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普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已经具有国家行为体的基本要素，可以认为是当代国家行为体的初始形态。中国先秦时期是乱世的情史，文明的形成有别于西方。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诸侯林立，从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产生及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社会已经产生了一个早熟而内容极为丰富的国际关系体系。
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催生了中国早期的外交实践，独立的各诸侯国、各民族之间，通过多种人员和形式进行沟通往来，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公共外交素材。
三十六计中的反间计，其根本原理就是通过制造舆论，造成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公共外交思想及实践是春秋战国时期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如何维护国际关系，开展外交活动的深入思考，并对当前的公共外交现象还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整体格局
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平王迁至今河南洛阳，我国历史也进入了从公元前７７０至前４７６年的春秋时期。在这一时期号称“天下其主”的周王室衰微，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其所立的制度也开始崩裂瓦解。
王权的衰落、加之位于中原地区的齐国和晋国，南方的楚国，以及西北一带的秦国等主要诸侯大国势力不断膨胀，相继争霸，兼并不断，小国图存便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在这种形势下，诸侯国间的交往频繁，小国求盟，诸侯间往来游说，通婚联姻，各诸侯国间的商贸往来等情况不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又是空前活跃的诸侯国外交实践时代。
公元前４７５年，我国进入海战不休，干戈不息的战国时期（公元前４７５年一前２２１年）。经过春秋时期激烈的争霸战，周王室的势力更弱，而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成为独立国家，史称“战国七雄”。
期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对其他诸侯国的统治，也展开了更为惨烈和频繁的争霸战争，并形成说客纵横唇齿天下的时势，最后由秦一统天下。在这５００多年的争霸时期内，诸侯各大国通过扩张，势力越来越大，有明确的领土范围和人口规模，具有了独立的政权和地位。
国家内部完全不受周王朝的控制，在对外事务上则直接绕过周王朝进行互相的往来，相互承认各自的权力，已形成独立的国际关系主体的地位。齐国、晋国、郑国、宋国，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等都是当时新兴的独立国家以。这些国家能独立地设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方针，也能平等与各国进行外交实践。
正是由于周王朝统治走向从衰败，旧的社会秩序被打乱，而诸侯割据纷争，新的社会秩序又长时间难建立，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并立的特有“国际形势”。
诸多思想家、理论家纷纷著书立说，叙述自己在面对纵横交错的列国格局时所得出的外交的见解与主张，国际关系的思想及实践探究进入了一个极为灿烂而又影响深远的大繁荣期。也正是这时期所产生的这些思想瑰宝，使得研究中国的古代外交思想与历史，必须懂得春秋战国时期不可。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政学结合，诸子百家游说各国以推销治国良方，以天下为己任。合理的供、需形势，形成了宽松自由、政、学互动的良好的时局背景和学术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主要是体现在诸子的思想之中。老子、孔子等著名的思想家及管子、子产等一些直接参与外交活动的政治家和外交人员，在涉猎及处理外交问题时，都或多或少地阐述了自己对国家间交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仁义学派。这一派主要以孔子为代表。孔子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关系的扩展，也就是从个人道德修养出发，然后扩大到社会和国家间关系，所以它应该遵循的人与人之间诚实信义的原则。
孔子的外交哲学思想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主张以德治国、与人为善、行“仁义”于天下。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恪守“仁、义、礼、和、信”等道德原则。所以，“仁义”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国的立国之本。有“仁”才能有“礼”，有“礼”才能达“和”，和者，则“天下之道也”。
要达到“和”还必须提倡“中庸之道”，即主张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谦让，寻找公正与和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消除战争危险。显而易见，孔子是厌恶暴力和战争的。
仁爱思想。墨子认为列国干戈，社会动乱，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人们之间没有相爱的精神。墨子思想的中心是“兼爱”。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人们能够超越国家的限制、社会的约束，从而产生共情。
“兼爱”需要“非攻”，即反对人民之间残杀的战争行为，所以墨子也是和谐和平的倡导者。墨子的观点是，从利益得失来看，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基础。如果能让世人理解兼爱与交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战争消除，世界和平。
王道，霸道。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以力假仁”。王道和霸道的概念也得到了区分，以“德”得天下者谓之“王”，以“力”压诸国者谓之“霸”。孟子认为国家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之本在于王道，而王道之根在于施行仁政。仁政能安抚人民，顺乎民意。
纵横思想。孔子曰：“使乎，使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注解为“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此处所说的“使”就是指在国家之间的往来专门以游说为业的“使者”纵横家，今天我们也称他们为“说客”。
纵横家多为策辩之士活跃于战国时期，可称为中国最早期也最特别的外交实践者，其中的佼佼者便有“合纵连横”思想游说诸侯国的苏秦和张仪。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纷乱，“唇齿相依”的特殊国家间格局，产生了纵横游说之策。也促成了为数不少的行人与策土，游走于各国之间，说服各方在外交政策和战略上达成共识。
纵横家及其思想的优点就在于其能够权衡外事交往中的利弊，发现妥善的谋略，把握谈判时机，促成大事；但是缺点也是因为巧舌如簧，算计利弊，难免显得工于计谋，屈服时势。
自然学派。自然学派以老子为代表。老子思想以“道”为核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重视顺从自然规律，遵照自然法则处世。顺乎自然本性是“道”的最根本要求和本质，因为“道”是一种无处不在、包容一切又客观存在的法则和规律。
老子认为不应过多去建立和管理国际关系，国际社会秩序要在“无为而治”中达到有序和谐，而不是由某些大国通过强力去建立的。这是一种自然平和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追求大小国家互相谦让、信任彼此，各自就都能达到愿望的满足，从而安也自得，和平相处。
三、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从诸子思想所汇集的外交思想中，蕴含着许多与公共外交相关的思想理念，值得我们进行提炼和进一步的解读。春秋战国时期被誉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此时期内的各诸侯国成为独立主权的国家，彼此之间既有为了利益，互相展开兼并斗争的阶段，也存在互为支持，誓盟友好关系。
千丝万缕的又混乱无序的国际关系大格局，迫使各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外交思想、制定外交策略上充分发挥了创造力，成为外交智慧多彩绽放的伟大时代。
通过本文前面所做的例证和讲述，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公共外交的思想和广泛实践，并且这个时期的公共外交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对当今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理论建立和现实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进一步扩大外交事务和国际影响力的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实际上，中国与世界的公共外交古已有之，只是由于当时并没产生当今公认的公共外交概念，从而未被辨识，得到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在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论的建设中，我们应该做的除了借鉴西方的理论研究成果之外，更应该深入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土壤中，正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立，特别是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历史性关联与指导，不断总结和提炼丰富的可为今所鉴，为今所用的吸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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