开始实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男子和14岁以下的女子不准结婚。到了1978年，印度政府又修改了《禁止童婚法》，把女子的结婚年龄从15岁提高到18岁，男子从18岁提高到21岁。这项法律还有另外一个补充，即印度政府于2006年最新颁布的《禁止童婚法案》，旨在进一步遏制这一社会陋习。
即便如此，受到错综复杂的经济、宗教、历史和社会原因影响，童婚习俗在印度依然盛行不衰。首先，童婚在印度古代宗教法典中得到过肯定，且作为一种社会习俗沿袭存在了上千年。印度不少古代法典中大量记载了童婚，提到女子在月经来之前可以结婚。如《摩奴法典》明确写道“30岁的男人应同12岁的幼女结婚，24岁的男子应同8岁的幼女结婚。”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多处记载了童婚习俗。印度教徒认为，婚姻是一种圣礼，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神圣职责。几千年来陈陈相因，童婚就构成了一种传统习俗。而对于许多老百姓而言，传统就是法规。
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印度有些地方之所以童婚盛行，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农民经济困难。眼下在印度，姑娘出嫁时女方仍然要付给男方一笔价值不菲的嫁妆。按印度的规矩，女孩越小，男方要的嫁妆就越少；而男孩越小，举行仪式的费用也越少。而在另外一些贫困地区，童婚被视为快速赚钱的机制，是高额嫁妆的回旋余地，因此受到贫困家庭的青睐。女孩被认为是迟早要嫁出去的动产。新娘越年轻，价值越高。
导致童婚的另一个因素，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农村地区，是重男轻女传统下不断下降的性别比例。虽然已经有了关于产前性别鉴定的有效禁令，但这些立法并不能解决女性胎儿流产和女婴出生后被遗弃的问题。不断下降的性别比例加剧了童婚的陋习。
最后，是缺乏严格的行政管理。在印度这么大的国家里，结婚登记实际上却是不存在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是男女青年婚嫁的主要准则。宪法虽然规定了结婚的年龄，没有行政手段进行法律认可也是枉然。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偏远乡村举行的集体童婚，政府根本就无法及时获得信息。于是，根深蒂固的童婚陋习得以长期存在和蔓延。
随着政府出台各项措施，这一数据有所下降：2015-201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估计，印度的童婚率为26.8%；在过去五年中，该百分比进一步下降了3.5%，在2020-21年达到 23.3%。但这些数据并不准确，因为与童婚有关的数据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印度政府会询问新娘和新郎的年龄，作为每年收集的人口普查数据的一部分。而人们都知道童婚在印度是违法的，所以他们不太可能告诉当局实际情况。因此，实际的数字应远大于目前的统计结果。
属人法的争端
然而更为复杂的，是印度的属人法之争。印度常常被称为“宗教博物馆”，相容共生的宗教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基督教等。其中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占印度人口总数的94%。在婚姻、离婚、继承和收养等问题上，印度根据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信仰对不同的社区制定不同的法律。因此，要制止童婚，不仅要面对历史中所沿袭的陋习传统，还得面临来自宗教的巨大压力。
上文所提到的1929年禁止童婚的萨尔达法案，就首先受到了印度教徒的抵触。他们认为这与印度教早婚的传统观念相违背，是反宗教的，所以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我行我素。紧接着，穆斯林群体也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和反对。迫于压力，英国殖民政府又于1937年颁布了关于穆斯林属人法适用范围的法律，即《穆斯林属人法适用条例》(Shariat)。这条法律暗示结婚年龄没有最低限制，并允许在获得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的情况下举行穆斯林婚姻。直至2006年的禁止童婚法案，印度才有了适用于所有印度人的童婚禁令。此后多年，这项禁令与穆斯林属人法之间孰高孰低，一直是印度各级法院不断被质询的问题，而在现实中，很多穆斯林依然选择无视法规的存在。
长期以来，印度法学界和政界都在商议颁布一部无论其宗教、性别和性取向，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单一属人法，甚至在印度宪法中也提到，国家应该“努力”向其公民提供这样的法律。
但这一设想遭到占多数的印度教徒和主要少数民族穆斯林的抵制。在像印度这样幅员广阔且文化宗教多元的国家，属人法极难统一。用最高法院的话说，法案目前仍是“一纸空文”。但属人法一直是联邦政府和各邦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自1970年代以来，各州一直在制定自己的法律，试图向这一目标靠拢。2005年，联邦法院颁布了修正案，允许女儿与儿子平分家产。这对于现行的印度教属人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4年5月，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莫迪出任总理；2019年，莫迪再次连任。最近，莫迪和印度人民党正在重新提出这个想法，而在印度人民党统治的邦，如北方邦、喜马偕尔邦和中央邦，也开始频繁谈论创立单一属人法的可能性。
今年1月23日，以印度人民党成员，首席部长希曼塔·比斯瓦·萨尔马（Himanta Biswa Sarma）为首的阿萨姆邦内阁决定，指示警方依法打击全州范围内的非法童婚，逮捕违法者并在社会发起广泛的“禁止童婚”宣传行动。根据内阁的决定，和未满14岁女孩结婚的男性将根据保护儿童免受性犯罪法案登记，和14岁至18岁之间的女孩结婚的男子将根据2006年颁布的《禁止童婚法》登记。如果男方也未满14岁，他将被送往感化院，因为未成年人不能在法庭上受审。在内阁作出决定后，萨尔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及此类婚姻的神父、家庭成员等也将被登记在册。
此令一出，立即遭到了来自反对派的猛烈炮轰。由于穆斯林社群在童婚问题中做出的“卓越贡献”，萨尔马政府的举措被质疑某种程度上是在针对穆斯林群体。而萨尔马则表示，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府是在对抗童婚的陋习，而非某个特定的社群。
“监狱还是学校？”
尽管政府自觉是在对抗陋习、保护女性，但对这一次行动中被波及到的、曾经的童婚新娘而言，她们只认为这是对她们个人生活的粗暴干预。
许多在警察局前参加抗议的妇女称，被捕的男子是她们家庭的主要养家糊口的人，因为丈夫（或父亲）被捕，她们的基本生活失去了保障。虽然政府已表示将为受影响的妇女提供经济援助，但这并没有减轻她们的恐惧。许多受影响的家庭在巴拉克山谷（Barak Valley）、马里加奥恩、杜布里和纳加奥恩等不同地区举行了抗议活动。
“我担心将无法照顾我的孩子，”一名妇女告诉《印度快报》。
“我丈夫在田间耕作，我完全依赖他，”另一名妇女说道，并补充说她只受过最基础的教育，不知道该如何获得法律援助。
反对派领导人表示，政府正在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难。全印度统一民主阵线党魁卡里姆·乌丁·巴尔维亚（Karim Uddin Barbhuiya）敦促首席部长萨尔马停止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骚扰。“印度基层国大党”（Trinamool Congress）领袖里平·博拉（Ripun Bora）称这次镇压是“异想天开”，并指控州政府滥用法律。来自国大党的立法者高拉夫·戈戈伊（Gaurav Gogoi）称此举是一次“（公共关系）练习”，认为警方正在调查“几十年前没有适当调查或遵守程序”的案件。
一些媒体则指出，反对童婚的斗争严峻而复杂，其根源在学校而非监狱。童婚的泛滥与女孩的大量辍学直接相关，解决教育问题才是遏制童婚的关键。根据最新的全国家庭健康调查（2019-21），阿萨姆邦未完成10年以上学业的妇女比例约为74%。有效解决印度的童婚问题，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将法律措施与教育保障相结合，光靠严刑峻法显然是不够的。
不过萨尔马认为，阿萨姆邦近八分之一女性在18岁前生育，这是当地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较高的原因之一。因此，针对童婚的严厉打击势在必行。他在镇压行动开始时表示，为了在未来拯救成千上万的女孩免于童婚，“一代人将不得不受苦”。因此，他坚持要求警方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童婚。萨尔马还声称，针对童婚的打击将持续到2026年，那正是下一次阿萨姆邦举行州选举的时间。（责编 / 张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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