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末的一天，胡适一反常态地让秘书王志维到里屋打开一个保险箱看自己的遗嘱。
那时候，胡适对王志维说：“我在中年的时候所耗去的精力比一般人多，所以我的写作比一般人发表的多。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的精力都透支啦。人终归要死的，像傅孟真先生那样一倒下就完了，最痛快。像梅先生住在台大医院那么久，实在太苦。我很羡慕傅孟真先生那样的死。如果我将来病到像梅先生那种情形就自杀，你们千万不要救我。”
胡适说到的傅孟真指的是傅斯年，梅先生指的是梅贻琦。
傅斯年的死，充满了凄然与悲凉的味道。
傅斯年去世后，他的太太俞大綵曾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生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说这番话时，傅斯年并非落魄，而是坐在台湾大学校长交椅上，世人誉他是“傅大炮”，但这门大炮却没有做过哪怕一点弱肉强食，为自家谋利的事，那条没有来得及缝制的粗布棉裤，便是他留存在历史中的风骨。
当命运被悲剧笼罩时，举手就能触碰到象征，抬头就能感受到不祥之兆。
就在这个让人心酸泪目的不祥冬夜，正当俞大綵为家中的贫苦而黯然神伤时，傅斯年在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忽然又做了一件让人“心惊”的事。只见他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说完，他又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綵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谁都没有想到，这几句寒夜里的愧疚家常，竟然成了傅斯年最后的遗言。
傅斯年的死，来的非常的猛。
1950年12月20日，在台湾省议会大厅，面对台籍人士郭国基关于台大招生火药味甚浓的质疑，傅斯年上台解释。不料，演讲完毕，还未落座，傅斯年脸色煞白，说了一句“不好！”便昏厥了过去。
坊间有传言，说傅斯年是被“气死”的。
此种说法不管是不是真相，但有一点却是残酷的现实，傅斯年这一代的大师，当他们选择南渡之时，他们就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那里尽是旧梦的缠绕，俗世的裹挟，还有颓败景象下波涛汹涌的质疑与非议。
其实他们也被困在隐形的风暴之中，并最终都死在了里面。
胡适之死，与傅斯年有着相同的意味。
那一个时期，骂胡适的人很多，有的骂语非常的难听。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大厅里，当胡适表示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之后，他便突然间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了桌沿，而后又摔倒在磨石子的硬地上。
半年前，他曾“羡慕”傅斯年的死法，现如今，一语成谶，他也“痛快”地被气死了。
这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宿命。
傅斯年之死，那一条未来得及缝制的粗布棉裤是最后的悲凉；胡适之死，最后的悲凉则是那一所未来得及找到的房子。
胡适临死之前的四个月，14岁就嫁给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这才携带一张笨重且有些破烂的旧床，从美国赶到台湾来陪伴病弱的丈夫。
胡适临终前曾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胡适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
王志维听了，很伤感，遗憾的是，房子还未找到，胡适便驾鹤西去。
起初，王志维并没有哭泣，但在清点胡适的遗物，发现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时，他终于绷不住，痛哭起来。
胡适生前，对原“清华”校长梅贻琦是心痛的，他觉得梅先生遭了太久的罪，他不愿成为第二个梅先生。
比起傅斯年、胡适的死，梅贻琦的死，是另一种典型，他是被累死的。
自来到台湾，他怀揣着那一笔被周遭觊觎的清华基金，一直有重建“清华”的旧梦，可是就在新竹“清华”渐渐建起时，他却积劳成疾，1960年6月10日被确诊为摄护腺患癌。
这一病症对梅贻琦造成了致命的创伤，为了续命看到旧梦实现，他甚至施行手术，切除了睾丸。
梅贻琦的死，同样是悲情的。
生前，他贵为新竹“清华”的校长，太太韩咏华却在美国做各种零工，原因很简单，那时他只领取微薄的薪水，远不能支持太太穿衣吃饭。
后来，身边人实在看不下去，加之梅贻琦病重，需要有人照顾，韩咏华这才匆匆赶来。
比起胡适生前只留下135美元，梅贻琦更加的让人肃然起敬。
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也没有留下任何钱财，只有清华基金清晰的账目。
胡适生前曾不理解梅先生为何不留遗嘱，但韩太太是懂丈夫的。
他要说的已经在病床上说了，再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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