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弦歌不绝到于今——试论三部旧志所涉官员之历史贡献
（作者：王仿生）
洪雅乃祖国西南一灵区奥壤，亦为古代四川一壮县。这里历史悠久，风景奇特，既有烟雨空濛水气氤氲宛若江南之灵虚景观；又有浑厚、浩大，雄豪之北方气势。历来物阜民丰、资源丰富、地灵人杰、代不乏人。
数千年来，人才辈出，留下了文物与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明清两代的乡邦文献洪雅县志就是众多载籍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地方志的国家，这是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据古籍记载，最早的方志为两千多年前的江南史志——《越绝书》。四川亦不甘为人后，晋代都江堰人常璩之《华阳国志》是深刻影响了张可述的。因为张之明代嘉靖《洪雅县志》有明显的《华阳国志》的风韵。
张太守退居林下后，一方面受当时洪雅县令束载诚邀（据考：束之后人为著名学者束星北和束南星），再加上张可述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之爱国、爱家乡、爱人民、爱家人和“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及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之熏陶，又鉴于洪雅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积淀演绎春秋，所以立下了纂修洪雅首部方志之弘愿。
1980年，据先严王嘉勋先生讲，在1948年他曾看见县衙后面花厅楼上堆积着满楼的用梨枣木雕刻的五部洪雅县志，要我在文物普查时去找一找，看看还存在没有。洪雅文物普查小组（县文管所前身）派我进行县内文物考察。我访问了县政府炊事班长和炊事员，他俩异口同声说每天厨房生火，一天烧一些，早已烧光了。这是由于当年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人们普遍对于历史文物价值的认识不够所致，至今思之无不令人喟然长叹，唏嘘不已，扼腕痛哭也！
在洪雅古代有五部县志，明陕嗣宗和清吴一蜚的洪雅县志今已无法看到了。在六十余年前，邑人是无法拜阅张可述之县志的，因县内早已无存了。这要感谢郭沫若、于立群伉俪。郭氏赴浙江考察时，登上了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披览了历代方志后有感而发，欣然写下了“宁波天一富藏书，此地琅嬛信不殊……”。我认为范氏与张可述有不解之缘，两人均为明嘉靖进士；范钦为兵部侍郎，耗银数万两修造了天一阁，其以庋藏方志与科举题名录和家谱闻名于世。郭氏在数万卷志书中找出了三十一部志书来，建议刊印发行。第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了张之洪雅志。余以为，范之洪雅志为张向范所赠之物，正验了古语所言：“地不爱宝，显晦有时”为至理名言。四十年前，我在《文教参考资料》上看到了虞云国先生所写的《郭沫若天一阁访书记》后，才知道张氏之洪雅志受到郭氏之青睐，并知这数十部方志均已出版，于是我告知县志办何大瑞老师，我们今天能够拜阅明洪雅志，要特别感激张、范、郭、于、虞等先生，如果不是他（她）们，至今张志还会泥牛入海无消息，杳如黄鹤了！它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在眉山和乐山市内第一部县志。据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报道：浙江义乌发现明代天启时的县志，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而张志比它还早，其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张氏在《县纪》上有：“夏复九州”梁如故。《禹贡》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地在蔡、蒙东，和夷，有“和川水入于雅江”之说。案、“蔡、蒙旅平，和夷厎绩”见于《尚书·禹贡》篇和古本《竹书纪年》及《史记·夏本纪》《汉书·夏本纪》《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园集》第二册、《辞海》《辞源》等文献中，由此可见其重要性。有鉴于此，1978年我与王嘉勋先生共同撰写了《蔡、蒙考异》一文，于1980年发表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上，今已载于知网中。和夷生长于瓦屋山区，已于先秦时迁出，东迁者为日本之和族，南迁者为云南之撒尼族，其族源皆为羌、氐、笮、邛等血统。
周武王伐纣，洪雅上古先民以蜀、羌之名参加了灭商的“盟津会盟”和“牧野之战”，致使才有周朝八百载之事。这也为三星堆文明之兴衰提供了史料佐证。
首次记载了西汉“文景之治”鼎盛时期的瓦屋山区采铜，炼铜及铸币史。对此，去年我与王益鸣以《严道铜山考异—试论三星堆青铜器原材料出于瓦屋山》一文被“2022年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讨会’”列入论文集中。今年拟被《巴蜀史志》刊用。
巴蜀之地原本无獠（今作僚），《夷獠誓碑》记述了西晋末由于“八王之乱”后导致流民大迁徙，为乱四川经年，后为汉人所降服，特立碑为誓。这与唐代刊刻于今拉萨大昭寺前之《唐蕃会盟碑》相似。为研究各族人民大融合史大有裨益。汉《张道陵碑》又称“米巫祭酒张普题字”，为中国道教名碑，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阙勒勤碑》《沮渠蒙逊碑》等为中国古代名碑。其为中国道教早期历史和农民运动战争史都有重大价值。为陈垣《道家金石录》《两汉金石录》《隶释》《隶辩》《嘉定府志》《四川道教志》、杨慎《全蜀艺文志·金石》《太平环宇记》《金石录》和李调元《墨宝》等文献记载。从李雨村之文中，对此摩崖石刻言之甚详，似李氏曾亲临其地考察，故言之凿凿，洵可信而有征！张氏又在名宦列传中将洪雅沈立之《海棠记》载入。沈立为中国宋代著名植物与博物学者，名噪千秋，尤以研究海棠为著。洪雅乐山古代有海棠香国之目。郭沫若外祖父杜宝田为清咸丰进士、贵州黄平州知州，死于苗乱。今有大字中堂，上书“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行书大字，下钤“家在海棠香国”闲章，可见千年后亦影响不减。著名国学大师张舜徽教授有研究沈立海棠论文。牟子才为著名道学家，少师魏了翁，出仕第一站为洪雅县尉，屡次力诋权臣史弥远，后官至副宰相。在“仕籍”中记有唐代的杜敬迁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为正一品，御史为正六品，但没有更详尽的史料，余疑其先为京兆杜陵（西安）韦曲之杜氏，与韦氏共为天下名门望族，时谚云：“京兆韦杜，离天尺一”意为与天子关系亲近。我认为由于“安史之乱”或“黄巢之乱”时来到洪雅。又联想到田锡、悟达等先人皆因避乱迁来洪雅；又联想到唐大中三年之《焦公墓铭》之书丹者为京兆杜绍，难道不令人深省吗？待日后有暇，再于书海中寻觅，或不致入宝山而空手归欤！
张氏又载李儒银青光禄大夫为文散官从二品封阶，国子祭酒，相当于今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校长，主持祭礼孔子大典，并恭读祭孔文，又兼任御史大夫，可谓其地位之尊宠，惜文太简略，引以为憾事也！
在张氏之“仙籍”部分之中载及李阿本人，这是洪雅历史上于东汉末年最早成仙得道的著名道师，有“李八百”之称，因其有八百位弟子得名，在巴蜀之地影响颇大。五十年代，听先严王嘉勋先生讲，洪雅人王伯年（字树人，清光绪二十五年乙未科登骆成骧榜进士，亦为洪雅最后一位进士，官福建永定官知县）赴京殿试时，在湖北旅店晚上见一童子，问及来自四川洪雅县城。向王谈及金釜仙山之灵泉古观与李阿人道行。“三苏”、李焘游参观留下的诗碑后，王自叹不如，由此可见李阿之大影响。
张氏在其文艺部分首次将苏轼、司马光范仲淹等三人所写的追念田锡之文收入其间，可谓厥功甚伟，亦有先见之明。
其《田表圣奏议序》为今人研究田锡提供了重要史料。我与王益鸣所作的《三苏文论源于田锡说》被刊登于《苏轼研究》《宋史研究改丛》《巴蜀全书》、湖北《黄岗三苏论坛》中。由苏文而产生的与王益鸣合写的《嘉言懿德耀人寰—试论田锡对三苏之影响》拟被《巴蜀史志》刊用。另有宋代孙长民所写的《大司徒田公绘像》一文中，我们可知早在宋代田锡已声名远播，有人为之画像，故孙氏作文以记之。这是最早关于田锡画像之记载，直至绘在清代修文塔上。
张可述之父张鹏为洪雅历史上唯一的父子双进士。他之《谏议祠记》文中可见对田公大有高山仰止之敬意，故深刻影响了儿子。所以在《嘉靖县志》中浓墨重彩地对田公行宜大书特书，直至后来影响了裔孙张带江。
张氏又将范仲淹之《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和司马光《书田谏议碑阴》之文，这些中国三位大名人都曾写下了对田公的宏文，这为后人研究田锡是不可或缺的宝贵文献。
张可述开洪雅方志之先河，真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承《华阳国志》之余韵，使后来之方志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在《洪雅续志·艺文》部分中有一位作者傅大贞，他在此栏目中留下了不少关于洪雅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献。今特简述之。其《猛以济宽论》是一法学论文，体现了恤刑、慎刑、省刑之仁政思想和作者的儒学观点。他之《修文桥碑记》中之碑已不存，文今存县志中，从中亦可见当年田锡在沙溪寺中攻书之事。傅大贞文《奉政大夫云樵王公墓志铭》是为纪念青代巨族（郭沫若中学校长严道尊在《洪雅王氏兴学记》中将其称为“邑之巨族也”）王麟所写文章。王麟为光绪志刊印出资最多，其与县令郭世棻同列，均为五十两白银，相当于今天五万元。傅文之中记载了其与王氏以姻娅故，所以墓志记载尤为翔实。王家世居洪城，又以多资善施闻于乡党。邑中义卷、文庙、奎阁，知者、仁者亭以救荒诸大事，皆捐资较他为多。咸丰时，蓝大顺、李永和造反，祸及川滇。洪雅处于岌岌可危之地，知县、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王麟振臂一呼，响应者风起云蒸。王公令其子王道昶召集壮丁数百人，日夜操练不息。所费不下万余两白银（按清末时价，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一千多元），故前后所出上千万元。所以县城“终得易为安。邑中人阳受其福而不知，公之能见其大类如此”。此文为农民战争史和清代末年之军事史有重大参考价值。
傅氏著有《请详宋梅生郡侯入名宦祠呈》一文。宋梅生为嘉庆《洪雅县志》作序，主持编修《嘉定府志》，功德在民长不没，是一位美名千载的好太守。傅氏曾著《费氏族谱序》，洪雅费氏宗族为“南安五费”之一，据常璩和《后汉书》记载，洪雅费氏至迟在东汉时已在洪雅居住了，这是自秦灭楚将严、王之族迁至严道县后之第二年代久远家族，“南安五费”均入国史。
张柱之《邑侯赓廷飏治洪治洪善政纪略》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四大文人雅集之一《红桥修禊》，此集主持编撰者为卢见曾，时任洪雅县令。张柱赞之：“甫下即除敝兴学，著《雅江新政》行于世，川南文学实自先生开之。”
曾璧光《训导袁公墓志铭》是为乡贤袁文藻而作。袁学富五年，但科场困顿，终生潦倒。袁与曾为世交兼亲戚，对袁最熟稔，故为之叹息也。丹棱名士罗锡忠之《张霞泉邑侯文集序》记载了清末洪雅名士费春泽虽学富五年，但困顿于场屋之中，一生未曾显达，故罗为之叹息也！
续志中之刘蓉《致钦差傅驾部石樵书》至为重要。作者为四川布政使刘蓉。他与曾国藩为第一道友，曾之长子纪泽为刘之女婿。刘协同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大渡河紫打地生擒石达开后官至陕西巡抚。刘在信中对傅大贞推崇备至。刘信中有“访以蜀中人望，无不盛推阁下。私心向往，与时俱深”。由此可见傅氏（当时任四川团练大臣）在刘蓉及川中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了！
同知李炳奎的《奉直大夫兵部主事陈公石桐墓志铭》记载了明代陈惟直、陈惟举、陈大章的后人陈石桐以仁孝忠义闻于乡里，又以多资好义著称，文采斐然不让前贤，行之竹帛，至今还有书作品流传。
在艺文志中之诗有清大书法家（时有“草书尤为一代之冠”和“清代书法第一人”之说），著名文学家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浓墨重彩地论述了何绍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何绍基留下的游洪雅山水诗为最多，其游瓦屋山诗为历代咏瓦屋山者最多一人，计数十首。何绍基游瓦屋山诗让瓦屋山声名大振，走向世界，真可谓厥功甚伟，不可小觑。何从四川学政任上退下后，游全蜀山水几乎殆尽。何得到文友傅大贞之邀请赴洪旅游观光。何于咸丰五年乘舟从锦江顺流而下，在游历了青神中岩寺、眉山三苏祠、乐山大佛、峨眉山、夹江千佛崖后进入洪雅境内。游历了慈航寺（三宝寺）金釜观后留有书法与寺观，在特殊时期被毁。后被五峰书院山长费春泽迎至书院（今高崖山东北边）内休息。第二天过高崖度与伍芸青知县共游月珠寺、田公（锡）书院（遗直）、雅雨楼后住傅大贞之大夫第。后又受傅大贞之邀赴西门王肇堂（通奉大夫、二品封典）家做客，留下了书画作品。几天后由傅陪同往瓦屋山，住在炳灵学生、秀才史记家。第一顿饭是用鸡脑壳（就是玉米面做成的汤疙瘩头）招待二位进士，由此可见当年民生之多艰。由于连续几天下雨，何在史家不便上山，用毛边纸写下了几十首诗文，到后来史记过世后，后人将其何氏留在史家的作品带去本县城求售（当年县域还有王璧如先生收古董），我的远房大伯王嘉会（洪雅城内第一大地主）对何之书稿十分欣赏，于是花三百大洋将其买下。恰逢先严王嘉勋先生在场目睹交易场景。王先生说何之字非常类似颜真卿之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惜1950年王嘉会房地田亩被没收，只剩下10间长工、女仆居住的房间后，被关门上锁，扫地离开了大夫第后，何之诗文草稿就不知踪迹了！
曾璧光有若干诗，其忧国忧民，关心民间疾苦体现了他公忠体国的嘉言懿德和高风亮节。
柳江人袁文藻之《张石甫带江山房》诗写下了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与张之学识之博大精深。袁之《盂兰盒》诗写出了县人在中元节时祭祀先人之活动。表现了中国人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仁孝文化。袁诗《牛王赛》表现了当时的神赛和社火，亦有以农业为根本的立国文化。
《观音粉》诗留下了清末广大人民生于水深火热中的生活和作者哀生民之多艰的为民请命思想。《烈妇行》诗中的主人公为花溪民女卢氏，其不为流氓所辱，沉水而亡。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不二，成为自宋代郝节娥之后，洪雅烈女贞妇又一代表人物。袁《余忠义拒贼》记述了张献忠屠蜀时县人余飞领人民抗击贼人的战斗，由于有了余飞的智勇双全，才使洪雅转危为安，受到洪雅人民的衷心爱戴。陈仕麒诗《画菊送王和甫邑侯归太湖》表达了对洪雅文化有重大贡献的知县王好音事迹，王好音主政九载（一般只能任三年，此为受县民之请，吏部允准），爱民如子，口碑载道。在洪期间，重建修文塔；主持编修了卷帙浩大的嘉庆《洪雅县志》，其为三部旧志中第一有文献史料价值者。对于今天研究洪雅历史有重大价值。王首先聘请了宋鸣琦这位嘉定府知府（正四品）为《洪雅县志》作序（当时洪雅为嘉定府属地《嘉定府志》亦为宋太守作序），这使这部方志生色不少！
《洪雅续志》为黄云鹄所作之序，黄为黄庭坚之苗裔，著名书法家、诗人。游踪所至，无不有诗文。成都大慈寺为其所题太匾。其子黄侃为国学大师，电视《觉醒年代》上有许多黄教授镜头，其孙为新加坡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有“章黄国学”栏目，即为章太炎和黄氏所设。
志中有黎培敬所作《御制谕知州知县文》是原曾璧光在贵州巡抚时任布政使的黎培敬，曾死后任巡抚，后调四川，又任总督和钦差大臣，官阶比曾高。死后与曾的谥号皆为“文”字公爵。黎有八子，皆为才俊。长子为锦熙，为毛泽东老师，著名语言学家。毛泽东1918年春节就是在北京黎府过的。二子锦晖为著名音乐家。今天湖南大学有专门研究“黎氏八虎”（又称黎氏八俊者）。当年黎培敬发现了齐白石后请其作画。《御制祭追赠太子太保衔贵州巡抚曾璧光文》和《御制予谥文诚公曾璧光碑文》皆为光绪皇帝下诏为表彰曾璧光功德在民、恩泽全黔、功高柱石、为公天下的丰功伟绩之文章。此碑均早已无存，碑盖被农民用来打猪槽，坟已于1950年春末被毁，遗物散失无存。今国家博物馆还存有碎碑文之下部分拓片。县志中之艺文部分有《曾璧光列传》，其与《清史稿·曾璧光列传》大同小异，但文字却比《清史稿》更为详尽。
又有丁宝桢《奏请捐建曾文诚公专祠折稿》。这是丁宝桢在山东巡抚任上杀了作威作福的大太监安德海后，直声震朝野。在四川总督任上听民众对曾璧光口碑载道，称颂之声不绝于耳，后上光绪上折子要求在贵阳和洪雅修建曾文诚公祠，用以四时世代祭祀之用。清代历史上只有三人被封为文诚公，一为曾璧光；二为丁宝桢；三为袁世凯叔父袁保恒。洪雅城池修造于隋代，但为土城，正面由鹅卵石砌成，后经清代中宪大夫王麟出资培修后，防御功能大为提高。至1950年以来，拆去六个城楼城墙的雅石拆下后修下水道和监狱、学校、仓库等，绝大部分已毁掉，唯有墙沟街还有几丈残墙。直至清代才开始由县令邓仁堃（洪雅著名知县。官至江西布政使，《清史稿》上有列传），开始大办学校和建考棚。考棚在考期供士子考试，已于1758年拆掉，在今县人大处。奎星阁屡建屡毁。知县在防堵“蓝李之乱”时，毁于团练兵驻扎于阁中时不慎失火。木料备齐，惜缺少修造费用，待以时间，后终于光绪十六年建成，又毁于1974年。今天我县有再建奎阁的能力和必要，因为文化需要，经济发达。
未完待续……
（作者：王仿生 编辑：唐驳虎 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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