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3月5日，美国大选正式迎来“超级星期二”。
当天，共和党与民主党分别在16个州和地区举行初选。结果不出意料，特朗普和拜登分别在各自党内取得绝对优势，这意味着这天过后，代表美国两党参加总统大选的提名人选已基本水落石出，但与此同时，2024年美国大选也才刚刚翻过了序幕。
特朗普和拜登谁能最终拿下2024年美国大选？如果特朗普当选，又将给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哪些新变化？中国又该如何对待此次美国大选？
近日，围绕美国大选这一话题，我们专访了《中国叙事》作者郑永年教授，并就大家最为关心的几个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以下为专访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特朗普VS拜登，谁能最终胜出？
对于美国大选后续，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疑问：
特朗普和拜登谁当选新任总统的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我们仍需要观察，正如俾斯麦曾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美国的政治非常复杂，且这种复杂性不是我们能够预见到的。
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预测不到。比如美国大选最终是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个“老头子”的对决，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而如果是预测这两个“老头子”的对决胜负，从美国的民调来看，特朗普赢的可能性不小。
这个民调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基础还在，拜登在任的4年时间里，并没有真正地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财富，而作为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中心，美国在这轮全球化中经济快速增长，科技发展突飞猛进。
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国，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其科技能力、企业能力等也依旧是TOP1。
但同时，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创造的财富落入极少数人的口袋，美国收入分配、财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加速恶化，民粹主义崛起。
之前，特朗普当选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是美国民粹主义的结果，到了今天，美国民粹主义方兴未艾，我们甚至可以说，特朗普竞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了。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结构在加速恶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不增长了。相反，可能正是这种经济结构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失去了均衡，却带来了美国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高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
如何理解这种情况？
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今天的美国进入到了我称之为“原始资本主义2.0”的阶段。
“原始资本主义1.0版”指马克思当年批评的资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和资本拥有绝对自由的“疯狂时代”。资本处于绝对自由状态，但劳工没有自由，只有挨饿或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
这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双向运动”，即一边是自由资本主义运动，另一边是（反向）劳工自我保护运动（社会主义运动）。
这个双向运动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最深刻的危机。西方资本主义也因此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向了规制资本主义。
规制资本主义内容广泛，既包括针对劳工的福利社会，也包括规制资本活动范围的制度。
流行于二战后至1970年的凯恩斯主义可以说是规制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其目标对内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三大平衡，对外实现长期国际收支平衡。
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里根发起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促成了天平加速向资本倾斜，而这导致前面说的美国收入和财富差异继续拉大，社会继续分化，民粹主义盛行，美国社会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产社会”转变为“富豪社会”；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也越来越大。
之前特朗普在任时，有意扭转这种趋势，内部给资本更多的自由，外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结果，资本的确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美国劳工的情况并没有改善。特朗普代表的是传统产业，对现代产业并无深刻的认识，其政策对美国的产业也没有任何过多的影响。
拜登政府的目标也是要改变这种情况，但与特朗普还有所区别。对外，拜登改变了特朗普的“退群”政策，但对华维持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路线；对内，“拜登经济学”也没有缓解贫富差距，给美国经济结构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任期间，美国经济都还是在根据其自身的逻辑在发展和演化，进入到“原始资本2.0版”阶段。
在政府方面，“原始资本主义2.0版”最主要表现为基于货币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对内实行量化宽松政策，通俗讲就是“发钱”。对外，美国则通过相关货币政策，把世界上最优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吸引到美国，使得各个经济体拼命向美国靠近、靠拢，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新凯恩斯主义带来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地缘经济转移运动，而这使得世界经济变得更加不平衡、更具不确定性。
而在资本方面，“原始资本主义2.0版”最主要表现为规制资本主义的衰落。今天因为民粹主义的崛起，西方“弱政府”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民粹政治导致党争，党争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危机和针对社会的治理危机。
这种情况下，政府无法顾及资本，更不用说是规制资本了，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完全的自由。
拿互联网和AI产业来说，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一直说要规制和监管，甚至业界从业者都在要求政府发挥监管作用，但多年过去，还是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监管举措落地。
可以说，新凯恩斯主义所吸引的资本和财富，以及政治危机所产生的资本的完全自由，给美国资本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也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科技再次突飞猛进的原因。
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特朗普和拜登谁能胜出？
或许，必须要承认一点，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对美国来说，其经济始终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在发展和演化。
尽管美国在政治和社会治理上遭遇了危机，但美国的经济体制、科技创新都没有特别严重的危机。并且，美国过去的每一次危机似乎都促进了美国的发展进步，不管是一战、二战，还是越战、冷战，包括几次经济危机，都没有阻止美国经济和技术的进步。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读懂美国、理解美国，和美国打好交道，以及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假如特朗普“东山再起”
尽管美国的经济始终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在发展和演化，这点特朗普、拜登都改变不了。
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科技创新，美国内部产生的变化本身就具有外部性，一旦内部解决不了问题，就很容易把问题和矛盾向外转移，外化成国际问题。
如果说拜登成功连任，美国将大概率沿着拜登政府此前的对外路线继续走下去，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调整和优化。
那么特朗普如果“东山再起”，成功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无疑将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造成新一轮冲击。
事实上，对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可能性也确实令世界多个国家绷紧了神经。
在今年1月16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表示，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那么这将是“一次倒退”，也会让加拿大的日子变得困难。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也在当天的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警告，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欧洲必须准备好“独立自主“。
此外，还有外媒披露称，墨西哥、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正寻求间接或直接接触特朗普，韩国计划与美国提前开启关于驻韩美军费用分摊问题的谈判，以避免特朗普上台后节外生枝。
那么，如果特朗普真的重新当选为总统，世界会怎样：
1. 俄乌战争、巴以战争将结束？
对于战争，特朗普是持足够理性态度的。
在此前的一次演讲中，特朗普就曾强调，自己是美国70年来唯一没有发动战争的总统。
而在参与总统竞选的过程中，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他将彻底改变对乌克兰战争、与中国的贸易和北约成员资格的政策。
那么，这意味着对于俄乌战争，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停止援乌，并调停结束俄乌战争；在失去美国援助后，乌克兰可能还会抵抗，但显然无法翻盘，最终只能接受丢掉东部四州及克里米亚的事实。
并且这个过程中，因为利益与意见不合，特朗普还可能与北约及欧洲各国政府产生分歧和矛盾。
此外，特朗普将可能尝试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不一定说要将俄罗斯拉回到美国这边，但至少会试图减少俄罗斯对中国的绑定与依赖。
俄罗斯不一定信任美国，但俄罗斯如果考虑到要休养生息，无疑也乐得利用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转变。
至于巴以战争，在首任总统任期内，特朗普就对以色列有不少动作。
比如将美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推动巴以两国方案暨和平协议；帮助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修复关系（“亚伯拉罕协议”）等。
从理性角度，在新任总统期间，特朗普会利用自身对内塔尼亚胡的影响力，使得巴以冲突降温，从而让美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美国本土和东亚（中国）。
但也不排除内塔尼亚胡“狐假虎威”，继续扩大巴以冲突，甚至引发新一轮中东战争的可能。
可以说，一旦特朗普处理不好以色列问题，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力。
2. 欧洲对特朗普不信任？
其实，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及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意识形态冲突不断加剧，就让欧盟逐渐意识到两个巨大的危机：
一方面，美国作为欧盟最亲密盟友具有不稳定性。
特朗普在此前当选总统后，对于跨大西洋关系的处理可以说是颠覆了美国冷战后的传统。
2017年上任第一天，特朗普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随后几周，又结束了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的商谈。
此外，北约的分量不断被特朗普政府所边缘化，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盟的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欧盟也逐渐意识到全球化的不稳定性。
过去，经济全球化是欧盟曾认准的维护全球和平主义的不二法宝，“生意越多，纷争越少”，然而在特朗普时代和疫情期间都被证明，产业链越是全球化，在极端情况下断裂所带来的损失越大。
尽管2020年拜登的上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欧盟的这种不安全感，但是本质上并没有解决不稳定的问题。
如果特朗普回归，跨大西洋的美欧合作还会被动摇。
除了放弃乌克兰，特朗普政府还有可能实行北约收缩战略，甚至重启与与欧洲的贸易战，退出各种与气候变化相关协议，进而破坏拜登时期努力修复的美欧关系。
而欧洲也将重拾对美国的不信任，并重新审视与美、俄、中三国的关系。
3. 日韩的“不安”
对于日韩来说，特朗普都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当选将影响日韩全面倒向美国的决心。
比如在今年2月份，特朗普就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事件进行了表态，如果当选，将立即否决这一计划。
在特朗普看来，出售美国企业最终会损害美国利益，无论说你是中国企业，还是日本、欧洲这些盟国企业，都首先应以美国本土利益为主。
如果日韩要求美国的支持或投入，那么日韩也必须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甚至特朗普还可能会减少对日韩的投入和承诺，比如军事方面，就可能要求日韩增加更多对美军基地的军事开支。
特朗普可能会鼓励日韩的索尼、三星等企业在美国投资设厂，将产能、就业转移到美国，但是却不可能允许日韩企业收购美国的战略行业企业。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对朝鲜和金正恩的兴趣，特朗普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与金正恩的沟通，主导朝鲜半岛局势，使半岛不发生冲突，但对于韩国与日本来说，这种局势只会令人产生不安。
事实上，如果按照布林肯的“餐桌菜单论”，你很难判断在特朗普时代，日韩到底是能够与美国一起坐在餐桌上点菜的食客，还是在餐桌旁负责端茶倒水的侍从亦或者其他。
4. 对中国：进一步寻求全面脱钩
除去前面的几个议程，对特朗普和美国而言，可能最主要的议程还是中国，认为中国才是美国在国际上真正的经济、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与挑战。
为此，如果特朗普成功当选新一任总统，那么特朗普反华政策的思路和特征、中美之间的“脱钩断链”将可能更加系统、深入、全面、持久，且在短中期内“不可逆”：
1. “全面性”：针对中国，要不设边界，任何中国的行业、企业、组织、实体、个人都可能被涉及；
2. 美国参与主体的“全社会性”：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地方政府；从政府、企业、学校到社会团体；从公共部门到私营部门；在Trump的鼓励与呼应下，预计美国未来将出台大量针对中国的举措，限制民间交流访问，包括访问、留学等；
3. “不择手段”：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以各种名目进行，选择性执法，滥用或重设法律，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与制裁，包括不断扩大技术的范围、边界、名目、所涉及的主体等；
4. 强迫第三方国家站队：要求其他国家也参与到限制与制裁中来；
5. “持久性”与“不可逆性”：希望将对华的遏制政策变为长期持续、不可逆的政策。
此外，特朗普还有一些并非针对中国，但会削弱中美合作基础的举动，比如暂停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这些都将进一步削弱中美合作基础与交往。
而对于中国来说，尽管美国并非中国国际问题或者外交关系的全部，但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中国的核心问题还是美国。
这些年来，美国已经把中国界定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的竞争者（在美国的话语中，实际上类似我们所说的“头号敌人”），并且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努力形成其所说的“全政府模式”“全社会模式”甚至“全球模式”来对付中国。
可以说，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来误解、误判美国。
美国大选，中国能做什么？
当然，还需要意识到的是，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中美关系从长远来说还是确定的。
如果特朗普真成功当选了，并改变了大量政策，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但这只是短期的不确定性。
长期反而是确定的，就像总书记说的，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
我们没有说要推翻美国的霸权，我们不会打败美国，美国也打不败我们，最终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共处的方式，除非你自己犯了大错误，导致远远落后，但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出现。
而在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事就是把自己的发展问题解决好，把自己的故事讲得足够精彩，源源不断地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将自己的故事讲得足够精彩？至少以下六个方面可以做好：
第一，进一步加强非经济部门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
中央已经明确“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那么非经济性政策也要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以非经济部门来服务宏观经济的发展。
而要想引导非经济部门克服自身的“部门主义”倾向，我们需要加强中央政府的政策协调功能。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置于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之下。
各部门自己设计自己的改革、自己改革自己、自己评估自己的改革，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各部门的改革要服从总体国家利益，围绕“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原则，一切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强化协调功能——通过协调，把各部门的利益导入整体国家利益。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需要互相评估自己出台的政策对对方的影响，做好预判和对应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改革的碎片化，避免“合成谬误”。
第二，第三次土地制度的改革。
历史地看，中国每一次成功都与土地改革有关系。
毛主席的革命成功归功于土地制度改革，邓小平的改革成功归功于土地制度改革。前两次的土地改革都成功了，现在我们需要“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
实际上，土地制度改革的提出已经有数年，也有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三权分置”等，但好多政策还没有切实地推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忘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
我们一直在呼吁，要逐步取消户口制度：城乡只是居住概念，而不应是身份概念。城市不仅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也可以成为农民的新家园。
同样，农村也可以是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户口制度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安排，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它永久化。我们现在要鼓励城乡的双向流动。
一直以来，因为城市的虹吸效应，农村的要素持续流向城市，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买房，把小孩送到城市里读书。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毕竟有限，社会资本又很难下乡。
因此，应当鼓励城市的中上阶层到农村居住——他们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需要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改革的方案已经有了，问题就在于如何加快推动落实。
第三，针对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作“清单式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两条腿走路”——民营经济和地方政府。
在经济发展相对困难的时候，就要进一步动员民营经济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发展力量。
现在一定要进行“清单式”的梳理，搞清楚堵点难点到底在哪里？民营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在哪里？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发挥作用的堵点难点又是什么？
只有清楚地识别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转化成为地方的经济红利。
第四，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在建设金融强国方面，尤其是要发挥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独特作用。
我们要克服一些人所说的香港面临的“孤岛化”问题——眼下美国西方打压香港，区域内一些政府也有意识地跟香港竞争，吸收香港的金融和人才等要素。
这种情况必须有所转变。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就必须建立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
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以来的美国为什么强大？为什么日本、德国、法国这些不同时段的世界强国，都只是二流的经济强国？这里的关键在于金融。
我们国家如果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就必须发展香港这个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在香港金融这些年受到各种挑战，受到各种负面环境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重塑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通过与大湾区的融合，尤其是与大湾区主要城市如深圳、广州的协同，把香港塑造为“第二个金融中心”。
上海这一金融中心是为我们的金融稳定服务的，香港、深圳和广州可以建设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金融服务枢纽，跟华尔街竞争。
第五，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家统一市场建设。
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建设国内区域统一大市场，长三角三省一市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他区域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等区域应该向长三角学习。
京津冀需要平衡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同时强化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扩散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尤其要关注如何让内地九个城市互相协调的问题。
另外，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的特殊条件，我们可以重点参考欧盟的经验，深入研究借鉴20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欧盟是如何做到市场一体化的。不管如何，需要推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之一，也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建设。
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目标和抓手。
第六，开放、开放，再开放。
当我们力图通过国内大循环做大中国的内需市场时，始终不能忘记的一点是：
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自特朗普时代以来，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和脱钩，而中国没有走上苏联的“冷战”道路，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强调要把大门打开，打得更开，深度融入世界。
美国政府之前搞贸易战，是行政当局的逻辑，用纳税人的钱和行政的力量搞所谓“再工业化”，让资本重新回流美国。
但“脱钩”不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科技的逻辑，更不是市场的逻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美国芯片三分之一都销往中国，这怎么可能“脱钩”呢？
同时，美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也不要把美国视作一个整体。美国不是拜登的美国，也不是特朗普的美国，美国是由很多群体和利益集团组成的，他们相互制衡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走向。
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美国白宫和军方倾向于跟中国脱钩，但华尔街和硅谷不想。
华尔街之所以支持向中国施压，是希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让他们赚钱。我们和外国驻华商会交流时发现，没有多少企业想离开或自愿离开中国，并且从历史上看，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
只要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中国保持开放，在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产人群还在迅速扩大的前提下，美国资本是不会放弃中国市场的。
反之，如果中国选择封闭，那么美国所有的既得利益群体才会真的团结起来对付中国。
并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可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组关系，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关系。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不是说利益完全一致，我们与其他西方国家同样有许多可以合作共赢的空间，更不用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当然，在如何开放上我们也需要落实到更具体的方面：
对外开放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考虑如下4个方面的举措：
首先，推进围绕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高水平开放。继续和国际规则对接；在对接的基础上，参与规则制定；在参与的基础上，争取规则制定权。
其次，推进更精准的单边开放。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中国给世界可以提供的最好的国际公共品，同时，我们在开放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能要有精准的单边开放政策。
经验地看，单边开放很重要。美国之所以强大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其开放市场——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吸收了优质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高端的人才。
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些领域实行单边开放的。我们不要过于迷信对等开放，要历史地看待它。
我们国家也曾通过单边开放谋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缺少资本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请进来”引入资本，这就是单边开放；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为了加入WTO，修改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万多条法律法规、政策，这也是单边开放；近年来，从上海进博会到最近对欧洲多国和马来西亚的单方面免签，也是典型的单边开放。
我们的单边开放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希望能把单边开放扩大到更多的领域。
第三，建设开放的企业系统，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
要连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市场，也就是把内循环和外循环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企业层面，我们要通过建设开放的企业系统，推动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
现在，我们的很多企业也只是地方性的，甚至还没有实现跨省。也就是说，生产要素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和配置。
不管如何，中国的企业发展到今天，“走出去”——构建跨国企业是必须走的下一步。其实，通过内循环外循环相结合，可以把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嵌入国际大市场也结合起来。
最后，在经贸方面，斗争但不“脱钩”；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方面，斗争但不冲突，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履行大国责任。
美国对我们“卡脖子”，搞“脱钩断链”，我们要敢于通过斗争去维护国家利益，但同时我们不仅不主动脱钩，而且要主动分化西方政治、资本和社会力量，让冷战派的脱钩破产。
或许我们改变不了人家的格局，但我们可以正确认识实际世界是怎么运作的，努力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这样我们的前途也将注定是无限风光的。
参考资料：
[1]. 《郑永年：美国进入“原始资本主义2.0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大湾区评论
[2]. 《郑永年：经济中国的今天与明天》，大湾区评论
[3]. 《多国为“特朗普可能回归”布局》，环球网
[4]. 《假如Trump归来：俄乌、巴以、台海——美国对外政策推演》
（免责声明：本文为经济学教授据公开资料做出的客观分析，不构成投资或者购买建议，请勿以此作为投资或者购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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